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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和讯
他看上去和蔼但是虚弱，头发花白蓬乱。英雄暮年，让人唏嘘
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
褚时健老了。
王石记错了褚时健的年龄。他2003年到云南哀牢山上去看
望这位让他尊敬的老人：“73岁的老人，经历过那么多坎坷，精神却那么好。”
那一年，褚时健75岁。
两年过去，褚时健的身体状况比王石的描述差了许多：走路缓慢，稍长时间的谈话会让他感到疲惫。2004年8月15日，来看褚时健的人比平时增加了几倍，之后他因脑供血不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对大哥心怀崇敬的褚时佐回忆，褚时健曾前后昏倒过两次。
在刚刚保外就医的时候，去看望褚时健的人都要登记。现在这道手续免去了，但是能见到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已经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离开企业近十年，褚时健的名字依然会唤醒许多人对他那段近于传奇的生涯的回忆。尽管他说“不想想过去，那是自找麻烦”，尽管他满足于站在连绵不绝的翠绿的哀牢山上眺望自己的桔园。
褚时健认为，企业领导者按规定到年龄要退休，可是按企业经营来说，“深深地懂得企业经营这个‘道’的人还不是很多，人才比较缺乏，真正能把一个难度大的企业搞好很不容易。我还是相信‘成败论英雄’。这样的情况，让他多干几年还是好。”他自认为“从当年来讲，我们是成功的”。但他否认了媒体屡次讨论的“褚时健复出”的事：“不可能，力不从心了。”
但他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在中国企业界乃至普通民众心里的影响并未消失。
大营街
没有人知道褚时健的准确消息。那些本来应该了解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极力想换个话题，包括他的亲戚。
“去年10月份有个客人说他去看一个刚放出来的云南名人，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云南省省长，原来是褚时健。”昆明机场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说。
“谁能忘了他呢？”司机说，“那时候玉溪卷烟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每个月都拿到五六千块钱。90年代初我去安阳出差，碰到那里的烟草专卖局局长，他说‘红塔山’真牛啊，光安阳每年就有上万箱‘红塔山’在周转。”那位局长说他准备去买1万箱回来，可是只批到了700箱。
在云南，很多人对于玉溪卷烟厂当年的盛况都记忆犹新。缔造红塔帝国的同时，褚时健也使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影响力达到了难有人企及的高峰。“政府给褚时健立了一个账户，里面存了几十万元钱，作为他看病的费用。没过多长时间，账户里的钱变成了几百万，都不知道是谁存进去的。”那位司机说。尽管褚时佐对此表示“不清楚”，但很多云南老百姓还是愿意相信并讲述这个传说。“红塔山”造就了多少百万富翁、为多少人解决了吃饭问题，已数不可数。也正因此，很多人为褚时健晚年的遭遇抱不平。“我晓得，我晓得，”在哀牢山中的居所里，褚时健平静地说，眼中并未有丝毫波澜，“他们有些人不了解全部情况，其实很难的事情做起来也很容易。”
可是，怎么找到褚时健呢？
在昆明打了无数个电话未果后，我们决定先到玉溪去。那里是褚时健的老家，也是红塔集团总部所在地。玉溪距昆明一百多公里，其时当地红十字会正在聂耳公园门口为东南亚海啸受灾国募捐。摄影师的一位朋友指点说，褚时健在大营街有一处别墅，是当地政府奖给他的。
大营街原是一处贫穷的村落，现在号称“云南第一村”，皆因当年村里先后建起卷烟纸厂、锡箔厂等为玉溪卷烟厂供货的企业，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看上去，它与华西村有某些近似，酒楼、公园、生态园、会议中心分布各处。
大营街村口卖柑桔的小贩指着不远处的小楼说那就是褚时健的住宅。事实是，那是褚时佐的房子。一位老太太指着一个年轻妇女热情地告诉我们她是褚时佐的儿媳，随后被另外一个女人小声告诫，然后就不再出声了。褚时佐的儿媳正在准备做午饭。
“我们从北京专程来看看褚时健先生，不知道他在不在家？”
否认自己身份数次后，或许被我们的诚意打动，那位年轻妇女答应帮我们联系。“你们不要围在这儿，一会儿我打电话给你。”
确认了“一会儿”最多半小时之后，我们开始在大营街漫无目的地闲转。“我们都见不着他，”音像店的小老板说，“他平时不出来。”卖柑桔的小贩肯定地说褚时健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别墅里。“没有褚时健就没有大营街的今天。”他说。对于为大营街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位老人的遭遇，他显出不屑一提的神态。
