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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8-24 14: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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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产品的华为定义
“华为的产品也许不是最好的,但那又怎么样呢?什么是核心竞争力?选择我而没有选择你就是核心竞争力!”
也就是任正非及具备任氏强悍性格的华为,才敢把一句老实承认的话说得如此底气十足。
任正非说:“技术人员不要对技术宗教般崇拜,要做工程商人。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这给华为的技术研发定下了调子。而2000年底华为能在一夜之间把自己从窄带设备供应商包装成宽带设备供应商,也取决于任正非的技术“拿来主义”。
为避免研发人员只追求技术先进而缺乏对市场的敏感,华为硬性规定,每年必须有5%的研发人员转做市场,同时有一定比例的市场人员转做研发。即使以前没有这样严格的制度,研发人员也会自发地到市场部门串门,感觉市场需求的变化。追逐功利和实用的企业文化,已渗透到公司的每个角落。一条法则自发形成了:一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使得华为成功并受益至今。事实上,华为大多数获得市场成功的产品,都不是凭借什么技术上的先进性。
但这并不代表华为不重视技术研发。每年研发投入高达年营业额1/5的华为,比竞争对手更注重新业务和产品的新功能。“现在,价格已不是最有利的竞争手段,因为跨国公司的报价也很低。往往就是一两个功能的差别决定了客户选择谁。现在比的是谁多一口气,多一口气我们就赢了!”华为的一个市场人员说。而对新业务和新功能的发现,全凭研发人员对市场的敏锐嗅觉。
1997年,天津电信的人提出“学生在校园里打电话很困难”。华为中研部副总裁方惟一回忆说,任正非当时紧急指示:“这是个金点子,立刻响应。”华为2个月后就做出了201校园卡,推出后市场反应热烈,很快推往全国。等其他公司反应过来时,华为已做了近一年。实际上这项新业务只需要在交换机原本就有的200卡号功能上进行“一点点”技术创新,但就是这个能为运营商带来新利润的小创新,使得华为在交换机市场变劣势为优势,最终虎口夺食,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
华为产品成功的另一个理由是,响应客户需求比竞争对手更快。华为市场策划与推广部部长郭海卫说,1999年,华为成为最先和中国移动一起做神州行预付费业务的企业。当时他们已经提前觉察到这个将要出现的市场,暗自做了技术储备。中国移动一提出需求,华为立刻全力响应。一期工程全国铺了25个省市的点,只有华为一家承建。据说,2年时间,华为没赚到一分钱。结果业务推出后,中国移动尝到了甜头,在二期招标时一次性给了华为8.2亿元,这是华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合同,利润率远高于其他产品。之后别的厂家跟进,如今该工程项目的价格只有当初的1/5了。
前狮子时代
摩托罗拉评价说,华为的优势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很多隐患会在其继续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对手把华为的弱点看得清清楚楚。任正非要结束华为的土狼时代,作一只与对手比肩的狮子。
不IPD就下岗
“华为可以小米加步枪,日益本地化的跨国公司也不一定非要用坦克。”摩托罗拉中国电信业务部总经理高瑞彬说。
作为老对手,摩托罗拉琢磨华为这匹难缠的土狼可不是一天两天了。高瑞彬说,用户总觉得华为的反应速度快,机房一有问题,华为就能派人连夜赶到,立马修改。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改来改去,各地的版本差异越来越大,将来设备升级时很可能一团糟。现在华为反应迅速,是因为接触面小。将来在全球市场发展,现在的这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机制还能保证华为同样反应迅速吗?
今年第一季度,华为出口额首次大于国内市场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57%。在最近的一次大会上,任正非以其一贯的煽动口吻,动员各部门抽出更多员工增援国际市场:“在国内,我们已经达到为抢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投入七八十人的程度;而在国外,一个2000万元的项目平均投入不到一个人。国内智能网每线6元,国外15到40美元!今年中东、北非、南美市场都会迅速起来!”趁国际电信市场寒冬而收购了一些国外企业的华为,下一阶段的市场重点无疑是海外。
进军海外市场意味着什么?那将是更高一阶的竞争环境。高瑞彬说,做个要打通电话的软件可能只需要10%的成本,其余90%都要花在可维护性和可靠性上。要打国际项目,很多测试在国内可能想都想不到。
摩托罗拉看得很准。任正非也已经看到,企业文化引导下的自发行为,不能满足华为进一步规模化和全球化的要求。另外,以前的华为更多地是做跟随者,但是今后,更多地是要自己决定做什么。
耗费巨资的IPD(集成产品开发)变革就这样开始了。之所以请IBM做IPD顾问,是因为在1994年,低谷时期的IBM对自身进行IPD变革,用全新管理流程成功激活了整个组织。2000年,任正非在华为干部大会上没留一点余地:“不学习IPD、不理解IPD、不支持IPD的干部,都给我下岗!”
