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薪年休制与劳动合同法是公民权的胜利还是挑战？

陈达夫

2008年将是保障普通劳动者最基本合法权益的元年，也注定是中国企业的多事之秋。

尽管法国早在1936年就率先推出了带薪休假制度，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普通劳动人民千呼万唤与望穿秋水，直到2007年6月29日，《劳动合同法》才获通过，并将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同时，国家在全面推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给普通劳动者还上亏欠蛋糕的前夜，政府在阴霾许久的劳动力市场点燃了锦上添花的焰火，国务院又开始讨论确立带薪年休假制度……

不过，在白露为霜的初冬之夜，普通劳动者欢欣雀跃地陶醉于春天般灿烂花香的时候，公民权或许又一次难以逃脱宠幸之后遭遇冷落的命运——假如法律只是官方给了普通劳动者一个书面的说法……新的劳动法律的颁布与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出台，尽管是对普通公民劳动保障权的一个进步，但不容忽视的关键性现实问题有三：

　　一是如何保障就业、再就业与连续就业？
　　二是如何保障企业的成本与收益比例？
　　三是如何确保休假期间的薪水发到位呢？
　　
怎么说，企业暗地里都早像炸了锅？或许，利剑所指从来未必就公道：

国有企业始终饱餐独占盛宴，支付多一些的人力成本并不伤筋动骨，相反又一次让既得利益者们在获得政府补贴与财政资助之余，觅到號饗之机，而财务报表依旧漂亮且凯歌一片；民营企业那帮靠低成本战略过惯奢华生活的大佬们，无论低调与否，早就不堪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的重压，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下，日趋逼近的岂止巨大的财务风险！这不，连华为这样的台前商业改革家就哗出了“全员下岗再竞聘”的大事情，未必不就有害怕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虞……我在想，等到《反垄断法》愈近施行前期，是否也会演出一些政府与企业及其相互之间彼此拆台的“不得已”大闹剧呢？
　　
制度创新往往是落后管理的被动方法。事实上，期望通过具体的法律形式保障普通劳动者最基本的合法权益，确实是国家迟到的礼物，尽管《宪法》和《劳动法》早前就已经抽象地确立过。

理论家们更易于倾向数字量化和抽象地定性，维护公民权也不例外。携程网近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200名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游客中，63.7%的人希望“调整黄金周”，60.1%的人希望在取消黄金周之后“强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零点调查公司则对北京、上海、广州等10个大中城市的3502位城市居民作了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市民欢迎有别于目前“集中休假”方式的带薪休假制度。

有专家喊道，现实决定政策，但政策也能动地变革现实，国家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更是突破这些制约因素的强大力量。无论从GDP还是人均收入等指标看，中国都正在朝着更为全面殷实的小康社会迈进，部分地区则正谋求率先实现现代化。如果仍然以劳动力供给水平、地区发展差异，或以社会思维习惯为由，推延带薪休假制度的法制化进程，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中国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从2004年就开始就向人大提交实施带薪休假制度的建议：“它的意义就是保护劳动者休息的权利，劳动者的休息权利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我们国家是尊重人权，保护劳动法的，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处理好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对于陈达夫提出的三个关键性问题，纪宝成强调：“国家要进一步地健全完善带薪休假制度的规定。我认为必须要做的，做了以后必须要实施了，这个应该强制执行。”
　　
但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和市场竞争却时刻告诫道：要权利，还是要生存？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普通劳动者，这都是个问题。
　　
据有关资料和笔者接触所知，包括进入国内500强行列的企业与省内100强企业在内，广东至少有60%的企业缺乏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和匹配缴交基本保险金等，其中大部分是制造型企业。这说明两个问题：

一方面，是企业和普通劳动者之间求少于供的严峻现实；

另一个方面，也表明普通劳动者流动性与差异性并存现状，使得劳动合同形同虚设。

继续深入探讨避免与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终出路，也无非是两点：

一是不断地增加就业机会，二是社会化企业工会组织的出现。

目前看来，靠企业，靠普通劳动者个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可以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保障作用的，只能是依靠政府相关部门的常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项社会公共职能过于分散，则维护这一公民权的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都必然很高。

可见，维护此项公民权，显然的结果，就一定会加大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再就业与连续就业的风险。这一风险发生及叠加危机的可能性原因，从事实上分析，既包括了官方的公共行政维护行为，也包括了普通劳动者的个人维权行为。
　　
那么，公布带薪年休制与劳动合同法，究竟是公民权的胜利，还是挑战？

基于前述几点基本疑问，假如缺乏具体与合理的实施细则，又假如监管不力，从2008年伊始，必将拉开一场盛大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拉锯战与猫鼠游戏。

我也只能默默地期望，但愿基本公民权问题不会像发票游戏那样发生在监管者、用人企业与打工仔三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