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失败大使，成功校长（下）

翻阅日历

　　如果要历数近代中国伟大的校长，司徒雷等无疑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遗憾的是，我们只记得一个时运不济，甚至还有点迂腐的外交官司徒雷登，却忘记了他伟大教育家的光环。
　　对于燕京大学而言，司徒雷登是灵魂，没有他，就不会有燕大的辉煌；对司徒雷登而言，燕大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最绚烂的手笔。

燕京大学的灵魂

　　1955年，司徒雷登立了一份遗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我妻遗体为邻……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
　　从父亲开始，司徒雷登就已经和中国深深联系在一起。司徒雷登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46年，1913年在杭州病故，后来就安葬在中国，此外，司徒雷登的妻子、母亲，甚至他年幼夭折的弟弟也都安葬在中国。
　　晚年的司徒雷登希望回到中国，不仅仅是希望“更正一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还是他的根。而燕京大学，更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

第二代传教士
　　“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这位慈祥老人，正是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饱含深情写下这段文字的，是毕业于燕大，又在燕大任教的冰心。冰心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1936年，司徒雷登60岁。
　　1876年，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从小学习的语言是杭州话。当司徒雷登在11岁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寄居在亲戚家里开始学习时，周围的小孩都嘲笑他。瘦瘦高高的司徒雷登，明明长着一幅美国人的面孔，却不会说英语，因此落了个“土八怪”的外号。
　　在美国学习生活17年之后，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的妻子回到了中国，继承父母的事业，开始传教。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在中国渐渐转变他们的传教方式，不再仅仅关注“直接布道”的做法，而是选择了更间接，但更有效的方式——在中国兴办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会学校的影响来促进传教的事业。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会中国已经零散设立了十多所大专院校，在校学生超过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0%，高峰时期甚至接近20%。在这些大学中，司徒雷登接手创办的燕京大学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还是兢兢业业地把教育和传教结合在一起，而他的成就，也远远超过父辈。自1919年成立后，燕京大学用了不到10年，就跻身于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列。
　　当然，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不止在宗教界，甚至不止在教育领域。在《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中，曾就读于燕大政治系外交组的林孟熹先生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除了他燕大校长、驻华大使等重大活动外，中国现代史上还有他一系列的足迹。比如，1912年，当孙中山发表演说，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的时候，他就是当时在场的惟一外国记者，还是惟一的外国人。当时，他正是美联社聘请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中国的政局报道。

从传教士到校长
　　燕京大学的创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19 年1月，受美国传教士集团的指派，司徒雷登来到北京，在街边雇了一辆黄包车，冒着寒风来到城北的长老会布道团，商量如何创办燕京大学。
　　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基督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 ──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00年，在“扶清灭洋”运动中，各地的神学院大部分都屋毁人亡。劫难过后，各个教会都打算利用庚子赔款重建校舍，但由于这几所学校的创办者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四个教会组织，在学校名称和校长的人选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后来，他们想到，可以由一位与几所学校没有直接关系，而且有相当能力的“局外人”来担任校长。司徒雷登头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在推荐司徒雷登时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6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不过，据司徒雷登后来的回忆，“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
　　当时的燕京大学只有五间课室，一个饭厅并兼会议室、布道室的大房子，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有意思的是，司徒雷登走马上任的场景有些滑稽，非但没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反倒备受冷落。1919年的5月4日正式五四运动爆发的日子，燕京大学的不少学生被逮捕，而司徒雷登上任的当天，正是学生被释放的时候，所以，校长进入学校的时候，同学们都出去迎接被捕的英雄们去了。

“化缘”办教育
　　创办燕京大学的过程中，司徒雷登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资金缺乏。由此，司徒雷登开始了漫长的“化缘”生涯。后来回忆那段时光时，司徒雷登感慨地说：“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
　　为了给燕京大学寻找一块适合学习、环境优美的校园，司徒雷登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的城郊。最后，在北京的西郊，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勺园，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所在地。
　　1920，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先乘两天火车，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一周，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来到西安，见到了勺园的主人陕西督军陈树藩。在西安，司徒雷登巧舌如簧，最终仅以6万大洋的低价买　　此后，司徒雷登还到处游说募捐，孙传芳为燕大捐2万美元；张作霖捐5000银圆；段祺瑞、冯玉祥先后为燕大捐3000元和7000元。
　　而这些款项，和司徒雷登在美国得到的捐款相比，只是小数。
　　为了给燕大筹款，“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可惜最后也只是白忙了一场。
　　真正让燕京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从朋友处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的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并指出要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合作完成。最初，遗嘱执行机构选定的是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但经过司徒雷登的努力，最终让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合作。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
　　执行遗嘱的律师答应给燕京大学五十万，不过却要在一年之后，因为他要确认燕京大学是“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学”。一年之后，司徒雷登再次见到这位律师，不过，律师“变卦”了，他决定给燕京的不再是约定五十万，而一百万。此后，司徒雷登多次向他们所要捐助，也一一到手。
　　1922至1936年间，司徒雷登十次往返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为燕京大学募得2000万元（基金和建设费用约各占一半）。难能可贵的是，燕京大学的资金使用非常规范，没有发生一起贪污经费的事件。
　　1926年，燕京大学新校园落成，但乐极生悲，跟随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了２２年的太太爱琳6月在北京去世。爱琳的灵柩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这是燕京大学的第一座墓。从这个时候开始，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就成为了一体。
　　晚年，司徒雷登的遗愿，就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回夫人身边。

 

链接：抗战中的司徒雷登
    在抗战中，身为燕京大学校长和教务长的司徒雷登，坚定地站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上。
    1934年，身在美国筹款的司徒雷登接到学校的急电，要求他火速返校。原来北京学生为正在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大学生也积极参加，宣布罢课，并参加南下请愿。
    当时，燕京大学多数外籍教授反对学生罢课，和中国教授、学生发生了对立。司徒雷登匆匆赶回后，一些人以为他绝不会支持罢课的。不料司徒雷登缓缓说道：“我在上海下船时，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是否也来南京请愿了？我听到的答复是，燕京很大一部分学生都去了，我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是完全失败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在学校悬挂美国国旗。而且，作为没有南迁的少数高校之一，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与解放区及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冰心和吴文藻回要运送几个学生到大后方时，曾经找司徒雷登借用汽车，对此，司徒雷登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燕京大学在日本占领区里没有奉行日本的奴化教育政策，让日本人很头疼，常常借口增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要派日本教授到燕大任教，人员和经费由占领当局委派承担。
    司徒雷登没有断然拒绝。他拒绝占领当局派遣日本教授，表示宁可关门也不牺牲学校的独立性。他从数名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中，挑选了鸟居龙藏作为客座教授。鸟居龙藏一向反对侵华战争，到燕大后，只是埋头治学，不和日本军方联系。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当天早上日本宪兵便封闭了学校，数十名师生被捕。
    当燕大被日本宪兵查封的时候，70高龄的鸟居龙藏还在校门口颤巍巍向被捕师生深鞠一躬。此后，鸟居龙藏毅然拒绝日军的津贴，靠两个女儿打工以维持生计。
    12月9日，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