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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于奥康的公司史研究把基本的学术起点陈述为“自由引导奥康”，言下之意，乃是强调市场化和自由竞争才是奥康这些年发展的基础。显然，小和是对的，因为舍弃了市场化，舍弃了自由竞争，温州企业无从起步，奥康公司无从起步。
但同样有意思的是，我在小和所介绍的奥康的发展战略里，还看到这家典型的温州企业在发展的中途，开始尝试与地方政府合作，诸如倡建西部鞋城、奥康商业步行街等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这说明，自由竞争、市场化固然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但经济发展的内涵实在要远比简练的概括更为丰富，而转型经济也包括转型的中国经济，则更是精彩万分。
奥康这些优秀温州企业真实的发展历程，勾起了我对我自己有关市场与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之研究的回忆。
几年前，我曾经对“苏州模式”与“温州模式”做过辨析。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许多地方发展模式，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应该是“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所谓“苏州模式”，实际上是类似于早年日本和韩国“政府主导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是政府除了做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应该做的事，比如除提供制度和政策环境外，还通过制订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来引导投资者进入，并积极参与到引导外部资源尤其是企业家资源的进入。
与“苏州模式”不同的是“温州模式”，它是典型的“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即主要依靠市场企业家的创新作用来发展本地经济，政府相对无为而治。
这两种模式在中国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比如，短短几年时间，苏州经济增长之快举世罕见。温州模式也是成功的。在过去２０年中，温州从一个穷地方一跃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典范以及富裕地区的象征。温州模式对外资的依赖度小，形成了许多产业集群，而且产业链条长，当地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涌现出大大小小的老板并走向全国各地。
对于两种模式的比较，有学者提出：“温州模式往往打通了产业的上下游，有自主品牌，苏州模式只是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的加工链条，中国其它区域经济应该学习的是温州模式，而不是苏州模式！”其实，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两只手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温州模式依赖于市场企业家创新，苏州模式依赖于政府企业家创新，从本质上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矛盾关系，因此大可不必厚此而薄彼。但是，对于其他地方以及希望从中国学习成功发展经验的国家，真正需要分析的是两种发展模式所依赖的条件及自身的实际情况。从中国大多数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必须承认，引进发展型的“苏州模式”相比市场主导型的“温州模式”实际上有更大的可复制性。原因在于，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举足轻重，但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缺乏温州那样的传统的商业文化传统，缺乏雄厚的商业人才为主打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及与温州基督教文化不无关系的合作与信任为依托的“社会资本”，这使得全国其他地方要模仿温州模式，靠民营企业来发展本地经济事实上有一定的困难。在中国，以我的调查所见，除了广东的潮汕地区、福建的晋江、福清地区等企业家资源丰富、商业传统悠久的地方外，很难找到堪与温州相比的地区发展案例，表明这一模式的推广和复制难度较大。相比之下，苏州模式是典型的引进发展型，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可以说更加易于操作，易于模仿，易于复制。
我的老家江西就是苏州模式的成功翻版。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贫穷落后，但在跨入21世纪后，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21世纪的前四年，ＧＤＰ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几乎重建了一个江西，其增速高居中部地区之首，尤其是在引进外资方面，江西超过了福建和天津，与北京市相当，位居全国第九并居中部地区第一，俨然成为中部崛起的领头大省。江西历行发展的模式正是典型的“苏州模式”：政府创新先行，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打造一流的招商引资环境、在本地企业家资源不足、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下，靠“引进发展”突围并实现经济腾飞。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都会认可市场制度的重要，但不太清楚市场制度不成熟时如何运作，懂得企业家的重要却不太清楚在企业家资源不足时经济该如何有效运作。所以，转型经济学可以从中国学到的一大经验就是：不机械地等待市场制度的成熟，而是在市场转型中注重发挥好政府企业家的作用；不机械地等待本地企业家的涌起，而是通过招商引资发挥外地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进而撞击培育本地企业家，如此，便在市场和政府均不太规范的情况下，最优地发挥好“两只手”的作用，最大化地实现经济增长。
我肯定温州模式，同时推崇苏州模式，但我同时还要强调，两种模式都只是转型过程中的“转型模式”，未必是终极模式。事实上，“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两种模式最终将走向融合，因为单一的政府企业家创新和单一的市场企业家创新都会遭遇边际效率递减的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两只手都要发挥好作用，两手都要硬。
在苏州，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后备土地资源不足因而影响招商引资的困窘，出现了产业链条短、当地百姓得实惠小的困窘，这使得许多地方在大力学习苏州“引进发展型”的模式外，更加注重“创业发展型”的温州模式借鉴。而在温州，民间创业热情虽高，但对发展环境不很满意，风行２０余年的温州市场正在主动转型。如，政府实施了“一港三城”新战略，又打出“百项千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全面吸收资本要素回流。
“苏州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的关键是推动民营企业家的出现，打造民营企业，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温州模式”向“苏州模式”转变的关键则是塑造强势政府、加强规划、战略引导以及主动招商引资，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放眼全球，在发展过程中将两个模式一开始就较好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工业园区”的发展。
“苏州模式”和“温州模式”推动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说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思路不但在成熟市场下行得通，在转型国家也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借鉴某种类似于中国“中庸”文化式的智慧，不走极端，不偏废一头，不墨守成规，不急于求成，有市场资源优势则发挥市场的优势，有政府资源优势则发挥政府的优势，能够利用自身优势则利用自身优势，能够利用外部优势则利用外部优势，真正在约束条件下寻求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制度创新，而不是为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就是所谓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奥康20年的发展，固然是市场机制下的拼搏，但也与中国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理想不谋而合，其发展史可以说恰好和我以前所推测的一些道理相吻合。而从企业这一社会的细胞的演变，去反观社会经济的变化规则，则可以说是奥康一书给我们的独特贡献。
是为序。
赵晓
2008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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