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略一品”系列视频访谈，是由正略钧策创始人赵民在2007年8月发起的，与著名企业家、学者等各界名人的对话专栏，以播客和博客的形式，每周推出一期。“正略一品”以“管理人生”为主题，探究成功人士如何成功管理创业、如何成功管理公司、如何成功管理事业、如何成功管理自己的人生，其中不乏凝结人生智慧的经典语录，以及各界名人对热点事件的精彩点评。“管理人生，成功人生！”，“正略一品”希望能够带给那些正在奋进中的年轻人一些启迪。
赵民：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播客，主要就是围绕着谈“创业、管理、人生、成功”这八个字。现在以你的事业成就来看很成功。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你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样的学习成长过程当中，对你现在的职业生涯和事业成就来说，当时做的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现在回过头去看，虽然可能说是无意的，但是有特别大的帮助？
陈兴动：你这个栏目我觉得真好，就是谈谈你刚才讲的八个字，“创业、管理、人生、成功”。那么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到现在我不能说我自己成功了，只不过说是一直在坚持在这里做这件事情，不像很多人不断在改变。如果从现在角度来讲，去总结自己这么多年走到今天，有几点很值得去总结的。我说第一点我跟我的同学，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想一想，大概是我比较坚持，坚持下来。我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事先有一个很好的考虑。
赵民： 规划好。
陈兴动：做事情之前要想的比较仔细。就是“谋定而后动”，然后一旦做了以后，一定要坚持。因为如果你不坚持，就像你挖地基一样，你把地基挖好了，然后站在别的地方一看，这个地方盖个房子比我现在挖的地基还好，于是你又换个地方去挖地基，于是你永远都在挖地基中，你没有享受到把房子盖起来，住进房子里的那种幸福，所以第一个要很坚持。第二个是勤奋。我做商业经济学家应该从1993年开始的。
赵民： 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陈兴动：我是福建人。
赵民： 福建人。福建哪个市？哪个县？
陈兴动：福建我成长的地方叫尤溪，就是三明地区下面的一个县，叫尤溪县。
赵民： 三明尤溪县。大学在哪里读的？
陈兴动：北大，北京大学。读的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赵民： 也就是现在的刘伟的经济学院？
陈兴动：原来的经济系，当时北大还叫经济系。
赵民： 你是文革以后的第一拨大学生吧？
陈兴动：也不是，77届是第一届，我是79。
赵民： 79届，前三年。
陈兴动：实际上78和79基本上它只不过差半年的时间。真正比较正常的开始入学是78年到79年。
赵民： 所以你是属于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以后最早的三届，77、78、79。做商业经济学家是93年，15年了。
陈兴动：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比较愿意去琢磨。小时候，因为我家庭成份比较差，拿我们原来的标准来衡量，还是属于很差的家庭背景。
赵民： 差是什么意思？经济上差？还是政治上差？
陈兴动：政治上差。在我们那个地方我是属于这种四类分子的家庭。
赵民： 那就是属于大地主，大资产，大家族。
陈兴动：对！家人比较多，我那时兄弟姐妹也非常多。
赵民： 土地多，占了山头。
陈兴动：我有十个同胞兄弟姐妹，出生在大家庭，我老五。我是家里父母亲养不起了，所以他们就把我让给别人当养子。所以这个过程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的地方，我被送给别人当养子的地方是一个农村。我长大的地方叫康隔，康隔是什么概念呢？
赵民： 哪个康？哪个隔？
陈兴动：康是健康的康。它叫康隔。隔是隔起来的隔。隔离的隔，康隔。康隔那个地方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每年的米，粮食吃不完了，过年以后就糠掉了。历史上那个地方是不存在吃不饱饭的地方，很富足的。所以土地就是非常的肥沃，任何一个东西都能长大。但是我小时候，一直到我上大学，我始终都有饥饿感。这个饥饿对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我小时候就开始，小小年纪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这么好的土地，随便可以种地瓜。比如当时我的养父去田地里种地瓜，把地瓜种下去。我们当时每一个人口只允许种六藤地瓜。我们家三口人，我大姐二姐嫁出去以后，那就剩下三口人。我懂事以后。然后就只能够种十八藤。
赵民： 你是跟你的养父养母长大的？
陈兴动：对！地瓜藤多过十八藤以后，生产队的队长和他们的干部来就会把那个拔掉，不让你种。为什么呢？多过十八藤，就是六藤，过去就是形而上学。所以马克思说雇佣六个人以内的属于个体工商户，雇佣超过六个人的都是叫资本家了，那么地瓜藤多过六藤的，就是资本主义了，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把它割掉，就把它拔掉。养鸭养鸡都是按照六，以六为标准，就是很荒唐，当时觉得很荒唐。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赵民： 六除了吉利之外，还有这个历史。
