一、 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革命:谁在淘汰今天貌似强大的企业家?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也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中国独生子女一代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在这样一种历史趋势面前,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结论:未来只有一种企业家能够生存,那就是能够领导独生子女的企业家。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如果我们以十年甚至二十年,而不是以三五年为一个周期,去看企业的兴衰,会发现IBM曾经在九十年代初持续亏损三年,亏损额达一百多亿美元。也会发现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公司在九十代末,集体陷入衰退之中。更会发现二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公司,如苏州香雪海,北京雪花,广东万宝,至今已经不见踪迹。 是什么在左右公司的沉浮?回答只有一个:消费者与员工。消费者决定着企业的利润来源,而员工决定着企业的竞争能力。IBM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初由盛而衰,原因在于他们忘记了消费者会变:从大型机转到了PC。日本企业之所以集体衰退,原因在于日本人没有想到消费电子会一下就转到数码世界。而苏州香雪海,北京雪花,广东万宝的消失,不过是他们过分沉浸在供不应求,他们想不到时代会变得如此之快. 当独生子女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采访,感到十分震惊,我觉得这个采访也许能够帮助企业家,认识到未来的变化趋势。 这个采访说的是这么一件事,一个女孩(独生子女)上高二了,过去学习很认真,但最近却不太听话了,出现逃课,夜不归宿,以及抽烟之类。她的妈妈非常伤心,伤心到甚至为她割腕自杀,幸好被亲人发现得早,未造成大悲剧。 记者就此问她:“你知道妈妈为你自杀吗?”回答:“知道呀”!记者接着问:“你怎么想的?”,回答:“我觉得那是她的事,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要自杀是她的事,那是她的选择,与我没有关系”。 记者不解地问:“可是妈妈是为你的未来而伤心的呀?”换来的是令记者更不解的回答:“我好好的呀,她为什么要为我自杀?我没做错什么,我活得很好呀?!” 我不知道今天的企业家如何看待这些对话?会不会由此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危机? 这并不是在做什么类似“幸运52”的游戏答题,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作为企业家,你会很快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独生子女,会发现过去十年二十年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突然在这批叫做“新新人类”的一代上失灵了。 比如过去,我们对员工说:“我严格要求你是为了你的进步。”我们也会说:“你要先表现好,才能给你提工资”。我们还会强调:“让你从基层做起,是为了让你能够真正懂得优秀要从头做起”。而在过去,这一套也的确生效,大多数的员工不仅会听这一套,还会对你感激泣零。但现在会发生什么? 现在即将发生的将是一个接一个的员工离职!因为他们会明确对你说,你要严格要求我,请给我涨工资,涨了工资我会好好干,好报才有好人,所以你必须先涨,否则我就不是好人,因为你不让我做好人!什么叫从底层做起?对不起,如果我的领导不如我,那就请立即提拔我来领导他,而不是我在他手下受尽苦难。 他们还会对你说,我不喜欢干现在这个工作,能不能调整一下?我想做另一个工作!你如果说不,那第二天这个员工的离职报告就交上来了。他们还会对你说,请你在工作中要学会尊重员工,我不是你儿子,否则,我宁可三天挨饿,宁可三个月没有工作,也不会在你手下工作! 想想吧,当这一切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结果?不错,你是强者,你是拥有几千万几十亿资产的企业家。可是,当你不能领导、不能管理独生子女一代,当他们宁可挨饿宁可受穷也不愿为你工作的时候,你除了拥有资产拥有金钱之外,你又还有什么? 二、 神州数码总裁郭维的困惑:打破“保姆心态”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记忆 事实上,这场革命早就在悄悄进行了。在《中国企业家》有一篇文章,是对神州数码总裁郭维的采访。 从2001年6月上市以来,神州数码曾经创造了连续8个季度持续稳定的增长,但在第九个季度,神州数码“面临了第一次,也是如此重大的一次亏损”。对此,郭维主动承担了责任: “作为集团的总裁,(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带好总裁室和公司高级干部的班子,没有及时问责,采取措施,使有些问题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我向全体员工道歉,向股东道歉,并提议对我进行处罚,削减1/3工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郭维的反省:“去年发生那么多事,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我做不到、我也不可能帮到所有的人。我只可能团结到跟我有同样事业心的人。过去我就像劝善一样:“别掉队啊!”保姆心态很重,“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拉扯着所有人往前走”。 “现在我不是希望你别掉队,而是告诉你,我对你有什么要求,你要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别做了。所以我现在可以给我的每一位副总裁讲:“这件事您要做好了,您继续干;如果您做得中平,我就得对您存疑;要做得不好,就地免职。”以前这样的话我是说不出来的,以前要是别人做得不好我想的是“我得帮你吧。”现在我谁也不拉了,我现在在感情上已经摆脱了那种束缚。” 我觉得,很多企业家在总结自己成功的伟大经验时,那些话大可不听,因为成功的注解,一定有很多水份。但企业家在总结失败教训的时候,说出的话却值得我们认真品味,郭维这番对对失败的总结,我觉得将是中国若干企业家在未来三五年,才会真正懂其中的真正含义! 我们为什么要把郭维这样一番简单的失败总结,上升到中国企业集体记忆的程度? 道理很简单,历史也将会证明,郭维这番总结,将是一代企业家退出历史舞台的墓志铭。这一代企业家,就是我所谓的市场政治家。 中国目前几乎绝大多数成功的企业,都是“市场政治家”意义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成功企业到目前为止的经营智慧,基本上是政治智慧而不是真正的企业经营智慧。而这种政治智慧,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小农文化智慧,而不是工业化下的新型商业智慧。 所以,郭维的困惑,我们也只能放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 什么叫“保姆”心态?保姆是针对什么而言的?显然是针对儿童甚至婴儿而言的,当企业家拥有“保姆”心态,或者说员工让企业家拥有保姆心态的时候,背后有着两个前提:第一,企业家把自己当成保护人,在思维中要比员工高一等。第二,员工或下属把自己当成儿童或婴儿,出了问题需要上级“保姆”帮助! 我们通常会把出现的问题归于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似乎是强者,但事实上,有什么样的员工,才有什么样的企业家,企业家的领导方式不过是对员工的一种适应,或者说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暴君与暴民关系的翻版。 