褚时佐儿媳打来电话，答应吃过午饭带我们去拜访褚时健。她的爽快让我们的午饭吃得顺畅无比。两个小时后，我们对大营街的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她的怀里多了一个小姑娘，态度也发生了逆转。“找他的人太多啦。你们自己去嘛，我不得闲。”她明知道我们根本进不去别墅区的大门。她面前摆了柑桔摊，卖的正是褚氏兄弟在哀牢山区收获的果实。
在别墅区徘徊、打听、失望，只得再次回到褚时佐的儿媳面前。“他可能在山上，你们就去山上找他吧。”
可是如果“他”不在山上呢？看上去她并不准备负责。大营街距离褚氏兄弟的果园有四五百公里。
她拿了一份广告，上面有她丈夫(褚时健的侄子)和公公的电话。
嘎洒
跟褚时健的侄子通了几次电话，他的态度毫不积极。“你们只是来看看他(褚时健)？”他反复要求确认这个事实，但并不许诺是不是可以，也不透露自己的“大爹”(褚时健)是不是在山上。
我们决定去哀牢山。这像是一个盲目的决定——又有什么好办法呢？
沿途的绿色渐渐暗下来，路越来越窄，车速开始放慢。峰回路转，灯火明灭，偶尔路过的花腰傣(缠花腰带的傣族妇女)安闲地走着她们熟悉的山路。褚时健在哪里呢？
嘎洒是哀牢山中的一座小镇子，并不热闹。晚上八时，我们接通了褚时佐的电话。“好吧，你们先在嘎洒住一夜，明天再给我打电话。”他的普通话说得不错。
嘎洒距离褚氏兄弟的果园还有将近30公里。那些金灿灿的果实在这座大山里隐藏着光辉。
褚时佐的回忆
当褚时佐派来的司机找到我们给我们引路时，能够见到褚时健似乎已经成了事实。
“我哥哥的果园比我的大，有2000多亩。”褚时佐60多岁，身材没有乃兄高大，还保持着农民本色。褚时健的果园在对面的山头上，与兄弟的遥遥相望。褚时健的房子是一座黄色小楼。
褚时佐说，兄弟两人从1999年开始一起租山种果，后来规模渐大，就分开管理了。他对自己的兄长充满敬意，一再说自己受大哥的影响非常大。褚时佐说，他们兄弟姊妹六人，三位“为革命捐躯”，还有一位姐姐(褚时健的妹妹)在家务农。“褚家的人不进烟厂，这是一条死规定。后来我嫂子那边出了事(坏了规矩)。”
褚时佐曾在水利局工作，后来又在大营街的卷烟纸厂任副总经理。“我哥哥忠厚老实，尊重别人，也受到别人的尊重。他原来在嘎洒的一个糖厂当厂长，后来组织上调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玉溪卷烟厂厂长，一个是煤矿党委书记。他想去煤矿，因为那里有条河，他从小就喜欢捉鱼摸虾。可是我嫂子在荒山野岭多年，不同意他的选择。最后，他去了烟厂。”
褚时佐记得他哥哥刚到烟厂的时候，锅炉坏了，按常规修复大概要六七天时间。褚时健说自己只要两天就行，否则“撤我的职”。“他有这么大把握是因为在糖厂的时候他就修过锅炉，”褚时佐说，“他跟工人总是一条线。”褚时佐回忆，当年褚时健离开糖厂的时候，糖厂的工人很多都是流着泪送他。
但是褚时佐不记得哥哥什么时候哭过。“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情绪低沉过。他在法庭上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和口气在说话：‘对不起了，我很内疚，没把大家的事办好。我想留住乔发科这两个人，把企业再做下去……’宣判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不再说话。”
当时，褚时佐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褚时健在监狱里的时候，褚时佐每隔三四天去看他一次。有一天他们探视完离开的时候，他看见褚时健在擦眼泪：“不过那可能是他风沙眼的老毛病。他当时的心情应该也是很复杂的。”
褚时佐说，褚时健注意栽培人才，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现任红河卷烟厂厂长邱建康原来在玉溪卷烟厂负责工艺，有一次褚时健严厉批评了他，并要求他第二天早上八点准时上班，否则开除。第二天，八点快到了，邱还没有到，褚觉得自己昨天可能说得过重了，心里正在嘀咕，门开了，邱建康出现在门口，“两个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褚时佐证实红塔集团的现任高层经常会到褚时健这里问计问策。稍后我们听到褚时健的解释是：毕竟自己在里面干了几十年嘛，总希望它好。而当年，在玉溪卷烟厂鼎盛的时候，曾有新加坡某烟草公司来请褚时健过去，答应“过半年给他一半股份”，他没有去。“我哥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在传说中，比褚时佐的说法更多了澳大利亚某烟草公司等几家外国企业对褚时健的聘请。褚时佐提到，褚时健离开后，烟农都拒绝种烟，因为烟价大滑。“现在，红塔集团(业绩)滑坡，我看跟褚时健关系不大。市场变了，就是他在也不行。”司机分析说。褚时健承认这种变化，“对策，一个人跟一个人都不一样。”褚补充说。褚时佐记得大哥曾对他讲过：“现在也该它们(上海烟厂、常德烟厂)上来了，我跟它们搏斗了这么多年。”
褚时健当年认识到总有一天“禁烟”会来临，因此一直在向高速公路、房地产等领域投资。“现在，红塔集团沿袭的还是这个路子。”褚时佐说。