陈兴动：对！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印象很深，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真真正正的体会到民以食为天，所以吃饱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赵民： 所以你从小受到磨难。
陈兴动：所以另外我对生活的体会是什么呢？你要有一种满足感，就是一种幸福感。幸福不要别人给你，你要自己感觉到。比如说今天吃好一点的，真幸福，幸福感有了以后，你就能自我激励。
赵民： 就是你读的政治经济学虽然最枯燥，但是你自己喜欢，所以就有幸福感？
陈兴动：没错！幸福不在于别人跟你说你多幸福，而在于你自己的感觉。这个应该说小时候对我的印象很深的。第二个很深的就是人，我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指出三点我的人生缺憾，就是说我有什么缺点。他想半天之后，他说你对人太真诚、太好、太善。然后你呢？很不会说NO，很多人求你做什么事情，你什么都不说，然后累死你自己，然后一个星期要上七天班。的确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小时候我就受人欺负。比如说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我成份比较高，学习很好，但是同学选我当班长，往学校上面批，就说他是四类分子子弟，不能当班长，最多只能当学习委员。然后呢？人家教红小兵，有一个小红箍戴着，咱们小时候特别的羡慕。
赵民： 少先队员？
陈兴动：那时候没有少先队员。
赵民： 只有红小兵。
陈兴动：那个我们也戴不上。有一次同学欺负我，我反抗了，把人家推了一把，人家更重的推一把，把我推到沟里面，我的手都受了伤了，老师回过头来批评我，让我罚站，站在黑板底下。这些东西觉得让我小小年纪就想，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第二个感觉就是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那么狠。因为我们是四类分子，所以比如说我父亲挨斗，我小时候去探视我的生父，我的生父的成份很高，他是破落地主。我的养父是一个富农，我是富农子弟。那么我养父也曾经说过，他很后悔，当时土改的时候没有坚持，其实他至多只能评一个下中农，也算不了富农，他就没有坚持，没想到后来的政治待遇差别那么大，受欺负。比如说我记得父亲在台上被批斗，“三六九”，你知道“三六九”的概念？就是每个月的每逢三，逢六，逢九，你需要接受红卫兵的斗，然后父母亲脑袋上，脖子上还要挂着石磨，很沉的，站在台上你要挨斗。然后底下的一批人就开始跟着，比如说民兵队长，或者是工宣队，他要举起口号打倒某某某。那么我呢？作为他的子弟，破落地主的子弟只能被斗，跟他一块排在队上。我小时候就会想，我曾经记不得有多大了，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拿起拳头来打倒我，我有什么权利去打倒别人呢？为什么我就没有这个权利呢？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没什么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给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然后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小学人家六岁上学，我八岁上学，因为成份不行。我小学毕业之后上不了中学，初中我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因为我的成份不好。后来之所以上去是因为有一个贫下中农，贫农的子弟他不愿意上，然后一个老师帮的我，我就上了。初中毕业以后，上高中还不让我上，为什么呢？还是成份的问题。后来学校好几个老师帮的我。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生父病死了，然后我没有生活依靠，那么我马上面临着辍学，这个时候又有几个老师帮助我，鼓励了我上学。你看这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许多的人，虽然你在受磨难，但有很多人帮助你，所以人需要帮助。然后我上了大学，上北大以后，虽然分考的很高，但是来到北大以后，发现我们的知识面比别人要窄。我跟同学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是跳跃式的，有一个我的同学就提醒我，说兴动我发现你思想很活跃。我说怎么活跃？他说这个问题没讲完，你就跳到另一个问题去了。我曾经躺在床上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后来发现是因为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没有深度，了解的是浮面表面的，那么这样的话，我深入不下去，所以我就开始恶补历史，恶补很多的课程。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北大的老师叫王通讯，他在做一次讲座的时候，给我很大的启发。这个人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他讲说你要学英语得90分，比如说你花儿100个小时你得90分，你要得到95分你要花儿200个小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用另外100个小时再去学一门外语。
赵民： 也就是说边际效应和投入产出完全不一样。是经济学的范畴。