简单地说,IPD就是把以前由研发部门独立完成的产品开发,变成为打通全流程、跨功能部门的团队运作,产品研发不再是研发部门的自留地。目的在于,在企业大到可能患上大公司病的时候,以IPD打通部门隔阂之墙,保持从前的活力和敏锐。
以前,华为的研发的确比其他企业更能主动贴近市场,但产品是否适合需要,还是要等到销售甚至装到客户机房后才知道,而那时一切调整都来不及了。1998年,华为在九江的传输产品曾经出过重大问题,按惯例是用新设备把故障机换回来。任正非却说:不能换。换回来研发就不会感到痛,我要让他们痛一痛。结果华为付出了巨额赔偿。
理论上,IPD能够在研发前期就避免以前需要投入市场后才会暴露的重大问题。以前华为的产品开发都在中研部(中央研究部),现在改由PDT(产品开发团队)来承担。每个产品都有各自的PDT,每一个PDT团队由研发、市场、财务、采购、用户服务、生产等各部门抽调的代表组建,像一个个创业型小企业,从研发开始,对市场、利润、产品生命周期等全程负全部责任,共同协作完成一个产品从概念、研发,到生产、上市的全过程,从而真正实现产品研发和市场的同步进行。
孙雨辰是目前华为宽带产品PDT的头儿,以前是做市场的。按理负责研发的头儿应由有多年研发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但当时华为高层强调说:PDT的头目一定得是市场人员。
中研部是华为头一个面临IPD挑战的部门。以前中研部全权负责研发,市场部门负责销售,中研部做什么,市场部门就卖什么。孙雨辰说,现在可热闹了,产品做成什么样完全由不得研发人员,别人都得参与,而这些“别人”在以前都是和研发根本不搭界的人。
新的运作流程变为,市场代表带着产品规格、技术参数等信息到市场上搜集客户反馈,据此考虑市场空间、客户需求的排序,哪些需求会对未来产品的市场潜力和竞争力产生重大影响等等。在市场人员的强烈参与下,产品的概念得以形成。
接着,财务代表根据市场代表提供的市场数据算账:需投入多少研发工程师、仪器设备成本、制造成本、物料成本、产品生命周期内销售额、利润等,一份“商业计划书”诞生了,用以说服IPMT(投资管理委员会,分产品线设立,共有9个)同意为该产品投资。
用户服务工程师以前对中研部意见最大,因为产品出了问题,没完没了替中研部兜着的是他们。推行IPD后,在产品策划阶段,用户服务代表“新愁旧恨一起算”,一口气提出100多条可维护性需求,让孙雨辰和其他人大吃一惊。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产品设计时就考虑这些可维护需求,对提高产品未来的市场竞争力极有好处。
采购人员也没等项目开始研发,就引入了元器件供应商的竞争和谈判,结果使整个产品的成本降低了40%还多。而以往元器件的选择往往由研发人员决定,他们更多地是想如何使产品功能更强大,很少从降低成本角度考虑。财务和采购的及早加入,使产品的成本竞争力提高了许多。
这样,以前贴近市场需求的企业文化和自发行为,以流程的方式固化下来了。
2000年,华为以无线业务部作为第一个IPD试点,无线业务部副部长李承军和他那支从各个部门抽出来的10人团队,在IBM顾问手把手的指导下,把华为的大容量移动交换机MSC6.0送上了IPD流程,经历了10个月的开发周期,把整套程序走了一遍。到现在,华为牵涉到IPD变革中的人已达60%到70%。今年开始,所有的新项目都将导入IPD。
李承军说,以前那种坐电梯般直升的提拔机会,随着公司的规范和成熟将越来越少。客户可能也会很怀念从前一出问题华为员工就飞奔至机房、就地改就地换的时光。现在按照IPD的流程走,华为的反应速度可能比以前慢了不少。但那些多数属于应急的问题,随着前期研发环节的充分考虑,会越来越少出现。同时产品研发周期大大缩短,风险也大大降低了。
为未来而变
尽管几位IPD当事人都对这一变革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并表示这一流程对原来的决策体系和行为方式改变很多,但一些来自华为内部的意见认为,IPD并没有触及这个企业的最本质处。质疑IPD的声音从来就没有断过。
任正非交了学费,任凭IBM的顾问在自家后院折腾。
有熟悉任正非的人说:对于曾国藩来说,理学是旗帜,不会影响他的通权达变;对于任正非来说,IPD是旗帜,不会影响华为的核心优势。他并不认为IPD能深刻改变华为,他所要求的只是有所提升。这个常常将手下煽动得无比激昂的教父式领袖,其人生基调是:灰色但不乏激情。他不会把一个事物看得很有用,也不会轻易判断为没用;不会被美好理想冲昏头脑,也不会固步自封。这一点,从外界流传的任氏系列文章中屡屡流露出的“情形不好,但没到最坏”的情绪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正非认定的事,必定会坚持做下去。但他非常明白,华为真正的变革不是单靠外力就能够推动的,土狼变狮子的过程,不会是突变,只能是演进。正在攀岩的任正非,绝不会在另一只脚还没踩稳之前,挪动现在赖以支撑的这只脚。
