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幸福:最终衡量一切的通用货币 Staffers:和过去相比,新世代的人在幸福观、工作观和生活观上有何不同?在你教积极心理学的7年时间里,年轻学生都有哪些变化? Shahar: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简历越来越辉煌,这在10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但深究到心理学层面可以发现,获得这种卓越表现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人们罹患焦虑、抑郁的比例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由于太执著于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辉煌的资历,而越来越早地接受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治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很多人上大学的目的是希望找寻生命的意义或此生致力的事业,而现在的人念大学是为了挣更多的钱。钱并非不重要,但研究证明,在基本物质需要满足之后,钱对我们幸福感的获得作用非常有限。 Staffers:中国职场和美国职场对工作有哪些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是怎样的? Shahar:中国的职场和美国区别并不是很大,但中国人的职业动机远远强于美国人的职业动机。因为美国社会相对富裕、发展稳定,而中国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和急剧的变革期中,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希望自己被落下,希望成为巨大变革的一个部分,因而事业的驱动力非常强。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因而,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追求的职场成功和幸福感,更多地围绕工作、事业为中心,他们在家庭、亲密关系、个人乐趣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少;他们对个人价值的评价也更多地以职业成就作为单一标准。 Staffers:积极心理学倡导我们要“停下来思考”,但职场的环境本身就在推动你不得不应对挑战和变化,身边的人也都在急速前进,你怎么能够停下来呢? Shahar:如果我们想拥有非常完美的肌肉,不是每天锻炼十几个小时,而需要更合理地安排每次锻炼之间休息的时间。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做得更多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只有你真正认识到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自己幸福感的来源在哪里以后,才能更好地发挥潜能。那时,你可能反而会停下来花更多时间在你的家庭和亲密关系上,而不是急功近利地跟在很多人身后乱跑了。 当我们得到并珍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时,就能获得长久的愉悦感。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但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家庭、亲密关系、朋友等人际关系是影响我们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Staffers:很多人常常觉得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深刻地认识自我,知道自己是谁、价值何在呢? Shahar:有几个主要原因:第一,我们失去了和过去、和传统文化的联系,比如现在中国人舍弃了传统的儒家文化,却期待创造新的东西或外来文化来使自己清醒。 第二,失去和家庭、祖先的联系,我们中的很多人从来没有了解过自己的家谱、自己的祖先从哪里来、什么性格,也不关心祖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文化。 第三,时间的缺乏和紧迫感,很多人都太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停下来认真想想自己要什么。现代社会有太多的噪音,包括手机、电视、网络等等,我们基本上不能忍受和外界脱离联系。以前我们非常安心于在火车上无法跟人取得联系,而现在手机上网都安排到飞机上了。表面上是技术进步,实际上是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你没有办法拒绝工作,也不能享受片刻的独处。 第四,现代人都是速食主义、对症下药的,任何行动要求立即见效。但现代人一旦遇到工作压力或情感痛苦,就寻找噪音性的事物来缓解,这反而阻碍了你内心的深入思考。因为痛苦正是内心向你提出了抗议,但由于承担不了这种痛苦,你选择了逃避。 第五,现代人都太过强烈地需要获得社会认同,而没有在得到这种认同的同时,问问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可能是媒体都在塑造快速成功的典范,令大众忽视这些成功的人在辉煌之前经历的困境是他们难以想象的。 让我尤其惊讶的是,这样的趋势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差别不大,全球范围内都呈现同样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