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保华/ 文 原载《财经界/管理学家》，2007年第9期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看，“理性”是指更有助于个体或组织“活得了、活得好、活得久”之目标的达成，既可以用事后实现的目标或结果水平来衡量，称为实质理性；也可以用事先选择的手段或途径优劣来评估，称为过程理性。实质理性关注结果是否最佳，过程理性重视程序是否合适。
若事先过程与事后结果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则只要做到过程理性，就可结出实质理性之果，从而实现过程与实质的双重理性。一般情况下，遵循过程理性原则，按职责、规则、惯例等行事，不一定就能取得最佳结果；遵循实质理性原则，采取可能带来最佳结果的做法，不一定正好符合程序规范。
就理性的评估而言，如果说衡量“活得了、活得久”，与管理行为的科学性相关，也许存在着相对客观的指标，如企业的盈利多少、效率高低等；而衡量“活得好”，与管理行为的道德性与艺术性相关，必然涉及相对主观的指标，如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个人偏好、幸福感受等。
理性涉及道德性、科学性、艺术性等多向度因素，一方面，不存在归一化的统合衡量指标；另一方面，即使能够找到这样的指标，也会因人、时、地、情境等变化而变。更注意到个人对于信息的选择性知觉，可以认为，纵使是那些相对客观的所谓科学性指标，实际上也只是观察者主观意识到的客观。
就人们对于自身行为的把握而言，受组织或个人有意设定的目标任务、长期无意形成的习惯活动等综合影响，有时可以清楚知觉，做出有意分析；另有时模糊不清，只能凭直觉感性加以判断。分析、直觉、情感，均带有一定的个人主观性，使得理性的精确评估存在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际管理行为都是非理性的。
应该看到，任何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与组织框架之中的，这决定了其行为必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组织与人际互动因素的影响，如他人及自我的信念预期、规则惯例、角色意识等，即使是基于无意的直觉判断或情感响应的行为，实际上仍带有一定的社会可预见性，也就是体现在生物基因与社会文化共同演化之中的理性。
理性可能伴随着标准、规范、按常识行事等。相对于非理性，理性并不等同于最佳。特别是在应对创新、竞争、变化，需要突破思维定势时，采取非理性的做法有时反而更有效。例如，在对抗性博弈中，招无定势等看似无理性的做法，使他人难以按常规、常理、常情应对，却能起到比理性做法更好的作用。
总之，管理的关键在于管得有理，理有多样性，是否完全可衡量、可统合、可分解？时时处处讲理性，一概排除非理性，到底该不该？能不能？显然，以人类之有限认知，探世界之无限变化，追求极端的绝对理性或非理性，既没必要也无可能。对于这一点，在探讨管理行为中的理性时，须引起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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