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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盲人张开心灵的眼睛
——访盲人电影院的创建者大伟夫妇
走出熙熙攘攘的北京鼓楼地铁，一直向南，折进小石桥胡同，拐弯，再拐弯，一直往胡同里面深入，就来到了幽静的鼓楼西大街。再经过一个水果摊，在街边一个大红伞边上，有一个小小的院落。我终于看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一进院子就会看到“心目影院”的铜牌，再往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院子相当整洁，到处都摆放着大盆小盆的植物，让小院满是绿意。院子中央摆着好几排大水缸，里面养着荷花。院子的右手边是一大间独立的房间，里面满满地坐着人，正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电视机背后，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电影的DVD光碟，从中可以看到无数熟悉的电影名字。另一面墙上贴着“我为盲人讲电影”的展板，崔永元、何晶的照片和签名赫然在目。
整个房间的焦点是电视机旁边坐着的一个中年男人，他头戴耳麦，正大声地讲解着电视里面直播的残奥会比赛现场。
再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下面的观众都是盲人，有的人身体前倾，眯着双眼，好像“看”得正入神；有的人靠在椅子上，头微微上扬，神态怡然自得，仿佛电视里面的画面让他联想起了什么。在听比赛的间隙，有的盲人走到院里，在一起絮叨家常。好几名年轻的志愿者帮着盲人们倒水、拿东西，搀扶着他们上下进出，有一种家一般的祥和气氛。
这个特别的场景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面已经上演了无数次。这是全世界第一个专门为盲人讲解电影的盲人电影院，而坐在前面身穿白色套头T恤，耐心讲解的中年人，就是“心目影院”的开办者王伟力，熟悉他的人们都亲热地叫他“大伟老师”。
走入盲人的世界
在一个凉爽的黄昏，在这个观众散尽而显得特别宁静的庭院里，笔者采访了大伟老师和他的妻子郑晓洁。这时正是残奥会期间，大伟夫妇白天忙着组织盲人到现场看残奥会，还要全程帮盲人观众们讲解，每天都很晚才能回到位于鼓楼西大街的心目影院。这里并不是他们的家，不过为了工作方便，奥运会开始以来他们一直住在这里，已经一两个月没有回家睡过觉了。
按照很多采访文章的说法，大伟开办心目影院的创意是这样的：一次，他无意中给一个盲人朋友讲解了一部美国电影《终结者》，结果这个朋友听完后十分兴奋，说第一次感受到了电影的魔力，此后大伟就开始琢磨着怎样让更多的盲人能够听到电影，最终创办了这个心目影院。
坐在暮色渐浓的院子里，我听到了一个大不相同的版本。原来这整件事情的发起人，是正在旁边不停地接电话处理事情，一边忙忙碌碌随便吃点凉菜就打发了晚饭的郑晓洁。
“我原来是在拍电影，题材是关于残疾人的。跟残疾人接触多了，就想帮他们。我先进来，忙不过来，而且看着不挣钱，合作的人都跑了，事情我一个人扛着。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做，但我发现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一件事。就坚持下来了。”
那时候，郑晓洁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有一个报道残障人故事的栏目《生命在线》就是她制作的。《生命在线》社会反响很好，但是由于无利可图，最后别人都放弃了，她自掏腰包坚持了下来。一年下来，几乎耗尽了她的积蓄。这个栏目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人出资的公益类电视栏目。
当时大伟也正在做自己的生意，看着郑晓洁忙不过来，就决定帮她一下。大伟说：“我帮你半年，半年后就不干了。”结果大伟一陷进去也出不来了。
可惜高收视率并没带来高额利润，因为没人愿意给“满是瞎子和瘸子”的栏目投放广告，节目勉强维持了一年便停播了，但却让大伟夫妇找到了新的人生的目标。2003年，他们用做生意的积蓄建立了“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这是一个完全依靠社会捐款运转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大伟和郑晓洁从此就一心扑在了专门为盲人服务的公益事业中。
“在拍片子的时候，一个肢残的朋友就跟我说：‘你们拍片子，花了很多钱，可能播上个一两次就完了。这个钱如果帮助我们残疾人学技术，那我们可能因为学习了技术而改变生活。’这时我才明白残疾人也有这么多需要。”郑晓洁说。
