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子最主要的三点思想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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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子哲学著作:《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老子衍》、《庄子通》、《黄书》、《读四书大全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通鉴论》、《思问录》、《张子正蒙注》

王夫子最主要的三点思想贡献:

第一,王夫子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通过对“气”范畴的新规定，运用“质测之学”的新成果，对理气关系进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指出“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坚持“天下惟器”（《周易外传》）、“道在器中”（《思问录》）的主张，批判了宋明理学家“离器而言道”的观点。他还深研《易》理，改铸老庄，提出了“动静皆动”、“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的变化观，提出了“天下之变万，而要归于两端”（《老子衍》）的矛盾观，“奉常以处变”、“变不失其常”（《周易外传》）的常变观，说明世界发展的本质是“太虚本动”（《周易外传》）、“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
第二,在认识论上，王夫子肯定了佛教对“能”、“所”的区分，指出“所不在内”，“能不在外”（《尚书引义》），提出了“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主张，指出在认识过程中要注意“事之来”和“心之往”两个侧面，强调要发挥“心之往”的主动作用，才能如实反映外物。他坚持“以心循理”、“即事穷理”的认识原则，改造了格物与致知、博文与约礼等传统范畴，提出：“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惟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读四书大全说》）。王夫之还全面批判了宋明道学家在知行问题上的“聚讼”，认为理学和心学实际上是“异尚而同归”，他们的共同点是“划然离行以为知” （《尚书引义》）。王夫子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礼记章句》）的知行统一观，他认为知行并进但并非平行，行是认识过程的主导方面，对知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还进一步提出，知行并进的认识应有一个正确的目的，就是“实践之”，把“心之所存”的合理思想“推行于物”（《张子正蒙注》）。实践的前提就是“知天之理”（《读通鉴论》），深刻认识事物的客观联系和发展规律，“尽知其必有之变而存之于心”，然后采取主动措施，“因时不逆”（《张子正蒙注》），然后可以“善动以化物”（《读通鉴论》）。王夫子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以人道率天道”（《思问录》），从事“相天之大业”。
第三,在社会历史观上，王夫子坚持人类史是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过程，提出了“理依于势”、“理势合一”（《读四书大全说》）的历史规律论，但也肯定了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提倡对待历史事变要“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其不尽然之实。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因其时，度其势，察其心，穷其效”（《读通鉴论》）。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王夫子归因于“人之所同然”或“人心之大同”，坚持“即民以见天”的历史见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荀子、贾谊等的重民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