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对于一切国粹都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审美标准全被搅乱了,古老的被抛弃了,对于新的即西方的,却茫然无所知。” 这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对拆除北京旧城发出的感叹,而感叹的背后,梁思成为了北京城的消失,不知流下了多少心痛的眼泪。 为了爱情选择建筑 在梁思成的职业规划中,一开始他是梦想当一个雕塑家的。他最终成了一个建筑学家,是因为受了林徽因的影响。 1920年,被徐志摩苦苦追求的林徽因随父亲从英国回到北平,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了17岁的林徽因。这次见面,林徽因深深打动了他的心,而她的一番话更是改变了梁思成的人生理想。 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回忆说:“当我父亲第一次去拜访我母亲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父亲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我母亲告诉他,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父亲喜爱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后来,在父辈的安排下,梁思成与林徽因结伴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梁思成沉迷于看书画图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读书期间,有一次中国同学相约外出郊游,同学们怕梁思成因忙于画图不和他们一起游玩,就与林徽因打赌,问她能不能请得动梁思成,林徽因很有信心地说“能”。 为了打动梁思成,林徽因特意换了身好看的衣服,信心十足地去敲梁思成的画室门。一进屋,梁思成就饶有兴趣地跟她讲起了他的工作,林徽因有好几次想打断他,但碍于礼貌,硬着头皮一直在听。最后,林徽因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对梁思成说:“跟我一起去郊游吧。我都跟人打过赌了,你不去太不给我面子了。”梁思成却说:“你跟他们去玩吧,我还要画图。”林徽因听后,失望地一个人走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性格是互补的,林徽因活泼热情,梁思成稳得深沉。宾大建筑系的老师经常布置一些别出心裁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为毁损的建筑做修复设计,让学生重新设计凯旋门、纪念柱。这个时候,林徽因总能很快就画出草图,但又因采纳不同的修改意见而丢弃最初的草图,反反复复之后,当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设计时,梁思成总会来到她的身边,迅速、清晰而又准确地把林徽因富于创造性的图纸变成精彩的设计作品。
对古典建筑情有独钟 据梁从诫回忆,“早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时,梁思成就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那时他就立志要写一本中国建筑史。” 1928年,梁思成从美国回国,受聘于东北大学,在这里,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回到北平后,他为编写《中国建筑史》,开始了长达八年的中国古建筑野外勘查和测绘工作。梁思成的长女梁再冰说,“1931-1937年间,为了收集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资料,梁思成与当时营造学社的同仁们跋山涉水,跑了200多个县,调查研究了2000多座古建筑和早期造像石窟。” 当时的中国,民生凋敝,梁思成的野外调查异常艰苦。在一篇调查日记中,梁思成这样写道:“6月28日,……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为了拍摄应古塔的照片,梁思成和助手莫宗江差点从六七十米高的塔檐摔下去。但是,当他们终于在太原五台山找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时,竟兴奋得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为了庆祝,他们甚至将带去的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 然而,战争爆发了,连天的战火对古建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梁思成只能尽自己最大能力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希望在破坏它们之前留下些资料。期间发生的一个插曲,很能代表梁思成对古建筑的深厚感情。 1945年初,美军开始反攻并对日本狂轰滥炸的时候,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却幸免于难,这要归功于梁思成的奔波。为了不让两座古城消失,他亲自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虽然不明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但美军指挥部还是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两座古城在梁思成的力保下,保存完好。据说,奈良至今风景依旧,许多奈良人仍然感念梁思成的恩情。 但是,奈良的幸运,并没有在北京上演。
为北京城的消失痛哭流涕 北京解放,梁思成选择留下。他之所以留下,缘于一种感动。 1948年深冬,梁思成有北平清华园见到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一听,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还拿出了自己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一并交给了解放军的干部。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挂在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毛泽东甚至下了这样一道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 梁思成的感动没有持续多久。梁思成不明白,北京旧城是在伟人的努力下才保存下来的,而毁城的决策正是当年的保卫者做出的。 为了保存北京旧城,梁思成多次提交建议案,为政府出谋划策。但是他的建议,被一次次地驳回了。无论他怎么据理力争,他的努力在“长官意识”面前总是碰得鼻青脸肿。 1952年,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与“改革派”的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当吴晗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梁思成气得当场痛哭失声。毛泽东得知后竟斥责道:“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做工作。为了打动总理,梁思成在两个小时的恳谈中,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但是,周恩来只是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作答。 之后,梁思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但是1957年,当梁思成面对政府拆除古建筑的行为时,又开始说话了。在与沈阳的一些教授谈话时,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他把这番话带到了北京。于是,在“文革”的风暴中,梁思成顺里成章地被打成“牛鬼蛇神”。 1972年梁思成去世之时,正是北京城墙被拆光之日。躺在病床上的梁思成曾痛心疾首地说:“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 梁思成一语成谶。今天北京城的诸多不便,让人常想起梁思成当年的努力和抗争,也让人想起他为旧城的消失流下的眼泪。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在梁思成离开几十年后才渐渐回味过来,梁思成的眼泪,除了痛惜文物的消失,何尝不是为普通百姓的生存境遇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