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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则
文/焦加
没研究过交通规则——大约也是舶来品吧，因为近代交通是西方率先发展起来的，近代交通工具也多是西方所发明，所以交通规则势必在西方率先形成。现代交通倘若没有规则，将伊于胡底，不堪设想。
说古代也有交通规则，未免牵强；但古人的确进行过类似尝试。《宋史》及宋代笔记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大理正（掌刑法的官）孔承恭上言——相当于提交了一份草案，提出“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条令，请下诏实行，并请于京城和各州要害处设立木牌，将该条令刻在上面，“以为民告诉”，也就是广而告之。宋太宗“诏从之”，相当于下发文件，已具法律效力，“违者论如律”。窃以为这就带有交通规则的意味，不能说它实行得多好，影响多深，但每一条都其来有自，颇具必然性。
这几条规则中，尤以“贱避贵”带有浓重的封建特色，且源远流长，至今绵延不绝。封建社会人分三六九等，而实际上的等级多到不可胜计。皇帝居于金字塔的顶端，皇帝出行自然是“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其他官员出行也要鸣锣喝道，肃静、回避，以至民间有“巡抚出行，地动山摇”的说法。卑贱者服从高贵者是封建社会的铁律，但贵与贱是相对而言，在官员与平民之间，不用说是官贵于民，在官员之间，就要论品级而定贵贱了。官员和老百姓不难区分，官员和官员如何区别？那就要看他们的交通工具，是骑马还是坐轿，以及那“肩舆”（轿子）的大小，是八人抬，还是四人抬，诸如此类，总之有各自的标志。这在封建社会有一定合理性，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他有四名仆从，而我只有一名：这一点是看得见的，只消我们数一下；于是让步的就应该是我。假如我要抗争，我就是个笨伯了。我们就是以这种办法得到和平的；这就是最大的福祉”（《思想录》）。
封建社会被推翻了，宪法面前人人平等了，但“贱避贵”的观念依然存在，作为一条规则也未绝迹，只不过从显规则变成了潜规则。即使解放初期，县委书记坐个吉普车，群众也会主动避让，除了爱戴他们是“公家人”，也不排除还存在官贵于民的潜意识。后来私家车多起来了，乘车的未必是“公家人”，但财富又成为身价的标志，走路的主动避让乘车的，除了身价不同外，还因为人家有排气量，你只有肺活量，你不避他你就是个“笨伯”。至于你开车他也开车，就看谁的车档次高、排气量大了。好车不仅代表好身价，还代表实力和地位，即便在马路以外较量起来，你也不是对手；何况他的车能把你的车撞得稀烂，连你也性命难保，而你对他可能毫发无损，你不避他你还是个“笨伯”。所以谁该避谁，彼此心里明戏；而万一该避不避，就可能演一出大打出手的好戏——这样的新闻层出不穷。
再说“少避长”、“轻避重”，四条规则中尤以这两条最具人情味，是“所以兴礼让而厚风俗”（《杨文公谈苑》）之举，直到今天仍可借鉴。封建社会以孝（悌）治天下，因而形成了尊老的传统，晚辈避长辈、年轻人避老年人，与封建伦理相一致，估计没有异议；便是今天，遇到老年人过马路，稍微让一让，也是讲文明、懂礼貌的表现。大凡引车荷担者，多是劳动人民，彼此恪守“轻避重”的规则，今天我避你，明天你避我，对大家都有好处；便是今天，让肩挑重担的人先过，你空着手等一会儿没关系——但开车又当别论，如今越是货车越疯狂，仗着自己吨位大。
惟有“去避来”，连宋太宗也不理解。他问孔承恭：“令（条令）文中贵贱、长少、轻重各有相避并讫（完毕），何必又云‘去避来’，此义安在?”孔承恭说：“此必戒于去来者，互相回避尔。”但来与去更是相对而言，在你的角度别人是来，在别人的角度则是去——去他要去的地方。以其昏昏，固不能使人昭昭，所以宋太宗说：“不然。借使去来相避，止相憧憧（往来不绝），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蚁，乌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设律者别有他意。”（《玉壶清话》卷第八）
设律者诚有他意。盖因古人还不知道靠哪边走，古代马路也不宽，狭路相逢，无章可依则不知如何举足，制定某种规则是必要的；但设律者并没有想出可行的办法，当然也就表达不清，而只能求助于模糊思维。笼而统之地说“去避来”，实际上达不到互相回避的目的——而这是现代交通规则解决的问题。来与去也就是相向而行，最大的不同是方向不同。
现代交通采用靠右行、双向行驶的办法，使互相回避变得轻而易举。其中靠右行的办法，古人本来也可以想出来，而事实上却没有想出来，可见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不容易。至于不懂得双向行驶，并不说明古人不够聪明，而是限于古代的条件，首先是交通需求没那么大，其次古人既没有见过、也没设想过开辟现在那么宽的马路，当然就不可能搞什么双向行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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