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陈赟：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我理解

咏恩

陈赟：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自我理解

● 陈赟

　 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特征的变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远景历史空间中展开的，这一历史空间与中国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启动，等等，始终是当代人精神生活展开的现实背景。人文知识分子对当代精神生活状 况的感受与理解，既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又意味着当代精神生活的自我理解。
　 一 从主体性的确立到个人主义
　
　 从总体上看，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演变的轨迹，可以理解为世俗化不断扩张、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个复杂的过程既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起来的 一系列神圣世界观的解魅，又内蕴着对一切神圣性价值乃至有深度的精神生活的拒绝。就这个过程的开端而言，自我或主体性的发现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事件，它将我 们引向20世纪80年代。

　 林同奇指出，80年代的根本特征是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如下两个长期被遮蔽的中心论题：自我（即“主体性”）与文化。这两个主题颇具震撼力，在“文化大革 命”时期，政治乌托邦思想与意识形态观念决定一切，它只承认人们的阶级属性；同时，人们还试图摆脱传统，建构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因而， 人们既无空间也无兴趣去讨论官方规范之外的领域，诸如自我、超自我与文化等东西。所以，等到“解放思想”的信号发出后，自我与文化这两个主题在文学作品与 一般讨论中迅速地演变成一种话语，这就是“自我回归文化”。1也正是这一话语，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序曲。
　 一、自我或主体性的觉醒
　 步入近代以来，构成文化叙述主体的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是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与普遍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加上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出现 了个人不断被政治化，成为政治总体化结构的构件的历史后果。在这个总体结构中，是政教合一，即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体系。它与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相互呼 应，在学雷锋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2在这种宏大叙事中，个人总是世界观、历史观与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他也只能从世界－历史－时代中为自己定位，在 这里，根本没有个人生活、自我意识的独立位置。
　 8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政治化的总体性逻辑中解放自我或主体性。“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中最主要的观念就 是主体性。可以说，主体的觉醒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从主体的觉醒到个人的权利意识的增长，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3杨扬如此表述精神生活的这一历史 性转换：“对于习惯于在一种传统的宏大思想体系下生活的人们，可能总以为人的思想只能按照一种总体或整体的思想系列来安排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他们在思 考问题时，首先要确定现在的时代思想是什么，然后再来确定自己该思考些什么。……”但新的状况是，“在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各行其事，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总 体方向可依靠，但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需要依据自己的判断来作精神选择。”4不是抽象的总体性来安排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在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中，打开自己的 精神天空，这成为80年代以来一个逐渐在深化、扩展的精神生活新景观，这意味着自我的发现：个人不再是国家、民族与世界历史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而是 有其不可化约的独立存在。
　 这一新景观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重新理解，1980年发生的“潘晓现象”，就是这一理解的体现。那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 么越走越窄》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它引发了全国范围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潘晓来信表述了当时青年一代的最大苦闷：“政府宣传的价值观念和现实生 活距离太远；政府宣传忘我的精神和大公无私，但生活中人人都为自己着想；政府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前途远大，但现实却是琐碎的、日复一日的平淡无味的生 活。”在讨论中，一种基于个人视角的价值观念得以诞生：“任何人，无论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 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只要每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成为必然的了。”5通过 “主观为个人，客观为社会”的表述，社会－国家－集体与个人－自我－主体性得以在自我的基础上协调。这一讨论宣告了自我或主体性的发现，并成为当代个人主 义潮流的先导。
　 与“潘晓现象”相呼应，当时，在哲学领域，主体性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范畴，李泽厚在1981年发表《主体性论纲》，直接影响了当时得思想状况。在文学领 域，刘再复等人发动了关于主体性的论争，在思想界则有“康德与黑格尔之争”。就后者而言，当时的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倒向了康德，借助于康德，人们为个人或 自我的主体性确立合法性。陈家琪在追溯这一论争时写道：“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地都选择了康德，……因为康德要确立的是个体的道德自主，在逻辑上为我们论 证出了一个个人主义的自由社会将带给我们这个星球以‘永久和平’的美好理想。”6选择了康德，也就是选择了自我与主体性的原则。事实上，单世联曾经整理了 一个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的“告别黑格尔”的思想谱系，而这一告别的正当性基础正是从集体主义、总体性转向自我或主体性的建构。告别黑格尔的理 由在于：“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发现他真正是怎样的。只有作为个人，才会感到欢乐和痛苦”；“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 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7黑格尔作为一个巨大象征，构成了现代中国一个历史时段的“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社会－精神总体化生活样式的 隐喻，一种“目的论的意识形态和总体主义的政治处方”，这种隐喻的核心是吞噬个体的总体性概念。李泽厚断言，“历史总体的辩证法是黑格尔所长，个体、感性 被淹没在其中则是黑格尔所短。”因而，在黑格尔式的宏大叙事中，“个体日益看成或作为总体理性的工具，并明确地企图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上来把握、规定和 理解人和人的伦理道德。”8从黑格尔转向康德，就是从集体、总体转向自我与个人。“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 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而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人不能是工具、手段，人是目的本身。”9从黑格尔到康德的自觉选择，传达了自我的发现或建立主体性的 共同要求，业已成为8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

