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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切忌乱伦 讲伦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家庭中有长辈、同辈和晚辈的不同，伦理其实就是要规范这种次序关系。 《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只有短短的百十来个字，却把伦理的重要性说得很清楚：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是啊！“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个“礼”就是伦理。 关于伦理，《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如果推而广之，则所有的社会关系也都可以泛称为伦理。小至家庭，大到单位、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关系。或者把眼光投射到一条马路上，我们也可以领略到伦理的作用——伦理维护着秩序。 我们在马路上开车，要遵守约定俗成的交通秩序；与人相处，要遵守社会上为人处世的规则。这些规则大而论之是国家的律法，小而论之就是企、事业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再小至家庭就是大小和长幼的爱敬了。 那么，在管理中的伦理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管理的次序。按照不同的管理次序，分配不同的职责。为了行使这些职责，就需要赋予管理者一定的权力，也就是分责分权，不相互紊乱。 我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我不要什么权力，认真干活就行。”说这句话的大多是年龄稍长的人，也多在原来的国有企业。每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会问：“您是做管理工作的吗？” 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管理就是在行使职权，这个权力是职责赋予你的。如果没有了权力，你又怎么能担负其责任呢？又有谁能配合你的指令呢？所以，职责必须伴随着权力，而后维护着管理伦理。而管理伦理的基本内涵就是：各守其职，各安其分，不相错杂。 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得很对，叫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出自《论语·宪问》。意思是说：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就要做好分内的事情，不要越俎代庖。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别去考虑那个职位所赋予的职责。 厉以宁教授曾经讲过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事情发生在西汉时期，被记录在《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丙吉传》里。 故事的大意是：有一天，汉宣帝的丞相丙吉出城视察，路上遇见了一群环卫工人（清道夫）在打群架，结果还死了人。丙吉经过的时候，尸体就直挺挺地横在京城的街道上。丙吉视而不见，也不过问就绕了过去。随从的胥吏都觉得很诧异。 再往前走，又遇见了有人在赶牛，牛累得伸着舌头直喘粗气。丙吉赶紧命令落轿，派人去询问情况：“你们赶了多远了？” 回府之后，随行的胥吏都想不通，背底下埋怨丞相的前后失问，于是就有人开始诽谤。面对诽谤，丙吉说：“老百姓在街上群斗，长安令和首都警备司应该按照既订律法予以禁止、防备和巡捕；而我的职责呢，是要在年终述职的时候，奏请实行赏罚而已。宰相是不得亲自过问小事的，更不应当在路上过问这些街头上的打架斗殴之事。现在正当春气萌动，天还不应当很热，我担心牛没走多远就因暑热而喘息；倘若如此，就意味着气候不合节令了。因此，我很担心，恐怕这样的气候失调极有可能会影响农耕，最终伤及了天下的百姓。你们应该记着，丞相，其职守是要时刻关注调和阴阳和民情，而我的分内职责规定了我要为此而心存忧患。因此，我才有这么一问。” 随行的官员们这才心悦诚服，反倒觉得丙吉是一个识得国家大体的人。 这件事情是自觉维护管理伦理的历史美谈，被如实地录入正史《汉书》的第七十四卷。 所以说，一个人承担了什么样的职务，就应该知道哪些是他该管的，哪些不该管。不该管的事情自然会有人去管，如果插手了就叫做“越职、越权”。正确而恰当的做法是，作为当值者的上司，只能直接管理当值的那个人，客观地评判他是否尽职尽责，而不是要去直接过问那件事情的本身。这同样是现代管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现代的管理人才来说，具有广阔的视野尤其重要。管理人员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对全局有所了解，对发展趋势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否则很难把自己的本职做好。还应该理解每一个职责和岗位都有其本身的职责范围。 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什么都要去管吗？当然不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是即使做到也做不好，那么，也就触及了违背管理伦理的问题。 管理所要切实依据的就是明确的分工。只有分工明确，做到各司其职了，每一个管理阶层的管理者才能有所作为，才能使管理工作有条不紊，才能做好本职工作。如果违反了“管理伦理”，那么就是“管理乱伦”。而“管理乱伦”的危害是很恐怖的。 如果我们不能真切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无法正视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越级现象。因此，我们说“管理乱伦”，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反观寺庙管理，反倒是在时时强调，要求严格遵守“管理伦理”。我经常所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油瓶倒了也不准扶”。 在佛教十方丛林寺院，典座到库房去巡视，如果发现库房里面的油瓶倒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所应该做的，不是把倒在地上的油瓶直接扶起来，而是把在库房里具体负责管理的库头找来，责让他去处理。如果典座自己将之扶起来的话，就违背了寺院管理伦理，因为其行为掩盖了管理上和执行中存在的瑕疵，无法追查到最终的责任人；而追查不到的结果，就会使管理细节无法得到改善。如果典座在没有追究的情况下扶起来一次，就掩盖了一次；下次再扶的话，就又掩盖了一次。 在佛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慈悲出祸害”。“慈”是予乐，“悲”是拔苦，就是要解除痛苦、获得安乐。然而，慈悲是需要智慧来引路的。如果没有智慧，慈悲的行为会发生事与愿违的结果，没有智慧的慈悲是可能引发祸害的。 慈悲只有和智慧相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方法”。倘若只有慈悲，而没有智慧，那就只能产生出“方便行事”，其最终收获到的就不再是我们的初衷了。“慈悲出祸害”的后半句话是“方便出下流”。因此，寺庙管理中要极端地维护“管理伦理”，而不允许有任何的灵活性，因为灵活性只能暂时收效，长期来看可能是有害的。如果违反“管理伦理”，其罪过就是“管理乱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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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居然没几个人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