陈兴动：这是边际效应的递减，他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就是说你看很深的层面。他讲这话的时候，可能没有几个人像我记得那么清楚，这个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从第二学期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一个规定，每门科不追求高分，能够得七八十分就行。然后剩余的时间我去恶补其他的课程，这样的话把知识面搞起来。然后几个学期，除了所谓当时的勤工俭学的时间，其他时间就留在了学校，这个别人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现在一有时间，我愿意到大学里去和同学们交流，给他们讲课。比如说这次我到厦门去开我们的中国经济研讨会，那么在这个期间我抽个时间去厦门大学，给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学生做演讲。系里的老师以为能来七八十个学生就不错了，然后他弄一个教室能容下七十个人。结果外面的学生三四百人，就是楼道全占满了。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说，一知道你的名字，我们上网一查，有很多的报道都报道你，所以我们都慕名而来的。我说其实不是，当时热的要死，也没有空调，但我之所以愿意给你们讲，就是想我过去的老师来讲课，给同学的这种帮助，人与人之间需要帮助。而且需要互相交流，这个是对大家有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去年在重庆开会，去重庆大学讲课，在南京开会，去南京大学给他们做演讲。我都抽出我自己的时间，愿意跟他们做一个分享，利用我的那些时间，可能来给听我演讲的这些人，每个人带去和所得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人与人之间我觉得需要和善，需要帮助。从那小时候来的。
赵民： 所以你小时候是社会磨砺或者社会磨难，反而倒过来帮助了你今后对社会的回报和报恩的心态，这是成功人士对社会的一种态度。
陈兴动：我不敢说是成功。我就说总的来讲，我今天走到这个位置，绝对不是以前的这种计划，不可能计划得准。我记得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是1988年从国外回来的。说起来很有意思。简单讲，我是83年82年开始，我在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对中国改革很感兴趣。就参加了我的一些老师他们搞的改革研讨会。那么83年我考研究生考上，83年下半年开始做研究生。那个时候，83年以前，78年到83年，那些改革基本上是农村的，那个时候搞土地承包，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么农村的老包怎么进城，城里的还没有来，所以我当时就是说农村的承包，然后就是农村到另外一个经济，我当时考虑应该是另外一个经济，就是说“县域经济”，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做在“县域经济”上，还没有进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参与了农村的一些改革的讨论，对于改革方案的一些内容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对全国的几个地方做调研，就有兴趣在我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到当时的国务院农发中心。
赵民：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陈兴动：就是杜能生，杜老，王岐山当时也在那里做。
赵民： 对！王岐山。还有一个我们企业家朋友，叫当当网的李国庆。
陈兴动：李国庆。为什么跟李国庆很熟呢？就是因为那时的关系，包括温铁军这些，在改革的前沿里面做过很多贡献的，还有像陈锡文这些人。当时就开始真正的了解当时的万元户，农村的改革养鸡场怎么回事儿。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兴趣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改革上。所以我85年大学毕业，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就了国家的体改委，进入了企业司。企业司86年的时候正好是体改委，国务院需要组织一个项目就是想去培训年轻的官员，去了解什么叫市场经济。所以当时我是比较有幸运的，有幸运的三分之一，三个人当中挑一个，然后我就挑了去了牛津大学，去了两年时间以后，又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世行在招雇员，然后我在剑桥大学做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两个世行的官员在那里听我的演讲，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去世行，我说当然有兴趣到世行去看看，所以到了世行去了半年之后发现我对中国的改革实际上不懂。因为我既不懂，也年纪轻，话也敢说，所以在一次研讨会上我发了很多的言。这个发言让这个东欧局的一个局长——后来他也被提了世行的副行长——认可了。说你有没有兴趣到东欧局来，然后到他的部门里上了几天班，他给我提了一堆问题，中国的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做的？中国的改革在那个问题上是怎么做的？后来发现我哪儿知道，不知道，后来发现中国的改革太深奥了，一是我既不懂，二是这个改革过程我不能失去，我一定要记录这个，所以半年我一个项目完成以后，我就辞职回来了。