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前准备
申尼邦德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的团队出发至灾区前，倪剑曾询问友人，能不能让成都政府告诉他们哪里有医院、灾民的帐棚以及孤儿院，好让该团队在上海先知道地点，到当地租了车即可过去。 “但当时得到的回答是，所有进四川的志愿团队，都需向自己所在地的卫生厅申请、获得批准、领到各种证书后，再到四川省卫生厅、成都卫生厅或红十字会等机构办理，拿到证件才可进入现场，我知道我不能通过这样的程序走，我决定马上把我们的车连夜包装设计，在车上贴了些宣传的东西，看上去像是一部政府的车。”
倪剑认为，虽然政府的程序安排是出于善意，因为有太多志愿者想入灾区，必须进行管理，但这种方式无法在地震等大灾害情况下让各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看上去像政府的车辆还发挥另一个作用。倪剑表示，当车子开入灾区，她没想到这辆车在当地被市民投以尊敬的眼光。“因此，即使是做志愿者，也需非常专业化。”
“我们在上海准备了20箱的物资，只是提供八人在两到五天之内的生存所需，因为我们不想动用救灾资源。”倪剑说，由于只有两辆车，无法多带些救灾物品。
“我们的计划在半小时内由专门做紧急物资计划的员工，上网在国际网站查到要带什麽，在上海的司机花一天的时间把所有物资买到。另外我们又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倪剑解释，这样东西的构想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委员会主席胡应洲所提出。“胡应洲先生是个大慈善家，他只会把钱投资在该资助、实施得非常好的项目中，例如在中国，他捐助了近20年医疗卫生的研究，包括现在的卫生部长陈竺都是他投资捐助的研究项目的受益者，北京协和大学医学院一些较中年的主任医师都享受过他捐助的项目。”
胡应洲听说倪剑要到灾区现场，希望她帮忙带东西给孤儿，并建议可带高卡路里的东西或好吃的饼乾、糖果。“我们当时就决定买棒棒糖，这是考虑到当地的灾民肯定会有方便面或水，但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新鲜、会分散注意力的物品，所以我们紧急购买上海六七家大型超市的棒棒糖装过去。”
机场缺乏物资分类管理
当倪剑一行人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后意识到，20个装物资的箱子大小不一、五颜六色，完全没有办法认清这是同一批物资。
倪剑于是跑遍机场，想找一支粗墨水笔在箱子上做记号，但一无所获。她指出，在美国邮局或是快递公司，均提供样式统一的贴纸，只要在其上写好人名就可直接贴到箱子上，但上海最先进的机场却没有可做为物资分类的必备资源。 倪剑表示，如今机场内有许多单位带着救灾物品，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机场的物资管理一定会出错，而这也是他们在救灾路上的第一个心理挑战：担心救灾物资丢失了。
机上开始进行辅导
倪剑一行人在飞机上遇到一些记者，这些记者们很高兴有机会到灾区帮助灾民，而上海申尼邦德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的谘询师也藉此机会为记者进行培训辅导。
“我们知道若不进行培训辅导，到了现场可能会给大家添乱，听说一位年轻记者到现场见到那麽多尸体，听到山崩声，便吓摊掉，因此到现场工作者，最好要有冷静的头脑，经过一天以上的培训，但目前因为事出突然，所有最初到现场的记者、官兵、成都市领导都是没有受过培训的，他们也因为见到人间地狱的刺激场面，失去了脑子，本能地只会拼命干活。”倪剑说。
倪剑解释，目前在中国只有不到一百位的心理谘询专家可在这样的灾难后进行辅导，而真正见过大灾难场面的只有一位去过海啸救难现场的北京谘询师，在现场者，包括当地领导、国家领导、红十字会等人员在面对劫后场面均受到惊吓，他们凭着本能努力工作，但另一方面身体的本能有时也让大脑思维的非常简单。
倪剑认为，其他不在现场的人们，要鼓励这些现场工作者、给他们打气，也要体谅他们、了解他们，知道现在在现场的人理智有时不很清楚。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