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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商界、学界、政界流行着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创新”！一些有头脸的人士更是在各种公众场合言必称“创新”：商界大谈要“创新盈利模式”；学界大讲要“创新思维模式”；而政界也有自己的一套，大赞的是“创新机制与体制”。凡此种种，蔚然成风。“创新”的行动见到的远远没有“创新”的表达多，“创新”快要成为全民口腔体操的操练内容了，同时也成为一种席卷中华的潮流“时尚”。 但这种人人都在忽悠的东西显然已成了一个大大的“伪时尚”！ 在论述创新“伪时尚”之前，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创新”一词的渊源：奥地利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是系统研究创新的第一人，并称“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在具体阐述时，他把创新解释成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据此提出了五种创新方法：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来源以及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创新主要论述的是在商界，在市场当中，强调的是“企业家精神”与“资源重组”这两个关键概念，这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与极强的引领作用。后来的学者把这一理论延伸到公共管理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诞生了诸如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生活方式创新等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也是十分贴切与必要的。创新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与实践运动。 但不管什么样的创新，都是以下三方面的“三合一”：创新者敢于承担责任的自我否定精神、原有资源的重新独特组合和对旧有秩序的革命性破坏与颠覆。一种真正的创新，往往是这几个方面齐头并进，并对社会产生较大的甚至是彻底的振动与影响。 回过头来，对照以上的论述，我们会发现今天在周围的很多所谓的“创新”完全不符合上述的基本要求，如果一定要说成是创新的话，也是一种“伪创新”。而由于众多人群的趋之若鹜，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创新“伪时尚”！ 譬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被人们广泛地接受。根据这一观点，这些年来在国家决策与企业运作层面都有不少围绕此方面的创新之举，这在某些“点”上是全新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无奈的是一旦这些创新成为一种大规模的“面”的作业以后就完全变味了。如早年国家为了扶植科技化企业的快速孵化与发展，模仿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的模式，搞了一些“高科技产业园区”，给以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待遇，但很快的这种园区模式就被各级地方政府作为一种“创新”政绩理念而泛滥地加以运用，一时间全国冒出了几千个“高科技产业园区”，这些科技园区的产生不在于园区功能的创新，而是在于居然大江南北不分经济发达程度如何都能跟“科技”挂起钩来，连一些地处内陆的偏远县城也打出了“建设国际水平硅谷园区”的豪迈口号，可怜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连“硅”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笔者所在的上海市也先后建了九个国家级科技园区，其中几个我也去看过，也无非就是一个招商引资的“包工头”角色，真正有自己独特资源配置方式与运营模式的并不多见。比较可笑的是前两年浙江某市一著名企业也扯起“高科技产业园区”的大旗，圈了郊外的几千亩土地，连续几年也没有招到象样的企业入住，后来发现园区内水草丰美，竟然有不少羊群可以在上面悠然生存！ 从企业的层面来说，“创新盈利模式”是人们讲得多但实践少的一个重要的“伪时尚”。拿温州企业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温州的制造业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在八九十年代，他们更多的表现为创业者打破现状的魄力与市场开拓的能力。但温州众多的制造业企业当中，真正称得上（持续）创新的企业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在自有品牌的塑造与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得方面，多少年来没有进入众多企业主的大脑当中，这些企业的命运只能说是“本能生存而非创新生存”；只有少数企业如美特斯·邦威、PPG等懂得制造业的“创新”命门所在，因而在全球制造业中心转向越南老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象他们的老乡那样束手无策，反而在新的商业模式下拓展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创新”在学术界表现最多的就是创新的思维方式，如一种全新的理论、全新的概念的构建或提出。从经济管理的角度，这些年国外确实有很多的创新理论与概念引发了思想的革命与认知的颠覆，如“定位”概念、“4P”营销框架、企业再造理论、文化管理理念等都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创新在现在的中国学术界却常常仅仅是标新立异的手段与方法，而没有关注这种创新是否真正有其实际应用的价值。如此一来，创新就成为一些文人墨客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或在公众平台的标榜资本，也同样沦为了一种“伪时尚”。如这些年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国学管理学”、“东方式管理学”、“孙子管理学”、“易经管理学”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并不熟悉企业管理规律的情况下，硬是要把相关的儒家思想嫁接到现代管理实践中，结果常常是搞出一个个“四不像”的怪物出来而贻笑大方。 创新的“伪时尚”同样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有人创新出两面或多面的“变色龙”式生活方式：在网上，他们义愤填膺，把小日本或美帝国主义骂得狗血喷头，一副忠心爱国、舍我其谁的气势；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非日系电器不买、非好莱坞大片不看、非法兰西香水不用，地地道道的是一个“媚洋派”的角色。“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集多种角色于一身时一点都不矛盾、一点都不忐忑，反而怡然自得。当王石一时出言不慎时，不少人抓到了塑造自我高大形象的好机会，觉得对比王石（“王十块”），他们是何等的“高尚”！我要哀叹的是，当“爱国”都成为一种“伪时尚”的时候，不“时尚”的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何等之不堪，想一想就不寒而栗。
以上讲的几种创新“伪时尚”只是现今各色五花八门“伪时尚”表现手法中的极少数，具体到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等，演化出来的形态更是多如牛毛。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创新“伪时尚”泛滥的呢？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 一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向来是“高权力距离”的特点，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终极判断标准还是取决于上级或更高层级的首肯与采纳。几千年来我们的社会一直强调的是“同一”与“统一”，创新的思维与实践在这种大背景下只能寻找的是“和而不同”的方法，基本前提是“和”。但由于真正创新的实质又是颠覆性的破坏，由此就决定了在下层的很多所谓的创新只能是改变枝节而不是改变原理，改变形式而不是改变内容，由此也就演变成了伪创新。伪创新多了，就变成了“伪时尚”。 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普遍的自信心缺失！而自信心缺失的深层原因又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太多强调了集体、国家的价值，而忽略了这些群体的最基本构成单元——个人的价值。当一个人对自己的个人价值不敢确定或不能确定的时候，他（她）就不可能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或生活状态持有信心，他就要时刻关注周围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评价。而在此种状态之下，要求他有另类的想法，特别是有另类实践的话，很多人首先过不了的就是自己内设的“心理门槛”，老是觉得别人正以怀疑的或鄙视的眼光在看着自己，此情此景，要他标新立异去创新，是很难做到的。而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在充分甄别出别人特别是权势者的基本态度以后，在其“划定”的区域范围内加以改良并标榜为创新，是最为可取的，但那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伪创新”了。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在21世纪大沟通、大冲撞、大融合的特定宏观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但“选择有余而抉择不足”。电信业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浪潮汹涌，已经开始从基础层面冲击中国各种人群的价值判断与行为取向，这是过去一统文化背景下面所不可能出现的。在世界各种文化触手可及、触目可及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别人的不同选择、不同行为及其后果或结果，也能够即时了解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于是在比较当中我们有了自己自然的选择倾向，更有一种自我创造的冲动。中国的不少互联网企业的产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出现的。但不同的是，一些人如马云等能够彻底地摆脱自我文化的设限，也弥补了异域文化在本土中作用的不足，因而搞出了真正意义的创新；而大多数企业还是处在自我禁锢的思想牢笼当中，纵然汲取了其他特色的文化营养，但还没有找到中西结合的好的配方比例，由此出现的所谓创新就总是只能够看到某一先辈或领先者的影子，亦步亦趋，没有自己骨干性的核心东西，因而同样无法摆脱“伪创新”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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