回来第二年，第二回以后，有一次记得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88年还是89年？我一直在跟我的一个司的副司长聊天的时候，说兴动以后你想干什么？我说我的感觉，我以后想当一个商业经济学家，他说为什么当商业经济学家？什么叫当商业经济学家？当时还没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我就跟他讲，在我的感觉，学经济学学半天，我七年北大，牛津大学那还有两年时间，加起来有九年理论。那么学了半天，在中国学了七年经济学，我真的不知道经济是怎么运行的，牛津大学的两年非常的重要，重要的帮助我能够把我在北大七年所学的东西做一些系统化，去了解什么叫宏观经济学？什么叫微观经济学？政府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定位在哪儿？然后我们发现，我现在读了很多的文章，大家都在写着政府应该怎么样，发现这都是政策经济学家，就是说为政策服务的，写文章的目的都是这种。而我说我好像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把经济学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叫理论经济学家，他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就可以了，他给其他人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第二类经济学家叫政策经济学家，他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应该是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了，这个投资增长速度太快了，应该给它降下来。这个收入分配不公了，应该提高弱势群体，应该要照顾群体。但是至于做不做是政府的事儿，做得到做不到是政府的事儿。所以这一类叫政治经济学家，提供政治咨询。那么第三类经济学家，我说未来中国的社会一定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那叫做商业经济学家。他回答三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可能是什么？投资者要通过判断可能性，发生的可能来挣钱。这件事儿有80%的机会发生，有80%的挣钱机会我就投，只有40%我就离开远一点。现在的风投也需要这个，他们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他需要在小概率当中找到大概率。所以他是商业经济学家，商业经济学家需要去判断政府，比如说关于人民币问题，我现在得到什么，一段时间以来，特别过去两年半时间，这个市场上充满着人民币不同的预期。但是在人民币预期上，我起码在过去的两年半，到目前为止，我是少数几个比较正确的。
赵民： 哪个观念？
陈兴动：什么观念呢？我是说人民币不可能大幅度的升值，人民币只能小幅的逐步的升值。为什么不能够升值？
赵民： 你历次的采访都是这么说的。
陈兴动：历次都是这么说，为什么？一直在坚持。能够坚持这个观点不容易，就说两年半始终下来。有的人说你看陈兴动不对了，最近人民币你看加速升值了，我说加速升值也不说明问题，只不过加速几天，我可能通过一天时间给他赚回来了，总的幅度每年大概5%以内。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说我对人民币问题的看法不基于人民币应该怎么样？而是说人民币可能做到什么，就是政府可能做到什么，政府不可能做到什么，那么我给他列出几条理由，不可能做的理由。当然今天不讨论人民币的问题，我的方法是这样的，是基于可能性，然后做出我的结论。而不是基于应该怎么样而做出结论。你比如说我在新加坡给我的一个客户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在跟他交谈的一个小时当中，基本上就人民币的问题跟我争论，然后他是我的客户，他是一个对冲基金的总经理。他说陈兴动，今天跟你讨论了半天你没法说服我，你肯定是错的。他说如果我错了，我要赔钱，而且我还欠你一顿饭，如果你错了，你欠我一顿饭。他说人民币一定要升值，人民币在今年之内——那是去年的事儿——一定要升值15%以上，不可能少于15%。为什么呢？中国一定要最后要向美国向国际社会低头。人民币一定要升值。结果过了两个月我们在纽约又碰到了，他说我没听你的，我亏了一千六百万，我做亏了。做什么呢？他做人民币的叫“远期不可交割的远期交易”，叫MDF。
赵民： 所以就这样就是商业经济学家。
陈兴动：这就是商业经济学家的作用。这里的例子很多了，包括很多的客户跟我辩论一年多以后，每次他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时候都没有升值，都是我的正确。最后他说了在人民币问题上，我不再动脑子了，你告诉我什么是什么。
赵民： 我们现在再回到你人生的早期的时候，你刚才说的做任何事情之前要想清楚，想清楚之后要坚持。这就是反映在你刚才说的两年多来对人民币问题的这种看法上。但是很多人会关心的是你怎么做到这些？里面有没有一些方法？
陈兴动：我比较勤奋。勤奋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对中国，还是从上面到下能做到什么？你比如说首先讲，你要设身处地把你自己假设成总理，我作为经济学家我要去做。那么我在中国政府上，比如包括现在，当然国内也有很多人的观点前后不太统一，不太一致。有时候他建议人民币升值，他就说我是一个学者我只说我想说的话，至于做不做是你政府的事儿，他就是一个政策经济学家，讨论应该做什么。比如资本向下的开放问题，他很谨慎。他认为比如直通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他高度一致。直通车刚出来的时候，别人都在喊的时候，我当时讲了三句话，我说第一，直通车现在开出来是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一项政策，你到网上去查，肯定都是这么报道的，香港好几个报纸都在引用我这句话，一直跟踪着我，说你太正确了。第二我说这次直通车的决策过程太粗糙了。
