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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能娃哈哈这场闹剧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最大伤害，正是中国公司信用的流失。说实话，这比国有资产的流失后果还要严重得多。
宗庆后与达能在较劲，世界在观望。日前在“2008管理文明与中国企业成人礼”的论坛上，主办方安排了央视《对话》总导演刘戈担任主持，李肃、孙虹刚为宗庆后的拥戴方，赵晓与我为非拥戴方的PK。当同台辩者慷慨陈词之际，我却想到了“心如止水”这个词。一如咆哮的河流映照不出世界，心如止水才能看清事件的本末。当我们按捺住利益的小兔，超越花样繁多的主义，便看到了价值。尼采说过，“世界围绕着价值旋转。”
每一个纠缠不清的事件，背后都是价值的紊乱。转型之中国，犹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迷失与清醒交替，欺诈与诚信混杂，德行与阴谋归一，信仰与阴狠搭肩。一如2500年前老子所叹，“天地之间，犹如橐龠呼？”
2007年，达能与宗庆后的合约纠纷，演化为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双方真刀真枪打了快一年，还没有缓解的迹象。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合同的纷争，是一个商标归属的争论，是庞大利益归属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中国不同商业价值的碰撞。纠缠不清的利益表露出的是紊乱的价值。
当个人精巧的算计走不通时，宏大意义的旗帜便会被交战双方自然地竖起。从4月初开始，宗庆后高举保护民族品牌的旗帜，达能则高擎国际商业准则的大旗，展开了对攻战，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媒体头版报道底本。一时间经销商、娃哈哈员工、相关地区的地方政府、学者们、健力宝等企业纷纷被卷了进去。有些欧洲政客，也竟自入局，利用这个事件，扩大着中欧之间的不同或矛盾。
10月24日，达能全球CEO里布宣称，“要一次性永久解决达能娃哈哈合资问题”，而宗庆后则不予理睬，一直忙着切分娃哈哈系的巨大蛋糕，把更多的利益往非合资企业中划拨。宗本人虽然已经在6月份辞去了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和法人代表，达能的范义谋也宣布接任，可是后者根本沾不了边，一切都在宗庆后的控制之中。
同一天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很有意味，“宗庆后或许会赢得对企业更彻底的控制权，但他会丢失两件东西。一是他本人作为商人的诚信，二是其他股东对其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这样的胜利会带来更为可怕的推论——中国的法规对类似违约行为缺乏制裁能力。这无论对中资还是外资企业都不是好消息。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输家是引进外资30年来仍然明显欠缺的制度环境。”
我记起了大国崛起中的荷兰水手悲壮的故事。1596年，荷兰的一个船长带着17名水手，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极圈的一个地方。8个月漫长的冬季，8个人死去了。但荷兰商人却做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们私毫未动别人委托给他们运输的货物，这些货物中就有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衣物和药品。冰冻时节结束了，幸存的商人终于把货物几乎完好无损地带回荷兰，送到委托人手中。荷兰人有充分的理由权变，他们可以先打开托运箱，把能吃的东西吃了，等到了目的地，可以加倍偿还托运者。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人道的做法。但是，荷兰人没有这样做。他们把商业信用看得比一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用生命作代价，守住信用，创造了传之后世的经商法则。在当时，荷兰本来只是个100多万人口的小国，却因为商誉卓著，而成为海运贸易的强国，福荫世世代代的荷兰人。
对比荷兰船队，不知宗庆后个人作何感想。信用之于商业，犹如空气和水之于人。太自然了，人们或会忽视它的重要性。而一旦失去，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宗庆后是运作能力很强的人，他不怕打官司！中国现在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在当下一切取决于当事人的运作能力。任何一件事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宗庆后或会赢官司。在世界已经扁平的条件下，我们在这边没来由地投入过多的民族情感，平添了中国公司在欧美市场上的艰难。眼下宗庆后所痴迷的那一点点利益，那是注定要以无数中国公司的市场份额来偿还的！
