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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请给我居住权
2008-2-28
网上一条关于北京通宵排队办理暂住证的消息，令我神情凝重起来。“通宵排队”和“暂住证”这两个在人们记忆中逐渐疏远的词汇，竟然在倡导“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宏伟时代背景下，跃然进入人们的耳目。实在有点让人诧异。
通宵排队，很容易叫人联想起“放号买房，春运买票”这样的事件，当然，还有香港市民早早等待特首派发新年利事的场景。前两者，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前提，映照地是一种资源短缺和垄断之下的服务残缺的残酷现实。而暂住证，这一明明是中性的词汇，在现实语境中，却被打上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贬义色彩，一直“阴魂不散”。孙志刚事件之后，“收容制度”被审时度势的中央政府和当时的“胡温新政”所取消，甚至一度传言将取消“暂住证”制度。
随后，各地“居住证”制度开始升温，“居住证”开始和外来人口在居住城市的就业，医疗等社会福利结合起来。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转变和改善，验证着社会的进步。当然，现实中，暂住证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不屈地在社会某个角落，注视着那些看起来或卑贱或肮脏的人群，在需要和适当的时候，它就出来“翩翩起舞”，上演华丽一幕。
是的，暂住证背后的负面联想和恐惧压力一直在弥漫，没有消散。要不，那些在北京闯荡的人们，为什么要通宵排队办理暂住证呢？难道这些底层人们的思想已经和公仆们的一样“先进性”了吗？
2001年，我刚刚从学校毕业，第一次走进繁华的深圳，当时，我站在京海大厦的顶楼上，仰望香港，仰望深南大道的车水马龙，也仰望星空，顿感前途无限。神情飞扬的我还写过一篇《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那端，我依旧仰望天空》。不过，年轻的亢奋，还有关于美好未来的种种假设，很快被现实击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暂住证”：停在大街上黑白色的四方铁栏警车边上，发福的中年警察大声吆喝着，检查路人的暂住证。那时候，同学朋友和香港亲戚都吩咐我，出门千万要带上“特区通行证”，遇到查证，千万要诚恳，不要有任何的顶撞，记得拿出通行证，并告诉对方自己刚到特区，这样可避免被拉上铁笼车送到樟木头的结局。虽然，自己并被没有被“送”到樟木头的经历，但警察到公司查暂住证和因忘带通行证被拦在关外的场景却亲身经历，历历在目。尤其是被拦在梅林关外的那一次，令人深刻。那次临时随老总去关外见客户，通行证没有随身带着，返回进关的时候，这才发现，望着密密麻麻的过关人群，一丝从来没有过的惊愕、担心和惶恐开始在周身游荡。大工业时代的耸天烟囱，漫天的尘埃，扑地的灰霾，绿色军服的武警，四处寻猎的蛇头，眼神迷离的民工群，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深圳特区社会边缘的缩影和烙印。而这一幕时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随着时空沉淀成一种隐性的恐惧。我很相信曾经在南方闯荡过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我这样的体会。后来，想方设法进关后，为了不让那种“暂住证恐惧症”常常来袭脆弱的心灵，迅速办了一张年费300元的卡式暂住证（后图一），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祖国上办的为期一年的暂住证，自从办了那证后，每次出入关口，或走在大街上，我开始变得舒坦起来，仿佛那种恐惧已经消失了。
第二次办暂住证是在2005年的上海。那时，我骨折休息在住处，一对勤劳的居委会阿姨和大伯夜晚来袭，因为只有晚上的时候才有人下班在家。他们不顾我骨折绑带还在肩上，衣冠不整的样子，非得拿出随身带着的数码相机给我拍了暂住证的照片，然后拿走了我的五块钱，说是办证工本费。
有着中国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每年给政府贡献着不多也不少的个税，生病时钱自己讨，年迈的家人自己养，而打工的我却怀揣着暂住证，在祖国各地四处流离……年少时“诗意地栖居”梦想已凋零殆尽。
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样的口号带给了人们一丝希望，至少我是很兴奋的，虽然“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五十多年来一直闪耀在各级政府的门前。说白点，政府的高效服务是对纳税人的价值让渡，而给人们一个“诗意地栖居”现实，则是服务型政府的至高愿景，让人们不虞恐惧，尤其是不虞公权力的“暴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首要条件。
祖国，请给我居住权。
图一：多年以后，它是否可以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向后代诉述，曾经有一种证件，叫暂住证。
图二：为办暂住证要排一宿队（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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