赵民： 决策过程太粗糙了？
陈兴动：第三我好像不太看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比较难。中国远没有到直通车可以开出来的地步，它是资本向下开放，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闹明白，就给开开了。既然没闹明白，中国这件事情做不好的，它肯定难做，我当时就说了这三句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需要通过什么呢？需要通过你站在中国的角度，先不站在国际角度，先不站别的东西来讲，比如说我讲的几个，那天在交通银行的经济学家会上，邀请了很多的经济学家去做一个论坛，是一次交锋。我在会上讲了几个观点。我说人民币关于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这在国际市场2000年以后盛销成长，大家都在喊，每个人都在喊。但是你喊为什么国际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呢？是因为谁也不愿意为失衡的重置付出代价，都希望别人付出代价来调节我。所以你看美国的汇率，想落美元。那么欧洲现在的汇率已经变成了1.46，1.47了。欧洲高兴吗？欧洲不高兴。欧洲央行现在遇到很大的压力。那么欧洲的企业家就给欧洲央行施加了重大的压力，说美国都在减息，你还在加息，你安的什么心，想把我们给整死你才高兴？所以政治的压力让你不难。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站在这种难度，中国的的确确是全球化最大收益者之一，至少的。一方面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工业化往前走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国际化和全球化给你带来的好处？你不想要吗？想扔掉吗？你怎么会呢？所以你平衡一下，我有大量的工业化没有完成，然后再加上现在提出来的我们2020年之后我们的人口老龄化。从现在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变零了，我们从人口红利到人口红利的零到人口红利的负值，然后到老龄化。现在已经出现一种转变了。我们现在呢？从现在开始到2020我们现在就剩20年，中国工业化可能未来的15年到20年必须完成，所以我有紧迫感。如果我当中国领导人的话，我一定要考虑好了，我所做的政策的变化不要使我的经济受到巨大的打击，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汇率的问题，十个经济学家有九个给我讲，我如果当总理的话，他会告诉我，说这个汇率的调整是有好处的，ABCD等等可能列十点好处。但是我只问一个问题，汇率问题如果说都有好处的话，你问问这个世界哪一个政府愿意去对它本币进行大幅度升值，没有吧！可是你要问问哪个政府，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政府都想使它的本币努力的贬值，有没有？有的是。那好了！你回答问题，为什么？如果都有好处了，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不去做，我是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我刚刚开始，我对资本对这个后辈还都不了解，你让我去升值，大幅度的升值，那好了！如果你们说的这些好处我得不来，我怎么办？如果出了后果谁负责，是我下台，还是你们下台？很简单的道理。还有一个我为什么判断他不会做，为什么要进行汇率升值？汇率升值就是使你本国出口，简单来讲，当然其他的效果还是有的，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使你的出口的产品成本大幅度的上升。那好了！出口产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了，当然美国人购买，比如这个东西原来是卖十块人民币，OK！那就是1.2美元在美国卖。现在还卖十块人民币，可人民币已经升值了，我人民币原来是1：8，我现在是变成1：4，那就是Double了。那么在美国它就要卖2点多美元，卖2点多美元对中国人来讲还是十块钱没变，但是对美国人来买这个东西，我过去花儿1.2美元，我现在要花儿两美元，我涨多少？我就要张60%了，这个东西贵60%了。你要知道这个供求关系可以通过价格来调整，那么太贵了。那么我可以不通过人民币升值的办法也可以做，有两条。比如说我是总理，那好了人民币如果升值40%，现在有人说人民币是低估40%，OK！我升值40%，就像布兰奇到中国来演讲的时候，人民币需要升值40%，我们不讲，先不具体讨论这个问题。OK！中国人就说我们为什么现在经济增长这么快，我们为什么生产东西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环境保护要重视的话，是不是要成本上升。第二我们的东西之所以这么便宜，因为我们劳动力便宜。为什么劳动力便宜？因为劳动力供给太过剩。我要告诉你，市场是有失败的，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节目，说20年以前老爹老妈到深圳去打工，每个月赚个800，1000块钱。孩子20年以后长大了到深圳去打工，他还是赚800到1000块钱。可是何况老爹老妈当时去打工的时候，一盒盒饭两三块钱，现在一盒盒饭十五、二十块钱。能一样吗？那么现在市场说，OK！人家深圳的这些工厂厂主们讲说，你爱来不来，你今天一分钟走，我一分钟之后就又有一个人进来了，因为劳动力供给了。