为了让盲人孩子们能够学到一技之长，他们开始培训孩子们学习播音和主持，还从广播电台要来了广播时段。2004年5月17日，全国助残日的第二天，由盲人参与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正式在北京新闻广播台《人生热线》栏目播出。红丹丹也开创了中国培训盲人广播节目主持人及制作的先河。
回忆起当初的艰难，大伟至今仍然感慨：“《心目看世界》第一次播出，16分钟忙活了一个星期，十分有成就感。因为没有场地，我们只能在一个残疾人提供的库房里面做。那里老停电，一停电电脑来不及储存，所有的东西又得重来。那门口还拴着两条大狗，我们一直担心盲人们看不见，一不小心被狗咬了。”“那时候没有正规设备，就是用家里的家用音响制作的节目，就这样也播出了。”大伟笑着说。
长期的摸索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培养的很多盲人孩子已经通过了国家普通话一级甲等考试，能够独当一面制作节目，电台的节目时间也增加了不少。大伟和郑晓洁的苦心耕耘开始有了成果。
成立心目影院为盲人讲电影，也成为红丹丹的一项重要活动。最初，身为健康人的大伟一直没有找到讲盲人电影的感觉，效果不是很好。于是大伟就找专家咨询，甚至自己装成盲人，让郑晓洁带着他四处走，体验做盲人的感受。“现在你给我一根盲杖，我哪里都能去！”大伟自豪地说。经过很长时间的体验和琢磨之后，按大伟的说法，是“有一天‘嗵’地一下，突然明白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讲了。”
“刚开始讲电影的时候，光看影片就得看两天，反反复复看上很多遍。最初的时候我没有讲电影的经验，只能按时间来准备，一分钟后会出现一个陌生的场景，这时候应该怎么说，都做了笔记。如果一个场面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形容，就把电影停下来，想好了，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一个好的讲述人应该有丰富的视觉讲述，又不阻碍对话。”大伟说。
心目影院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着名的主持人比如崔永元、王小丫、和晶等人都来这里为盲人讲过电影。当问到他们的讲电影能够打到多少分时，大伟笑着说：“他们没有为盲人讲述的经验，用的是不一样的方法，把整个故事都讲出来了，也不错。”
在大伟眼中，为盲人讲电影并不仅仅意味着让盲人得到娱乐。“更重要的是让盲人感到安全，”大伟解释道，“盲人通过听电影会更多地了解世界，进而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可以控制的，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关注，得到更多鼓励。”
一路行来不容易
从决心帮助盲人，投身公益事业以来，大伟和郑晓洁遭遇了无数的困难。要不断为红丹丹的正常运转筹措资金，要操心盲人儿童的培训，甚至帮他们解决生活问题。
经费一直是最大的问题，之前大伟和郑晓洁都有自己的生意，各人有自己的车，虽然不算什么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但红丹丹成立后，很快他们所有的钱都花了进去。没有钱，只有向亲戚朋友到处借。家里人都很不理解，郑晓洁的母亲甚至不许她上门。亲戚们都劝告他们不要再做了，郑晓洁的妹妹也一边给他们钱，一边劝告。
“我们很少吵架，但那时候会为了该谁向亲戚朋友借钱吵架。”郑晓洁说。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连儿子的存钱罐都打开了。
2003年9月，在一位残疾人的介绍下，郑晓洁认识了英国人郝晨，郝晨说他可以从英国申请资金，和红丹丹一起培训盲人制作广播节目。郑晓洁对这个项目寄与了很大的期望，启动了红丹丹所有资金为这个项目做准备。但在合作过程中，郑晓洁发现有一些合同并未按照程序来签订，甚至有暗箱操作的可能，她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拒绝签订合同。2006年，郝晨所在的英国某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邮件通知郑晓洁：鉴于“交流障碍”和“不能在合同上取得一致”而导致的“信任的破裂”，不再与红丹丹进行合作。
这件事给红丹丹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红丹丹期盼了将近三年的资助款项成为泡影。
他们培训的几个盲人学员，包括3位已经获得国家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的学员，也在这时候相继离开了红丹丹。对已经心力交瘁的大伟夫妇来说，这无疑于雪上加霜。“那段时间，不能在我面前提到‘盲人’两个字，谁提到我跟谁急！”
