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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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作为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尤其以激情澎湃的文章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对梁启超来说，除了文章，学问，他的人生还有一大成就，就是对于子女的教育。梁启超有一个九个孩子的大家庭，他的原配夫人李蕙仙，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妹妹，比梁启超大4岁，生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思顺、思成、思庄。他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本来是李蕙仙带去的佣人，1903年嫁给梁启超为妾，生有6个子女长大成人：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在梁启超的精心培育下，孩子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了不凡的贡献，其中更有三人成为新中国的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可算是空前绝后。
　　
　　1922年的一个晚上，梁启超晚饭时候饮了几杯酒，情绪一下子就低沉下来。家人知道，他又开始想念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梁思顺了。果不其然，回到书房后，梁启超随手拿了一张纸，在上面写满了 “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拳拳爱子之心，表露无遗。
　　慈爱的父亲
　　梁启超的爱子是出了名的。他对子女的教育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也许对他们无私的关爱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梁思礼，晚年时说起父亲依然十分动情。“我是父亲的‘老白鼻’。”他说。“白鼻”就是英文的“baby”的音译。梁启超中年有了思礼，对他十分宠爱。1927年，梁启超在给海外孩子的信中说：“每天老白鼻总来搅局几次，是我最好的休息。”
　　梁启超对孩子的教育是从爱开始的。他从小就关心孩子们的品格培养，尊重他们的兴趣选择，担任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为了让孩子们获得更多地教育，虽然不舍，他还是把他们送到了海外学习。他的9个子女先后有7个曾到国外读书或工作，尤其在晚年，他有5个子女求学海外。
　　孩子出国之后，他又用频繁的家书，关怀着他们的学业和生活，提出建议和帮助。很多信中都以他特有的直率方式表达对子女的思念。在1925年写的一封信中，他说：“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几年。”
　　梁启超时常把自己写的条幅装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孩子们。他在给恩庄的信中这样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得很，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姐姐呢，她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凇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超前的中西结合教育
　　1927年秋天，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成为了家里最热闹的地方。为了加强孩子的中国传统教育，梁启超专门聘请了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这时候思顺、思成等几个大的孩子已先后出国留学，思达、思懿、思宁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开始了认真的学习。
　　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
　　梁启超国学积淀深厚，他要求子女们也须有扎实的国学基础。但同时，梁启超也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文明对现代社会的巨大价值，因此毅然地把孩子们送出了国门。
　　从他对梁思成海外留学的建议上，可以看出梁启超在子女成才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据梁思成回忆：“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这本书对于梁思成来说仿佛天书，但是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他最后还是啃完了这本书，清晰地了解了“宋代建筑蜕变的程序，步步分明。”也充分把握了“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的关键。”
　　1927年，梁思成对是否坚持建筑专业有了动摇，梁启超来信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劝导。在信中，梁启超举例告诉思成，对历史来说，每一种行业都很重要：“……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这些充满挚爱的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梁思成日后事业成功的决心和力量。
　　1928年,梁思成在美取得建筑硕士学位,梁启超又告诉他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鼓励他去实践力行，扩大眼界，观察世界。熟悉西方文化的梁启超还为梁思成和林徽音(此时二人已结婚)提出了欧洲旅行的建议：“……到美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容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折入瑞士……再入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彻氏了解。……到士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梁思成的这次旅行，几乎把世界建筑文化都学习了一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梁启超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是一个信仰和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并且作过一个很诙谐的比喻：“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面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0了。”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甚至将“趣味”上升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
　　梁启超在教子中，也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他以自己为例，告诉孩子们：“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而他认为将来生物学必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建议梁思庄学这门专业。他在给思庄的信中写道：“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料，因为这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个‘先登者’不好吗？”
　　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就向大哥思成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立即写信给思庄：“庄庄，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生物学，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为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适合你，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的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在梁启超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精神力量的感召
　　对梁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天晚饭以后围坐在一个小圆桌旁，父亲一面喝酒一面给他们讲故事的情景是永远怀念的童年记忆。
　　梁思成回忆他们在日本的童年时光，当时全家住在神户的郊区，父亲就靠爱国华侨资助办报为生，生活很不稳定。有时候家里困难到揭不开锅，只能吃米饭就着日本的咸萝卜，或者清水煮白菜蘸酱油。
　　虽然处境艰难，父亲还是很乐观，每天晚上还是一边喝酒，一边给他们讲爱国故事，比如南朝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和清军拼死博斗，最后被逼迫到广东，无路可走，就在梁启超家乡新会县沿海的悬崖上，背着幼主一起投海就义。后来新会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就在他投海的海滨岩石上刻下了“崖门”两字。也许正是这些故事中爱国热情的精神感召，最后出国留学的梁家子女无一例外都回到了祖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了毕生力量。
　　梁启超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他严以律己：“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
　　梁启超对子女的期望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指导孩子做学问的时候，梁启超一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他曾经多次说过，要子女们 “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因为他觉得梁思成所学的建筑专业过于专门，他专门去信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还告诉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又说：“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
　　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传承的力量
　　梁启超的九个子女虽然最后选择了不同的专业领域，但他们都用一生贯彻了父亲的期望：热爱事业，热爱祖国，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留学回国后，梁思成从1931年开始，和林徽因一起同赴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对古建筑做野外调查和实测，为保存中国传统建筑做出了大量工作。为了不让北京的古建筑遭到破坏，他多次与中央领导努力抗争，抗争无果，他多次面对被拆毁的古建筑留下眼泪。在1945年盟军轰炸日本的行动中，他还为日本保护下了有着众多古建筑的京都和奈良，而他的弟弟梁思忠就是在抗日战争中捐躯的。
　　抗战期间，梁思成和林徽音在四川过着清贫的生活，又都疾病缠身，却仍然顽强地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时美国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想聘请他们到美国工作，这对他们治病也大有好处。但是，他们却一一拒绝了。梁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
　　此时在中央史语所工作的梁思永也身患重病（由气管炎突转为来势凶险的肺病），虽然战胜了死神，度过了危险期，但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足，病体十分虚弱，每天连到山上史语所去上班都支撑不住。为此研究所腾出三间房，用担架将梁思永抬上山去居住。
　　当时的所长傅斯年对梁家兄弟甘于清贫，默默奉献的气节十分赞赏，专门于1942年4月18日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了一封信，请求朱家骅代表政府为梁家兄弟拨款给予资助。
　　新中国成立后，梁启超的子女们都回到中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全家人还在在梁启超夫人王桂荃和长女梁思顺的主持下，将梁启超遗留下来的全部手稿都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并把北戴河一座别墅献给了国家。1978年，梁思庄又代表全家将梁启超坐落在北京卧佛寺的陵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1981年，梁思庄组织在京的弟、妹集体自费回广东新会探望乡亲父老。他们带去了梁启超的亲笔字卷和战国编钟，赠送给广州和新会博物馆。
　　梁启超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对一生中成就无数的梁启超来说，培养出满门俊秀应该是他作为父亲的最大成就。
　　
　　链接：
　　梁启超的9个子女
　　长女梁思顺（1893～1954），字令娴，直接受教于梁启超，著有《艺蘅馆词选》，此书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长子梁思成(1901～1972)，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
　　次子梁思永(1904～1954)，中国现代考古学家。梁思永是哈佛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获硕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为该所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子梁思忠（1907～1932），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毕业于美国弗吉纪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 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病亡。
　　次女梁思庄（1908～1986），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四子梁思达（1912～），著名的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1914～1988）著名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四女梁思宁（1916～）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工作。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1924～）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曾任国际宇航联副主席、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