褚时佐提到，自己由于与哥哥长得像而屡被误认。哥哥出事后，他到贵州出差，在电梯里，一个年轻的银行女职员反复端详他，然后问：“您是褚时健吗？”他见对方并无恶意，便如实说了自己是褚时健的弟弟。那姑娘说：“我很尊敬他。”
褚时健：不想想过去
褚时佐给小儿子打了电话，让他安排我们与褚时健的会面。“大哥身边没有子女，都是我小儿子照顾他，他跟他大爹很亲。”
原定于下午四点的会面被一再推迟。实际上，褚时健已经在那座黄色楼房里面，而我们要等的只是从玉溪赶来的他的侄子。
褚时健的柑桔很多尚未挂果。他后来说，这果园是朋友们信任他把资本交给他的结果，“我闲不住，玩玩吧。实际是老伴儿在管理。”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最终可以见到他。
据专家考证，“哀牢”是古彝语，意为“大龙”。这两个汉字，与褚时健的境遇竟意外巧合。
褚时佐养了很多动物，猪、狗、猫、鸡、鸭、鹅、野鸡等，比大哥的山头热闹许多。五点、六点，褚时健的侄子还没有出现。山中飘起种甘蔗的农民烧田的白烟，像条纱巾散向漫野的绿色，褚时健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这里，应该受益匪浅。
晚七时多，随着一辆越野车开上山坡，褚时健的侄子出现了。这是一个现代青年，做派与乃父大不相同。寒暄之后，他拿出烟来：“绝版‘红塔山’，抽吗？”他说，褚时健在请镇里的一些领导吃饭，大概在8点左右可以见面。按照我们已经习惯的情形，时间又往后顺延了一个小时。
由于是夜里，去往另外那个山头的路更显曲折险峻。
黄色楼房前面立着两只白狮子。进门是一个二三百平方米的天井，种着高大的棕榈等树木。褚时健在二楼。
他看上去和蔼但是虚弱，头发花白蓬乱。英雄暮年，让人唏嘘。坐在沙发上，褚时健开始抽烟——红河卷烟厂生产的极品“红河”，据说每包市价60元。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烟，一根接着一根。褚时佐说，褚时健到玉溪卷烟厂后才学会抽烟，因为要经常品尝烟的好坏。
褚时健声音不高，语速缓慢，不时擦去眼角的泪水——风沙眼。“我今年77岁了，过去的事我根本不去想，不如意的东西越想越多，想它自己找麻烦不是？”对于目前与他背景相似的企业家(如郑俊怀等)相继出事，他并不大知道，甚至连伊利也没有听说过。“离开企业十几年了嘛，兴趣应该是减了。”而听到张瑞敏、倪润峰的名字，他会频频点头，表示知道。他觉得他们这一代企业家的共性是对事业的忠诚。
对于大家对自己的尊敬，褚时健说：“应该说这些事情，掌握规律后别人也能做到。这个我看得很平淡了，如果历史往后延长一点，还是有人会出来把它做好。”
关于褚时健，最普遍的评论是“如果当初给他多少多少钱，他还会那么做吗？”褚时健不同意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一年挣三四万元工资，干得还是很高兴，还在想企业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当时我们的动力主要是，哪个说中国人的企业做不过外国人？发几万块钱算个哪样？底下扫扫地都比那个多(笑)。现在年薪制，工资提高了几十倍，也还是有你说的问题存在。还是要靠法制，要有明确的规定，随意性大就麻烦了。”
“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对王石的看法，褚时健表示同意。
李经纬、郑俊怀等与褚时健背景相似，但他们的要求与褚已大有不同。褚时健不知道“管理层回购(MBO)”之类的概念。“哦，现在年薪不能满足了。”听完解释，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企业家们拥有企业的股份并不是坏事：“那终究是社会的资本。你现在说资产流失，要是不改制过几年统统不在了，也没人说流失了。而且法制健全以后，遗产税可以拿走他40%、50%，最高可以到80%，请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样就保证了社会公平，又没有浪费资源。”
按照民间的揣测，褚时健、倪润峰等企业家因为贡献与所得回报不成比例都会心理不平衡。“要长远些看，”褚时健说，“这中间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把个人利益摆低一点。你想不通就是自己找包袱背。”
褚时健的侄子以及随从人员一再提醒我们老人要休息了。他时不时要靠到沙发背上歇一歇。这个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但是强调自己“很乐观”。他每天晚上十一点入睡，早上五六点醒来：“睡不着了。”
褚时健说自己不信命：“我从来不信那个东西。原来我想能活到九十岁，出了那个事(昏迷)就难说了。”尽管声音不大，褚时健经常发出的笑声还是有感染力。
老人坚持要把我们送到楼梯口。天井里的风很大，他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前行。他步伐缓慢，而且看上去并不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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