在这种情况下，靠市场去调节是不行的，所以政府要进来，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要给工人最低工资保障，因为你生活费提高了，你必须得满足人的生活水平，那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那么许多我们过去的东西生产之所以比较便宜，是因为地方政府给这些加工企业有很多的优惠条件。比如说用的土地不要钱，比如说给了它很多的优惠条件，比如说税收返还，比如说退税，比如说用电，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这些成本要加起来要占多少，要使你的生产成本上升50%到60%。那好了，这是两个问题，一个人民币升值这些东西都不变，我没有机会改变这些东西了。我现在建立和谐社会怎么做？说我人民币要让它变，因为国际社会说人民币不变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优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优先解决的是这块问题，不是优先解决那块。也许两种办法我共同使用，但是我用在这上面。所以我一系列的条件分析下来，ABC我十个理由搁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理由得出人民币要大幅度的升值，做不到。所以我是要解决听美国的指挥棒的起舞还是要解决国内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肯定是对的。
赵民： 所以你讲到你能够有这些观点是因为你的勤奋？
陈兴动：我的勤奋，我需要去研究它，大规模做不是凭脑子想，我需要听很多人的意见。包括我一个礼拜要上七天班，为什么上七天班？我上个礼拜开两个研讨会，星期六开一场，星期天开一天，一直是一个礼拜上七天班。很经常。包括昨天晚上刚见完面以后，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又想跟企业家对话，我们搞一个研讨会。然后你能不能，求你来吧！星期五一次，星期天一次。我说算了星期五肯定不去了，星期天再去可以去去，我说星期天有时间就去去。我愿意去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觉得是一种脑筋碰撞很重要，去听听不同人的观点，不同的意见。第二个我愿意把我的观点贡献出来，对他们肯定有一些帮助。
赵民： 像你现在的这种企业规模的大小和你的级别的话，很多人都是很轻松的，经常打打高尔夫，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时间打吗？
陈兴动：我也矛盾，我也希望这样。人有四十年，我们观察一下四十年。从现在角度来讲，我们过去头十年，就是成长以后懂事以后的头十年，你可能是晃晃荡荡的都不知道做什么。第二个十年你开始什么呢？使劲的写。
赵民： 头一个十年是从几岁到几岁？
陈兴动：上大学之后的十年。第二个十年就是上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讲不是大学以前，大学毕业以后，那是摸索阶段，十年。
赵民： 差不多到三十岁左右。
陈兴动：第二个十年有很强的欲望。就是如果从做我这个行业角度来说，经济学家，有很强的欲望写，很多东西都想去发表一篇东西，到这里发表，到那里发表。第三个十年需要读很多。
赵民： 四十岁以上。
陈兴动：四十岁以后读很多。
赵民： 二十岁到三十岁，三十岁到四十。
陈兴动：第四个十年就说很多。
赵民： 五十岁以上。
陈兴动：往外吐了。第五个十年可能最后什么也不做了。
赵民： 六十岁以上。
陈兴动：享受。那么现在我处于什么程度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我自己意识的，比如说我现在从公司角度来讲，希望我能做一些他们认为更加重要的东西。同时也不要让我放弃了我现在作为商业经济学家的这种价值。这个客户自己跑过来见过我，而且说老实话，从客户的角度来讲，应该他是我客户，我应该努力为他们服务。但是说老实话，我跟他们讲对不起，我太多需求了，实在满足不了你们的需求。这个我就发现，我一跟他们谈，可是我如果不对这些进行研究，我是谈不出来的。像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这个理由，你一听出来我可能就没有东西了，就是虚掉了，你就没有脚踏实地，你没做努力研究。这样的话，我剩下的时间很少，我能干什么去。我老婆跟我讲，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什么？六点半起床，六点五十离开家，七点半开早会，坐在那个地方开早会，然后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左右回家，七点半到八点回家。
赵民： 十二个小时。
陈兴动：十二个小时还长，然后经常还要晚上应酬。我经常十一点钟回家。
赵民： 昨天晚上我们就到十点钟了。
陈兴动：那对我来讲很正常。十点多，十一点多很正常。
赵民： 基本上十六个小时。
陈兴动：然后一年当中我要去做路演，空中飞，我要转地球三圈到四圈。我的出差时间大概是四个月以上，空中飞要四个月一年。这么样大负荷的工作，这种叫做热情。包括我的同事都说，就是说没有像你这样的，做不到。我说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的精神怎么不如我呢？一个个困的要死，早上也会起不来，我说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热情，你要热爱工作。
