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抗争“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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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抗争“二十一条”

    1915年1月18日下午3时，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越过

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日文“二十一条”一份，并逐条说明主旨及日本的立场，

并说“今次如能承允所提条件，则可证明日华亲，日本政府对袁总统亦可遇事相助

”；最后他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日置益的行为，袁世凯的日籍顾问有贺长雄是这样说的，“按照国际公法惯

例，只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单独见驻在国元首，公使没这个权利。还有，元首接见

外国大使或公使时，外交首长应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长是否在座，外交首长是否

先有所闻，均关重要。甲国对乙国有所要求，那是常有的事情，但国际间通行的礼

貌，不能随便破坏。此事无论内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国际间通行的礼貌，似乎太

不对。”
    而日置益递交的“二十一条”更是骇人听闻，条约分五大类，外交次长曹汝霖

总结：“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

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

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

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

直可亡国。”答应这些要求，无异把中国完全置于日本控制之下。
    日本人何以这么嚣张？袁世凯又将如何应对？

袁世凯的理性选择
    1914年7月28日，英国对德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要求所有

协约国成员一致对德，当时，中国并不是协约国成员，但在中国看来，当时正是收

回德国占领的胶州湾的好时机。而作为协约国成员的日本，也在8月15日向德国发

出最后通牒，限令德国一周内向日本交出在山东的特权，否则对德宣战。
    在没得到德国让步后，日本以履行协约国义务为由，要求中国留出部分区域给

日德交战，并许诺如果中方保持中立，战后归还一切，包括胶州湾。9月3日，日本

登陆山东，不过，登陆的日军没有进攻德国的租借地和青岛港，而是向山东腹地进

发。10天后占领济南火车站，并划为占领区，实行宵禁。此后，日本又控制了青岛

。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分析：
    “二十一条”提出前，日本老资格的国务活动家们鉴于欧洲自杀式的争斗，认

为取得一致意见很重要，而各式各样的压力集团，却发出彻底推翻中国政权的叫嚣

。就连再次流亡日本的孙逸仙，似乎也看到了在日本的帮助下反对袁世凯的新机遇

。日本军方领袖，就更不必说是支持这一主张的了。
    这就是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时机，这个时候，袁世凯很难得到国

际援助，如果不和日本人谈判，他将面临两大敌人，虎视眈眈的强敌日本，还有随

时要在国内举事的孙中山，日本甚至威胁将在武力上协助孙中山。
    袁世凯的苦痛可想而知，平素经常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也忍不住为袁世凯作

了段翻案文章：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

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

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

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据说，袁世凯曾经问周围的官员，如果中日交战，中方可以支持多久，回答是

不超过48小时。为了避免一打仗腹背受敌，袁世凯不得不和日本人谈判。

谈判：争、拖、漏
    1915年2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

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

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一开始，袁世凯就开始为谈判的主动权而发动外交攻势。他请自己的日籍

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

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

隈内阁。
    在谈判之初，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就提出，“将来对于各条款讨论之时，中国

政府拟每条提出一修正案”，讨论一条，提出一条，步步为营。所以，“溯自二月

二日开议至四月十七日，前后会议共二十四次……综计在二十四款要求中，中国已

表示同意者凡十五款，其中有大体承认者，亦有照原文允定者，并有六款早经双方

签字”。会议的进展非常慢，到5月7日，急躁的日本人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对其4

月26日的修正案全盘接受。最后通牒的形式违背了国际公理，孤立了日本。
    在据理力争、步步为营的时候，中方也想方设法拖延会议的进程。据顾维钧的

回忆：
    陆先生（陆徵祥）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

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 有许多别

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

，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已有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

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

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

拒绝。
    此外，为了获取国际支持，在顾维钧的建议下，袁世凯不顾日本人的警告，有

计划地向美国泄漏条约内容。据顾维钧回忆：
    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

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

典。……中国已赢得华盛顿的同情和国外新闻界的支持。显然美国政府已通过日本

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
    此外，正如王芸生所说的，“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

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
    全国19个省的都督向中央表示支持的决心，呼吁中央决不屈服日本压力，而总

统府每天也都有“潮水般涌入”的信件和电报，呼吁一致对日，民族情绪一夜间激

昂起来。
    长达八个多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为过街老鼠，经济受到重大损失，而国际

上，也受到了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尽管对袁世凯逼得越来越近，却也不能不

考虑美国等国家利益均沾“门户开放”的要求。
    所以，唐德刚评价：“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

’，弄得臭名昭著，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

掐头去尾的“二十一条”
    学过中学历史都知道，袁世凯的最大罪恶不仅仅是复辟帝制，还有签订“二十

一条”的卖国行为。不过，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有什么内容，和最后签订的“

二十一条”有什么出入，人们却不甚了了。事实上，袁世凯最终在1915年5月份签

订的条约，已经和日本最初的要求差别不以道里计。正如唐德刚所评述的：
    其实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吾人若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宵壤之别。
    最后签订的实际上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

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

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对于已经签订的部分，袁世凯也大耍“无赖”

，进行破坏，他说：“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

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

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大隈(前任日本首相)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

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

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

”
    无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其实，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实力对比来看，当时北

洋政府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是值得称道的。

“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的复辟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袁世凯最终签订“二十一条”是痛苦的理性决策。那

和他的称帝野心有没有关系呢？事实上，没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条约的签订

，加速了他最后的败亡。
    为强迫袁世凯尽快条约内容，条约递交之前，日置益向外相加藤高明提出了如

下建议：（一）将出征山东之军队留驻现地，显示我国威力，以使其感到我方之军

事威胁。（二）煽动革命党和宗社党，显示颠覆袁政府之气势，以威胁之。
    第二点说的是孙中山，据当时袁世凯政治莫理循回忆，“总统向我保证，决不

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然而，袁世凯却深深担忧：“总

统说，有消息说日本已给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 300000日元，以通过这些革命党攻

打中国军队，这种威胁并非空穴来风。”
    当黄兴、李烈钧等革命元老们呼吁“暂停革命，一致对日”的时候，孙中山并

没有对日本和“二十一条”提出批判，只在条约签订后才谴责袁世凯卖国求荣，以

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
    此后，人们已经忘记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在“二十一条”签订过程中的外交战

，也忘了二十一条签订前后的内容差别和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加上袁世凯复辟后

名声骤降，孙中山声名日隆，这才日渐坐实了他签订“二十一条”卖国称帝的罪名

。袁世凯对日本的抗争，也就抹杀了。所以，陶菊隐说：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

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