与其说IPD改变了华为的行为方式,不如说IPD使华为过去的行为方式在操作上更富于效率,目标导向更明确,压力传递机制更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IPD是对原有方式的强化,而不是改变。在任正非看来,目前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在各项业务的支撑体系上,华为真心实意地做着IPD。但在市场上,任正非带领着他依然骁勇善战的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扩张。IPD顾问说要追求效率,控制成本,但华为今年的市场投入依然是不计成本;后方的产品线改来改去,一线的办事处该怎么干还怎么干;IPD顾问说产品需要严格按照IPD模式进行规范研发,但在2001年,当某高端路由器产品出手速度落伍于竞争对手时,任正非一声令下,所有程序打乱,突击搞研发,产品得以在极短时间内铺向市场。
外界传言,华为负债太重,已成为未来隐患,银行已不愿再向华为贷款。但是来自华为内部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并不缺钱--华为对外宣布企业负债率为53%,银行抢着借钱给华为,各大商业银行对华为都有60亿到70亿元的信贷额度。去年,华为实现了回款200多亿元。任正非一直非常重视回款和现金流,2年前就颇有先见之明地设立了专门负责回款的市场财经部。眼下,华为有40多亿元的现金赢余,贷款额度根本用不完。去年又卖掉了安圣电器,他自称是给自己披上了一件越冬的大棉袄,即使两年没有销售额,华为也能安全过冬。
由于不缺钱,再加上华为独特的行为方式可能在资本市场上受到约束,华为一直缺少上市的积极性。任正非认为,高科技公司缺的是机制而不是钱。但是,作为一个膨胀到今天这个规模的民营企业,华为不可能不考虑上市的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的内部职工股转化为期权,据说就是为上市做准备。
变是注定的。在中国通信业长期高速增长的顺势中成长起来的华为,面对的是一个剧烈变化的环境。原先简单的运营商和供应商链条,已演化为设备供应商、集成商、软件提供商、业务和内容提供商、网络运营商、终端用户运营商、虚拟运营商等组成的复杂产业链。面对变化的国内市场环境和国际市场,任正非的个人意志还能继续支持华为的高速运转吗?
任正非在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现在个人霸道决策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有时候,即使他心里已有了主意,嘴上也不说。如果最后大家开会的结果和他想的一样,他就表示“我也赞成”,以示决策是大家做的。
在IPD之外,华为也在进行其他的探索。企业网事业部是目前华为唯一实行事业部制的部门,并且在销售方式上改变了华为惯用的直销方式。作为华为走上分销路的先遣部队,企业网事业部正在为华为探索另一种生存方式。另外,华为开始像跨国公司那样,注重与供应链上连接着的几百家供货商的同盟关系。在一根筋比拼销售“主业”的同时,任正非也会说:“未来的竞争将是供应链的竞争。”
但改朝换代式的变化远没有发生。任正非设想的“没有任正非,华为也一样能走下去”,并不是靠表面上的“集体决策”就能达到的。几年来,任正非其实一直在物色接班人。先后有几个人已经被内部人接受为“真命太子”了,结果却是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出局。作为最有个性的中国企业,华为存在自己独特的问题,也有着与众多中国企业同样的软肋。
任正非说过,三代人之内,华为不说要进世界500强。这三代,不是说华为的三代领导人,而是华为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
土狼也是令人尊敬的。如果真能够“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而完成土狼向狮子的演进,将更令人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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