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朋友,博士毕业几年了还像保存在罐头里一样鲜嫩,待在母亲身旁安逸得像只鸡蛋。前天打来电话让我帮忙找份工作,我问他会做什么,他以一句脏话开头说“什么都不会”。我说什么都不会,那你只有做领导了。 另一个朋友的唠叨把我熏陶成一个“临时愤青”,在朋友的嘴里,干活的人总是有错,而这些错是挑不完的,尤其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司面前。只有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会做的人才不会犯错,这样的人除了做领导简直无可选择。 在我参加“张小盒职场漫画社团”聚会时,发现这种说法果然很有市场:一个外行上司,每天除了看杂志、研究时尚生活之外就是偶尔走过来,挑两根骨头、摘三根刺。领导分三类:第一种,团队核心;第二种,他的存在与否不影响团队工作;第三种,如果他不发挥作用,对团队的积极意义是最大的。每个热爱工作的员工往往认为自己是那份工作的专家,这是他们忍耐那个“差劲上司”的比领薪水更重要的原因。而那个第三类上司的观点总和你不同,而事实一再证明,你的观点总是对的。工作的进程总会因为上司的错误决定而延误。 他们感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在一个外行手中被掐断了,这个应该不错的饭碗里掉进了一团苍蝇,即使原本盛满了象征醉人生活的人头马,也变成沾满别人口水的鸡肋。 当一种现象长期稳定存在,我们不能不看其存在的原因。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存在的基础在于商业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尤其在同一个团队的上下级之间,这种永远不可能对称的信息屏蔽,导致领导者与其团队成员之间很多时候不在同一个语境中对话。让人苦恼的“超时空对话”很容易导致难以解释的矛盾。这也是为什么商业运作中,不同层级之间不能用投票来解决问题。 那么,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员工,应从怎样一个角度看问题?首先,一个被忽视的釜底抽薪的问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当员工说“事实一再证明自己的观点总是对的”,这种判断是怎样得到证实的呢? 庄子曾讲过这样一个典故:琴师昭文善于弹琴,但后来再也不弹。原因是,只要发出了一个声音,就失去了其余的声音;而只有在不弹琴的时候,才可以五音俱全。这也是“判断是非”的局限性,当一个人判断对与错的时候,他一定站在某一个立场上,没有立场和根据,也就无所谓对或错。所以说,对错的判断来自于你所处的位置和你的眼界:你有怎样的能力,你掌握了多少信息,你的眼光是否够长远,你的判断是否够完整。这样,我们还敢说我们所说的“对”是真的对吗? 员工天然站在一个“业务员”或“工程师”的角度看问题,就像制作一只碗的高级工匠,关心的是这只碗平面和弧度是否平滑,而一般不会考虑“如果这只碗一万年不破,是否没人再买碗了”这样的问题。就像设计一代CPU的高级工程师,关心的是这代CPU的主频和数据吞吐量,而一般不会考虑如果在CPU里嵌入“数据收集”技术,就可以监测用户电脑信息。 上司之所以成为上司,或者上司成为上司之后,他在这个公司中所占有的信息,对再上级领导发展思路的理解,对行业动态、公共关系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有着自然而然的更权威地掌握。而由这个掌握更全面信息的人所做出的判断,在理论上当然优于员工从个人角度的理解。即使最后结果在员工看来不那么完美,也是一个只盯着某一方面利益的人所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