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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9.18事变77周年。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已经77次舔舐过这个伤口。
在我们的印象中，9.18中国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是当时中国政府，尤其是蒋介石本人的命令。但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张学良却说，这是他的责任，与蒋介石没有关系。
铁轨被炸断了不到一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表演了一场贼喊捉贼的丑剧，他们借口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炸毁，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
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河本未守中尉和他的手下在紧张地准备着炸药，他必须精确算出炸药的剂量，因为上司一再强调，铁路路轨必须断开，但必须保证火车正常通行。河本中尉清楚，这条铁路是大日本帝国在东北的交通要道，一旦断线，后果将不堪设想。
10时20分，河本中尉一声令下，“轰！”一声巨响，一段铁轨和两根枕木被炸成碎块。10分钟后，一辆由长春开往沈阳的第14次列车经过这里，由于恰好是一段笔直的下坡路，，被炸断的铁轨又不足一米，所以，这辆列车只在被炸的路段摇摇晃晃了几次，便顺利通过了，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然而，这不足一米的铁路，却成了一个导火索。爆炸几分钟后，日军开始炮击中国守军北大营。日本兵迅速切断了守军第七旅的退路。就在中国官兵要还击日军之时，传来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就是挺着死，也不准开枪。”19日零点30分，第七旅撤向东大营。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全部占领北大营。
接下来的是，沈阳、长春、锦州、哈尔滨陆续落入日军之手，东北沦落。
9.18那天，关东军怕露出破绽，制造了假现场。在现场，他们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对此，中国方面当时就明确指出，所谓中国士兵尸体，为日军“枪杀十七日雇用之华丐十数人，衣以中国军人服制，复用刺刀刺破军衣，拍摄照片”。
9.18的第二天曾到沈阳调查过事变的记者乔?毕?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柳条湖现场的情况：“我在本庄司令部会见了旧友上肥原。见到在司令部前广场上堆积着铁路被破坏了的部分物品，还把拍下来的照片给我们看。越过高粱地来到现场，只见现场已经完全清扫完毕，换上了新路轨和两根新的枕木；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在参观了爆炸现场后，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也认为日本的这种作法大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
9.19晚上蒋介石才知道消息
张学良在9月18日给东北军指令的时候，并没有请示当时的中央政府和蒋介石。19日他在和部下联络、接受记者采访时，蒋介石还不知道发生了9.18事变。迟至9月19日晚，。蒋介石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我们来看看蒋介石这一天的活动。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那时的蒋介石，正忙着两件事，一个是对付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一个是对付分裂出去的广州政府。
9月19日，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电文说：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由此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当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十九日晚，他写下的日记是：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
9.18事变发生时，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张学良远在北京，晚上正和夫人在前门一家戏院看戏。
1990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曾说：“……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在张学良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这一段讲得很具体：“……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当时在电话里，张学良指示“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
其实当时，在张学良的命令、通告、谈话等，传达都是“不抵抗”之意。
据历史学者杨天石查证，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又称：“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
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发表的《通告日军侵占沈阳电》中称：“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同日上午，张学良和天津大公报记者谈到沈阳事变时说，“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同日下午，张学良在对外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历史学者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 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他说：“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唐德刚向张学良探询：“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他解释当时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人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蒋介石曾让张小打，张也没打
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夫人于凤至将其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之所以屡屡强调不抵抗，只是想向世人表明中国方面没有交战的意思，希望国际舆论公正判断，并通过国际公理解决中日问题。然而“事变”发展出乎张学良意料之外，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这时的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
9月22日，张学良致电部下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内容依然是“不抵抗”之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中认为， 事实上，“九、一八”发生前，蒋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上的支持和同情，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在日后保卫锦州的问题上很清楚。当日军进攻辽西时，蒋介石、顾维均，宋子文，和东北军将领刘以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撤回关内。
杨天石也认为，如果说，“事变”初起，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5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判断失误可以解释的了。
直到三个月后，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这一天，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
这期间，蒋介石下野返乡。12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曾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此后，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
1932年3月蒋介石复出。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在京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受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
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这时的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时判若两人。那时，张学良是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这时的他，却屡屡放过“为国效力”的机会，让人匪夷所思。
后来，汪精卫和蒋闹矛盾，辞职到欧洲养病，临行时电告张学良，指责他“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未闻出一兵，放一矢，却不断向中央索要军款，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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