赵民： 其实你看一个人成功说到底概括这么几个字还是比较简单的，从小你要有一些志向，或者说要经历过一些磨难，才知道要为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做一些努力。你的想法要对才有动力，然后中间有一些老师帮帮你，然后到大学里面有些老师给你一句话两句话的点拨，要做有心人。真的做工作的时候，你要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然后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十六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觉得是一个享受。这样做几年就成功了。
陈兴动：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一个坚持，需要人去坚持。我的感觉就是年轻人现在有些东西，比如说昨天有一个工作三年的一个女孩，是我一个朋友介绍，然后有一件事情她要求我帮助。然后这件事情说完了以后，她就谈起了她郁闷的地方。她刚工作了三年，在国内的一个企业，也是做投资的，做的也不错感觉上。郁闷什么呢？郁闷的是去年在业务评估当中，她被评估的最好，实际上是最好之一，比较好的之一。但是没有体现在奖金上，所以就觉得特别的郁闷。然后就问我一个问题，说陈老师什么时候像我这样的人才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能力，才有炒老板的资格。我说你现在没有资格。但是我说你为什么呢？郁闷一年了，差不多有半年到一年了，去年的奖金没有拿到，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我说你今年应该做的怎么样？今年再做。其实我觉得许多的东西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第一你一旦承诺了做这件事儿，然后把金钱的事情不要看成是一个追求的对象，要看成是一个奖赏。
赵民： 为什么你刚才说她工作了三年，还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陈兴动：它不重要。我就给她分析讲了，我说你去年做的业绩成功，做的很成功。有几个原因没有奖赏你。第一，如果我是你老板，可能你这件事情在你认为很重要，在我这里没有引起我的重视，也就是说在我的眼里这件事情不重要，不是那么重要。可能重要，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重要。第二，你现在是一个才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人，我不怕你走掉。你做的过程当中你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你之所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可能是一个偶然因素，跟你的努力没有关系。
赵民： 比如说股市大涨，水涨船高。
陈兴动：对！跟你没关系。
赵民： 所以投资回报就很大。
陈兴动：所以你的可替代性太强了，你出来以后你还没有做到不可替代。你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要做到你不可替代，那你的不可替代性就大了。
赵民：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定要做到有核心能力，做到不可替代，你的金钱奖赏就来了。
陈兴动：另外一个你的幸福感就在于你是不是愿意做？比如说你给一个公司做，它给你提供一个平台，看看你在这个平台上，就像在舞台上跳舞一样，它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个足够大的跳舞，是给你一个自由度，你这个自由度是在浪费你自己，还是在滥用公司给你的舞台。这是你自己需要把握的。
赵民： 这个忠告很重要，这个忠告非常重要。非常谢谢陈总！很高兴今天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你真的是商业经济学家。不过今天听你讲下来，我想很多人会对经济学家的类型分类、人生、以及大学毕业的五个十年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轮廓！谢谢陈总！
嘉宾介绍：陈兴动，1960年9月生，1979年从福建省尤溪一中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四年后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并考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务院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1986年作为第一批中国中央政府年轻官员被派送到英国牛津大学。在1985年至1986年期间和1988年至1990年期间，曾作为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经济师，积极参与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研究和设计。曾两次服务于世界银行：于1988年2月至8月，被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中国部聘为经济顾问；1990年6月至1993年6月，出任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经济研究员；1993-1997年任法国兴业高诚证券公司总经济师，1997年至今任法国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兼法国巴黎百富勤证券公司董事及总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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