当暴君的独裁与暴民的依赖,当企业家的“保姆心态”与员工的“儿童心态”,构成了因果循环,构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类无解的死结时,我们要问,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显然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中国传统的小农文化,而中国这种小农文化的利器,就是君臣父子这种等级文化,以及中国人对于生命价值要通过子女传承的偏执。 但现在这一切被独生子女政策彻底地摧毁了。由于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权力结构中的主宰者就从父母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过去是父母对子女独裁,因为子女离开了父母就活不下去。但现在轮到孩子对父母独裁了,因为父母只有一个孩子,而父母的幸福来源与生命价值又取决于这个唯一的孩子,父母离开了子女就活不了,那怎么办? 过去我们这代人是不可想象离家出走,或者动不动自杀。但现在我们发现独生子女这一代的离家出走,自杀之类的现象,到处可见。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多人把它归于这代人脆弱或没有责任之类的“问题”上,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会。不信做个调查或试验?所谓的挫折教育之类,不会对这种现象有任何缓解,你也会发现有很多很坚强的独生子女仍然会自杀或离家出走! 真正的关键在于,这种现象的动力是子女用来“统治”父母的核武器,我们只是看到了离家出走或者自杀,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多少没有离家出走或自杀的孩子,他们只是通过威胁父母会这样做,就会成功地把父母对自己的统治,转化为自己对父母的统治。我们看到的自杀或离家出走,只是父母与孩子为争取家庭权力的悲剧而已。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如果父母不学会用全新的方式来与子女沟通与相处,那么自杀率与离家出走率只会上升,而不会下降,因为问题出在父母上,而不是孩子上,孩子有什么问题?你只生他一个,又不是他要你只生他一个的,而一旦只有他一个孩子,家庭关系就会完全不同于多子女家庭。 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家族教育的主流,却又是多子女教育中的”君臣父子”,这种冲突的解在哪里不是很明显吗?一旦我们懂得了家庭权力结构的这种演化,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权力结构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一旦他们成为我们的员工,成为我们的消费者主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三、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我们正在老去,我们需要提一个口号:向独生子女学习!学习不可耻,不学习才可耻! 我们先看数字吧,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从七九年开始的。这就意味着,目前25岁左右的员工,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也意味着,从现在起,进入企业的员工基本是独生子女! 显然,这种年龄结构意味着他们还处于边缘,他们还不是主流,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这一代人对我们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目前仍然把他们当成“问题一代”,而不是主流的原因。可是,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一旦真的他们成为主流,一切就都晚了! 1944年6月,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就受美国政府邀请,去研究日本这个民族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么一个蛋丸之地,能够产生出如此强大却又如此暴虐的民族?在本尼迪克特最后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表达了一个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忧虑:在战争期间一味谴责敌方是很容易的事,但要看出敌人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待人生的,那就远为困难了。可是我们非得去这样做不可!“我必须试着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动,看作是一种有助于理解他们的本钱,而不是一种债务”! 独生子女不是我们的敌方,甚至不是我们的对手,他们是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今天,更是我们的未来!面对这样一代人,一味的谴责与批评,只会加深我们的“代沟”,只能说明我们盲目的自大与无知。我们必须学会并懂得“他们通过他们的眼睛是如何看待人生的”,虽然这也很困难,“可是我们非得去这样做不可!” 正如本尼迪克特指出的那样,研究民族差异的时候,既需要坚忍不拔的精神,也需要宽宏大量的胸怀。一旦我们学会用这一代人的眼睛去看待人生,坚忍不拔而地理解他们,宽宏大量地拥抱他们,立即就会发现我们与这一代人,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与冲突。我们的共同点是如何之多,我们甚至会没有时间来讨论我们的差异性。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中国,需要的是我们每一代人从历史与未来的角度,去看待我们存在的人生意义:一个民主,法制而又自由繁荣的中国,是由每一个中国人“启蒙自己,市场自己“来完成的! 大约两百年前,有一个名叫康德的哲学家,是这样定义启蒙的:启蒙就是脱离我们身上的“幼稚”,而什么叫幼稚?幼稚不是缺乏理智,而是没有别人的帮助,人就缺乏勇气与决心!所以,康德对两个世纪前的西方人大声疾呼:相信你自己的力量!立即动用你的理智!这就是启蒙! 也是在两百多年前,有一个叫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是这样定义市场化的:当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的总体价值最大。相反,当我们每个人总想帮助别人,总想建立一个“大同社会”,那么多关会以失败告终! 启蒙是我们对自我,对“我”真正拥有“私有产权”的肯定,启蒙是把一个躲在所谓“集体”背后的“小我”,变成拥有独立价值的“大我”。而市场化则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转化机制,这个机制宣告财富的来源是每个人坦荡地追求自我利益! 一旦从启蒙与市场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应当提一个口号:向独生子女学习,有问题的不是他们,有问题是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而我们正在老去!并不是所有新的都是注定会持续的,但一旦新的势力代表着那永恒的人性之道,代表着那无情的市场之理,那结果会是什么?相信人类社会千万年来的演化之律吧:春天已经来了,秋天还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