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似为例外，实在例内。满洲原是努尔哈赤依仗武力集结的部落联盟。但他生前封年长诸子为“四大贝勒”，已凌驾于满洲诸部之上，也如北疆诸族重少子，由努尔哈赤少妻叶赫纳喇氏所生的四贝勒皇太极，最得宠而兵最强，于是被八旗旗主会议推为盟主。这个庙号太宗的皇太极，深慕明制，改国号后金为大清，致力于集军政权力于一身，因而它在为十七年死去由其长兄代善主持的八旗旗主会议，推其年方六岁的第九子福临为储君，由此开创满清帝国父死子继的君位继承制。
福临即满清入关后第一代皇帝，年号顺治。因年幼，权力落入他的九叔多尔衮之手，相传多尔衮不仅自称摄政王，而且曾依北疆匈奴、鲜卑、女真至满洲的老例，娶亡兄寡妇、顺治帝生母、蒙古科尔沁亲王之女为妻，即史称“孝庄文皇后”。因而当多尔衮于三十九岁即清顺治七年十二月（1651年1月）骤逝以前，曾自称皇帝，是可能的。而顺治八年正月福临亲政，追谥多尔衮为成宗义皇帝，却不到两月，便对多尔衮声讨致罪，“籍其家，诛其党”，彰显满洲八旗权贵内讧的剧烈程度，也是不奇怪的。
顺治亲政不过十年。历史证明，他较多尔衮更热衷沿袭明制，把明初二祖当作施政的楷模，因而比多尔衮更冒犯满洲八旗的征服者特权。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春初患上满蒙诸族最害怕的天花，死前面临立储困境。相传他首肯西洋耶稣会士汤若望的建议，同意传位于皇三子玄烨，理由即在这位年方八岁的满蒙混血儿，已出过天花。
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的这位第二代皇帝，即位次年改元康熙。到他六十九岁（1722）去世， 在位六十一年馀。早在“文革”前，著名近代史家刘大年发表《论康熙》，将康熙帝与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对照，以为康熙政绩不亚于同时代的法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读刘大年此文，深感兴味，私下重读欧洲近代史著，发现二者还真有可比性。随即奉命参与批判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的中国史部分，十分憎恶该书对沙俄侵华史的辩护论，却以为该书论中世纪中国史，于史未必可以厚非。
光阴荏苒，我再次回到晚清百年史，却发现由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至光绪五朝的地位传承，没有官方近史论著描写的那么简单。
以往清史论著，都曾注意清世宗即雍正帝对立储制度所作的改革。满清入关后这位三世大君，是否弑父并篡改其父立储遗诏？迄今学界仍争论不绝。我同意孟森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的论述，以为雍正弑父夺嫡，或属史实，问题在于满汉文字有关康熙遗诏的比照，至今未有可信的结论，不妨存疑。
然而雍正帝改变了清沿明制的立储传统，却值得重视。原来，满洲入关前由八旗旗主会推大君的传统，虽迫于皇太极一支军力独大，变成父死子继，但改从汉俗的储君遴选体制，直到顺治传位皇三子康熙帝才彰显。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生男多达三十五个。除早殇与年幼外，到他晚年结党争储的皇子，不少于半数。康熙长子乃庶出，而年方二岁便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因其生母皇后赫舎里氏难产身亡，备受皇帝眷爱，却因做太子长达二十五年，未免急于坐龙廷，闻父病而喜形于色。不想被父皇遍布朝廷内外的暗探检举，于是其太子地位，废而再立，终于被废，囚禁于宫内监狱，直到雍正二年十二月（1724年1月）死去。
自胤礽二度被废后，康熙帝便不立太子，意外效应是诸皇子争储恶斗越发激烈。老皇帝被迫遴选似乎置身局外的皇四子从事祭祀诸事，不料在身边多了一匹黑马。这位大名胤禛的皇四子，竟在单独晋见卧病的父皇之后，旋即通过“舅舅隆科多”调集御林军实行京城戒严，然后宣称父皇驾崩并在临终前传位于己。
那以后雍正帝继位的合法性，始终受人怀疑。有一点尚受论者忽视，那就是雍正帝即位不久，便称皇帝生前明立太子，有弊无利。因而他决定秘密建储，即预作密诏，装入密匣，当着王公大臣，藏入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后。
如此这般，雍正帝似乎解决了秦汉以来君位世袭制度的一大矛盾，既指定储君，又防储君夺位。假如向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龙子龙孙， 都处在紧张状态，唯恐言行失误，丧失竞争优势，那么他们敢不谨小慎微吗？
设计很不错，有利于稳定在位的独裁权力。然而历代王朝的储位之争，本来就是君主专制体制内在矛盾的外化。雍正帝将满清君主体制推到个人绝对独裁的极点，适足以激发自命天潢贵胄的皇子们，及站在彼等背后的权贵，对这一独裁权力更热切的追逐，无非由明争变为暗斗而已。于是，“立储”形式改了，难题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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