这时，红丹丹已经好几个月交不出房租，大伟和郑晓洁借完了能借到的所有的钱，真的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我那时有三天没有来上班，天天在五层楼家里往外看，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里已经准备要卖房子了，卖所有的设备，看能卖多少钱，给员工分。到了第四天早上，我的电话响了。是德国圣诞义卖小组打来的，问我干吗呢，叫我马上去德国大使馆，他们有义卖得来的钱要资助我们。当时我已经三天没有刷牙洗脸了，接到这个电话后高兴得都疯了，开着车马上就过去了。结果拿到了1万多元，把红丹丹又撑了下来。”郑晓洁说。
后来微软志愿者介入进来了，听了大伟给盲人讲的电影之后，觉得这个项目很好，于是开始捐款，来人帮忙，每周固定给盲人们讲电影。接着拜耳公司也也加入进来。红丹丹的工作慢慢恢复了，大伟和郑晓洁也重新有了信心。
有了之前的打击，他们决定不再培养盲人孩子了。但是有一个大连的盲女孩看到以前红丹丹登的招生信息，给他们写来了信。
“这女孩叫董丽娜，她反复给我们写信，还给我写了英文信，又给我打了电话，声音特别好听，我一听心又活了。”但是两人已经商量了不再教孩子了。怎么办呢？有一次董丽娜又给郑晓洁打电话，这时候郑晓洁突然就把听筒放在了大伟耳边。大伟一听：“哟，这是谁啊，声音这么好听！”郑晓洁连忙说：“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小女孩啊，这是照片，这是她写的信……”她把早就准备好的像片、信件都放到了大伟面前。
两人一合计，“得，事不过三，我们就再试一次吧。”他们接收了董丽娜，又重新开始了培养盲人孩子的工作。现在红丹丹一共培养着八个盲孩子，董丽娜也已经获得了国家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
我们希望成为垦荒者
提到为什么想到起红丹丹这么一个名字，大伟和郑晓洁说：“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嘛，南方也有映山红。映山红就是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点水就能活，开得漫山遍野都是红的。本身我们就是草根企业，一定要在群众中才能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公益理念能够像山丹丹、像映山红一样漫山遍野地传递开来，让更多人了解、参与。我们的logo就是一颗微笑的心。为什么要微笑？人要有一颗微笑的心才能帮助别人。”
创办五年来，红丹丹已经影响了很多人，也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事：“我们04年带盲人摸长城，来了一个卖建材的小老板当志愿者，脑满肠肥，挺着肚子，宽宽的金链子，梳一个马尾辫，在那里什么表现我就不说了。第二年他又来了：肚子没了，脸上肥肉没了，头发剪断了，链子也摘了，人也瘦了。郑老师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而是去年那一天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郑老师不瞒您说，我参加活动得到的荣誉证书那小红本子放在我们家书柜最中间的位置。我天天看到都会告诉自己，这一天我是干净的。’”
“2004年北京下了一场最大的雪，很多道路交通都停顿了。那天为盲人们讲电影的志愿者是一位律师，她是第一次讲。她冒着大雪赶过来了，那天一共来了八个盲人，深一脚浅一脚来的，进来的时候鞋袜都全都湿透了，我们一看都特别感动，赶紧给他们换上干的。他们费了这么大劲，就为了听我们讲一场电影。你说能不好好讲吗？”
大伟很有感触地说：“红丹丹的价值在哪里？我觉得它就像一支小小的蜡烛。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开始起步，国内的很多人完全不了解。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付出能够像一只小蜡烛一样，能照多远照多远。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公益组织，然后参与进来。”
大伟夫妇都信佛，郑晓洁说：“就像佛经里面写的，要耕耘播种，才会有后来的生根发芽。我们就想做开荒播种的人。”
大伟满脸憧憬地谈起了他心目中的“触摸世界主题公园”，这是他现在努力促成的一个项目：“它是一个真正的公园，有很多的模型，有盲文介绍，盲人可以通过触摸了解世界。健康人也能去，去了得交门票，作为赞助。小学生，中学生来了，可以蒙上眼睛，感受一下盲人的生活；大学生、社会白领，可以来做志愿者，这是多美的一幅残健同行的景象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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