达能娃哈哈这场闹剧对中国公司全球化的最大伤害，正是中国公司信用的流失。说实话，这比国有资产的流失后果还要严重得多。企业再大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基本的条件前提，你哪怕做到1000亿，也离不开最初的1元钱起点，最初一元钱的权责界定是最后1000亿利益分配的最基本原则。这就是操守，这就是信用，这是商人的立身之本。
对自己的约定承担责任，信守承诺，是中国商人最起码的自尊和天良。有些中国人天性温良宽厚，信守承诺，甚至以德报怨，不因为对方损害了自己而放弃了自己的诺言，自然是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些人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而大动肝火，恼羞成怒，甚至做出一些让周边的人感觉莫名其妙的事情来。
我在论坛上简述了我的两篇评论《达能商誉之花在恐惧中失落》与《恐惧感统摄了企业英雄宗庆后》。主持人刘戈得出了结论：“看来双方各怀鬼胎”。现在宗庆后与达能都需要心静。他们需要静下心来想想，究竟他们所恪守的利益，是否有经久的价值？ 达能商誉之花 在恐惧中失落价值中国推荐
一如娃哈哈品牌受损的宿命，达能的商誉也不再是阳光、健康和美善的代表。商誉一旦被毁，达能还有什么？
日前，出席“中国制造对接全球化管理精髓”论坛，卡特彼勒的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瑞拉文作了主题演讲，主办方邀请我作点评。卡特彼勒是制造业的500强公司之一。中国业务的快速增长，带动卡特彼勒年销售收入从2001年的200亿美元达到2006年底的400亿美元。以至于卡特彼勒下决心把亚太总部由日本搬到了中国。瑞拉文重点以卡特彼勒与山工机械的合作案例，展示了卡特彼勒与中国公司共发共荣的关系。我对卡特彼勒的成功，做了六个方面的肯定。最后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卡特彼勒在中国的制造中心却反复强调“全球采购”优势。而所谓的“全球采购”，实际上已经是跨国公司转移利润的一种形式，卡特彼勒有没有计划在中国形成广泛的供应商集群和联盟计划？
二是卡特彼勒在今年8月份，又要行权收购山工机械的全部股份？为什么不能让本土公司50年、100年或更长时间地分享卡特彼勒在中国的成长红利呢？
这两个问题，可能超出了瑞拉文所能宣示的程度。这是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个很关键问题。最近关注达能娃哈哈纷争，达能的总体战略与卡特彼勒如出一辙。
一种巨大的恐惧感使达能陷入一味并购与鲸吞而不能自拔。自进入中国以来，达能一直在忙着并购参股同行业的佼佼者。达能先后收购了包括娃哈哈、蒙牛、正广和、光明乳业、汇源、乐百氏等公司的股份。达能在上述相互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各大品牌厂商中占有董事会席位，听任各方血腥拼杀。而达能的自主品牌则借势走上前台。
达能对建立真正战略联盟不感兴趣。它把收购其他企业和占有其他企业的资产作为发展的手段。其在中国的资本投资，一般的路线图是参股、控股、悉数掌控或变卖套现这样四大步。达能广泛收购中国本土品牌，是他不看好自主的达能品牌而更看好这些其貌不扬的本土品牌吗？不尽然。达能曾持有92%的乐百氏，这个有技术、有团队、有管理、有理念的跨国公司，怎么就生生落败了呢？当初虽然乐百氏败了，但是达能却在中国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播了。此番达能与娃哈哈大战，可谓影响深远，国际上多种政治势力被调动起来，达能更是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看上去，达能似乎走进了一场注定不输的战斗：如果最终持有娃哈哈，将无偿获得一个知名品牌；即便娃哈哈品牌灭失，可能也去掉一个强劲的对手。两种结局，或可能对达能同样具有正向意义。
整个达能娃哈哈的论战，一直在按着达能设计的节拍走。可是达能战略自以为是的设计者，被狭隘的战局利益遮住了眼，却忽视了达能最重要资产的贬值：达能的商誉。
随着双方越来越多细节的披露，达能一直以来标榜的公司社会责任荡然无存。1996年，达能在明知合资公司不能依法持有娃哈哈商标的前提下，又跟宗庆后签下“阴阳合同”。合资公司成立以来，达能接受宗庆后的一系列苛刻条件，比如，董事长总经理一个人当，不干涉经营事务，公司只能设宗庆后一个总经理，不设副总经理，以保证宗庆后的绝对权威，达能派出的技术员与销售策划师也被赶出了合资公司。达能甚至认可公司“多个经营主体一套班子”这种反常方式，认同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这种有反跨国公司常态的行为，明显包藏着祸心。
