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骨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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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骨陈独秀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的独秀山下。
    陈独秀祖上代代习儒，但一直没有高中。到了父辈这一代，也只有四叔陈昔凡中过举人，在外做了个小官。父亲陈衍中虽然读书用功，却始终没有中举，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教书，在陈独秀两岁时不幸染上瘟疫，死在苏州。
    陈独秀的同乡兼表亲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中，曾对他的童年作了如下回忆：“他年少时代相当调皮，他的祖父管教很严，因为他有点鬼聪敏，背书背得快，老人就以当地独秀峰为他命名。他祖父常和乡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要成蛇。当然祖父是希望他成龙的，决不想他成蛇，以独秀二字为他命名，可知对他期望之殷。”
    “不成龙就成蛇”，这是祖父对陈独秀宿命论式的预言。客观来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大革命，陈独秀就像一条龙，大刀阔斧，冲锋陷阵，自始至终向恶旧势力开火。特别是他创办的《新青年》，对当时中国时局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就连陈独秀自己也得意地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陈独秀有一身傲骨，说话不留情面，与人争执也不知缓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决不愿说不对又不错的话”；“我只注重自己的独立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正是这种性格，让他的命运一再发生逆转。
    大革命失败的时候，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总要有人负责。共产国际不可能负责，只有中共中央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不可能由集体来承担，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在大革命中又确有过重大过失，这个责任就只能由他来负了。所以八七会议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撤了职。这个结论，对陈独秀个人来讲是有失公允的。所以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到他住处传达国际指示，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反省时，他直接拒绝了：“不去，坚决不去。大革命失败了，我作为总书记，我是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现在要我到苏联学习，我去学什么？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
    这之后，陈独秀从武汉秘密来到上海，闭门深居，想潜心研究自己喜爱的文字学。但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一再派人劝他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苏联去反省，陈独秀统统拒绝了。对于这件事，濮清泉作了如下的回忆：“……他这个人非常偏颇，而且相当自负，要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难以办到的……1928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他东方部长的职位，他竟严辞拒绝。他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是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荀人谢不敏。我说：‘老先生在这点上，你未免过于顽固了。’他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定要坚持的，执拗的性格，我是有的，小时候，母亲骂过我是个“小犟牛”，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祸不单行。就在陈独秀在政治上失势的时候，相继传来的噩耗让他更加苦闷：在被撤销不到一年的时间，陈独秀相继失去了4位亲人。先是去年6月，他的大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接着大女儿筱秀前去奔丧，因悲伤过度，暴死在上海医院。一年后的6月，他的二儿子陈乔年被捕牺牲。儿媳史静仪因忙于营救，不满周岁的孙子小红五因无人照料不幸夭折。在双重的打击下，陈独秀强打起精神，走上了一条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道路：一方面，他拼凑了中国的托派组织，不断向中共路线提出批评，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成为孤独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将枪口对准国民党政府，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结果在1932年10月再次被抓进大牢，免费吃了5年的牢饭。
    这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由当时知名大律师章士钊为他辩护。陈独秀与章士钊关系曾经是密友，两人携手合办过《国民日报》、《甲寅》等报刊。后来章士钊就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参与“三?一八”案，陈独秀一气之下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断交信，信中写道：“你与残暴为伍，我与你绝交！”这之后，两人成了政治上的对手，后又各自奔波，几乎断绝了音讯往来。后来章士钊不问政治，成为闻名上海的大律师。当他在报上得知陈独秀又吃“官司”后，便自告奋勇前来南京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因为他知道陈独秀是请不起律师的。
    在审判当日，章士钊为陈独秀作了长达五千字的辩护。当他说得口干舌燥时，坐在被告席上的陈独秀却并不领情。有好几次，陈独秀都耐不住性子想要插几句，都被法警强行给捺了下去。特别是章士钊的辩护词中有“现政府致力于讨共，而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予意已在犄角之势，乃欢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为”的话，与他的政治主张不合，等章士钊一辩护完，陈独秀立即站起来发表声明：“章律师的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 章士钊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绞尽脑汁所做的辩护，还没等对方律师有所反应，竟先被自己的辩护人跳起来加以反对。大概因为这个原因，章士钊把陈独秀称为“遍天下之交友中最难交者之人之首”。
    这次被捕，陈独秀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后改判为8年。在狱中，他得到一人住一间牢房的优待，同时房里有个摆满书籍的大书架，供他钻研学问时使用。陈独秀入狱时患十二指肠及胃溃疡病，血压也高，国民党不允许保外就医，典狱长就准许濮德治、罗世璠二人轮流看护他。
    陈独秀晚年与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潘姓女子结成夫妻。他被捕后，潘姓女子常到狱中探望，由此发生了一件让典狱长难以启齿的事。据濮清泉回忆，有一天，典狱长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但是优待也有个界限，这里是监狱，不是旅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作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这事传出去，岂不要叫我同他一样坐牢吗？请你婉言转告他，要为我的处境想一想。面子要双方来顾，如再有这样行动，那就莫怪我无情了。……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个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也为我们着想一下。”
    第二天，濮清泉找到陈独秀，把典狱长的话一五一十地对他说了。但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羞色。濮清泉愤然道：“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独秀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濮清泉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独秀自知理亏，沉默良久，然后说：“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濮清泉问他：“这位潘女士从哪儿来的呢？”陈独秀气愤地说道：“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这次谈话后，陈独秀是否有所收敛不得而知，因为很快他就获得了出狱的机会。“七七事变”后，胡适、陈钟凡、张伯苓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保释陈独秀。蒋介石松口了，但要求陈独秀必须写一份“悔过书”。陈独秀一听又要悔过，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虽然如此强硬，陈独秀还是在1937年8月获得了自由。陈独秀出狱后，蒋介石首先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想要聘他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一职，但陈独秀却拒绝了：“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不从的……值此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既然国家需要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定以大局为重，抗战期间，绝不反蒋就是了。”
　　虽然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但陈独秀却对中共抛出了橄榄枝。他派罗汉前往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期望与中共进行合作。当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积极的，就是允许陈独秀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到延安工作，而这个前提，就是要陈独秀写个书面检讨。但在陈独秀看来，什么都可以和中共谈，惟独这条不能谈！因为一旦检讨，就证明自己坚持追求多年的“真理”是错误的。不愿与国民党合作，又不想用违心检讨换得与中共合作的机会，陈独秀最终决心要走一条“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道路。在中国历史上，寻求第三条道路可说不乏其人，但问题是，其它人在走不通的情况下势必会靠向某一政党党派，但陈独秀却往往在走不通的时候，宁可退出政治舞台，也绝不在思想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且愈到晚年，这点表现得越明显。这也是陈独秀晚年悲剧的根源所在。
　　1942年，陈独秀的胃溃疡和脑充血同时发病，他这个相信科学的人竟轻信江湖医生的药方，服了扁豆花煎的汤药，中毒而亡，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