昔日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要自愧弗如了，只有历史上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可以与达能媲美。达能在中国市场上如此处心积虑地算计中国人，必将引起中国消费者的极大反感。一如娃哈哈品牌受损的宿命，达能的商誉也不再是阳光、健康和美善的代表。商誉一旦被毁，达能还有什么？达能在娃哈哈项目的业绩的滑落，必定影响到总公司的业绩，有可能引发股东的不满和更换CEO的压力。
这是一场纯然由恐惧心理引发的悲剧。真正强大的跨国公司，行为多出自爱心。
（作者为首钢企业成长研究所所长） 不安全感统摄了企业英雄宗庆后
信用这东西是易碎品，打造起来很费工夫，毁坏它不费吹灰之力。
如果是外力强行压下来的合约，还愚直地去信守，那是软弱的标志；可是当不合法的合约是出自己方的预谋安排，还要高调宣示对方签下了违法的合约，只能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恐惧感了。中国企业家不知是什么时候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时常处于一种恐惧之中不能自拔。一如柳传志概括，中国商界是一片沼泽地，说不准什么时候踏不实就会陷下去。许多时候，企业家明知不仁，也要强为，明知有陷阱也要往下跳，否则将一事无成。就是这惊险一跳，埋下了一种恐惧的种子。柳传志当年为许可证给人送礼品时的忐忑不安，至今挥之不去。
宗庆后也做了惊险一跳。引进达能，成功实现了MBO。他对现有资源进行了创造性的组合，为社会所接受，又带来了滚滚利润，因此他成了企业英雄和人大代表。然而随着达能娃哈哈事件的演进，越来越多的细节被双方相互揭了出来，对于宗庆后的形象大打折扣。信用这东西是易碎品，打造起来很费工夫，毁坏它不费吹灰之力。
一如达能切入中国十几年了还是具有深深的恐惧感之中，只能惦记着鲸吞一个个同业对手，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也同样统摄了宗庆后。
一个校办工厂娃哈哈成功以后，恐惧感随即而至：自己血汗创造的财富，全跟自己无关！为了把本来该属于他的创业奖励放到口袋里，为了转换国企经理人的身份实现MBO，他不惜引狼入室，以外资参股的间接路径实现MBO。这是缠绕一个时代的问题。不管以什么方式破局，旁观者都没有必要太多的苛责。
个人股份落到了实处，并没有丝毫减轻宗庆后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于是他把自己一家人都转换了国籍，以妻女的身份注册了一系列离岸公司。这个问题，依然不能拿到道德的天平上。看看《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前100位，有多少已经转换了国籍？有多少还保持着对中国国籍的赤胆忠心？积累了财富便改变国籍，这种现象很值得国人反思。主干企业家们的外流，是对这个国家长久国力真正的威胁。我们当深思，环境和体制该有什么样的调整？
转换了国籍和财富，还是没有丝毫降低宗的不安全感。即便是一手带起来的团队，他依然不敢轻信。转制时对职工个人股的划分，至今没有一个高管把股份记在了自己的名下，操控权还是被宗庆后紧紧地攥在手里。哪一个人每年分多少红利，还要等待他的定夺。这可能是强化向心力之道。宗庆后是个老江湖，对人性可谓至察。他见惯了背叛与阴谋，在未来巨大的波折和起伏中，他只能相信自己。
这种不安全感同时弥漫在公司经营上。娃哈哈系几个经营主体（如娃哈哈集团、娃哈哈大能合资公司、非合资公司但是使用娃哈哈品牌的中国公司、宗氏的离岸公司等等），一套班子，董事长与总经理他一个人做，而且不设副总经理。使得收入、成本与利润，完全成了一个内控的数字游戏。这也就是达能对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异常增长”深感担忧的原因。诺大的公司，买一辆电动车的单也需要宗庆后签发。
这一层的恐惧连带出来的行为，也表征了一代中国企业家的悲哀。他们殚精竭虑，励精图治，恨不能把自己当成100个人、1000个人使，可就是不敢授权给他的团队。一个企业起来了，可是没有起来一个团队，起来的只是一个无所不能强人！如果中国企业都这样的做法，那么中国永远进入不了强国的行列。好在，我们看到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像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一批标杆企业，在企业规模上来的同时，打造出一个个强有力的团队。
当代大儒梁漱溟指出：“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宗庆后显然没有机会聆听大师的教诲。
当一种心灵深处的恐惧统摄了一个企业家，他的所有的行为和思维都变形，处处防范，戒备森严，不合群甚至发展到敌视他的团队和社会。他的思维和行为只要还不是发自内心的爱，就永远上升不到一定的层次。这是中国缺乏世界级企业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源:网易 作者:王育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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