　 而借助于主体性概念为自己思想奠基的李泽厚，也成为八十年代文化界的一个文化英雄，他以其阐扬主体性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美的 历程”等著作，哺育了一代人的精神，凡是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在思想与精神上都印上了李泽厚的踪迹。而这一踪迹的核心就在于主体性与个人主义，在 李泽厚如下的表述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 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
　 二、个人主义的确立
　 主体性或自我的发现构成了精神生活的一个潮流，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12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下降”过程，具有解放、解构的积极作 用，“它是对长期以来一元的、单极的、带有极权主义特征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拆解。”13另一方面，当个人从总体性结构中解放出来时，“不再服从一个更高的存 在，而是服从自己。但人总得有一个根本的依托，所以每个人又回到了自身，也就是对当下的‘我’的肯定。这个世界是以‘我’为中心的，所以一切从我的感觉、 我的身体、我的标准出发。”“极端地说，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个体感受出发来判断，不再相信，或者说，躲避一种终极的价值。”14自我的发现开启了一个个人 主义的时代，一种更为个人化、更为情感化、更为民间、更为世俗化的人生态度流行开来，“跟着感觉走”成了年轻一代精神生活的最精炼浓缩。年轻一代开始留长 发、穿喇叭裤，读萨特与佛洛伊德，摇滚音乐也开始流行……共同塑造了一种标新立异的精神氛围，凸显自我的与众不同的个体性。
　 如果说在80年代，与主体性联关的还有现代化、世界历史规律等目的论框架，那么，伴随着90年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则是目的论框架、总体性历史观与世 界观的彻底后撤，精神生活指向了个人自身，个人成了精神价值展开的起点与终点。事实上，“价值”，作为一个词语，但在80年代后期“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 了社会的关注，并迅速成为一种日常语言。”15这个词语传达的是个人主义的消息，因为，“价值问题的特征就是比认知的问题更加偏重对主体的态度、立场、情 绪、偏好的倚重，价值领域不同于认知领域的特征就是它是情绪性和理想性之间的一种张力。无论是情绪性还是理想性都是与主体的追求、愿望、偏好联系在一起 的。”16 ( http://www.tecn.cn )
　 王宏图如是表述个人主义价值观：“对我们来说，个体的生命是一切价值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依据的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每一 个人都独立走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尽管其间你可以最大限度地与亲友分享欢乐与痛苦，参与投入各种群体活动，但最终你得独自承担生命的重负与虚无。”“个人精 神的独立追求与自我完善比忘情地投入社会生活、殚精竭虑地作种种救世的高贵尝试更为重要。”17“穷尽个体生命的可能性”、“去耕种自己的园地”、“在个 体的探索、开掘中终其一生”，等等，成为个人主义的标志性话语。18如果说王宏图表述的是60年代出生的人们在90年代的精神状况，那么在70年代出生的 人们那里，个人主义在进一步深化：后者“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关心领域，与我们及前几代人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所谓宇宙人生的‘大世界’相比，他们更倾心于身 边日常生活的‘小世界’。”19的确，对七十年代人来说，“世界不再有根有据，而是呈现出多元和混沌的面目。自我，头一次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感觉取代理性 成为把握自己和世界的根据。我们不再给自己的存在强加上某种标准，不再把自己的生命依附在某种先于生命存在的任务之下。我们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走到哪 里算哪里。较真成了一种落伍的风格，我们比任何一代都更宽容，更随和，也更冷漠。”
　 向着个人主义的回归，不可避免地回落到感性之我。“一切都要以肉体为准绳，这就从根本上回到了‘人’，不是理性的人，也不是道德的人，而是审美的人， 感性的人。”21与这一回归相应，在80－90年代的思想潮流中，美学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轴心，曾经是一个“显学”，“从文学和政治历史纠缠中，和文学 是第一精神生产力的传统中走过来的中国，无疑是把美学作为了指导性的学问来接受。从结构主义（引者按：还应该加上精神分析）、解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到后 现代主义，”一波又一波的西潮，往往是通过美学而进入广义的文化过程的。刘小枫业已看到，“审美性乃是为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的此岸支撑。”审 美性的理念出现在主体性与感性的联结已经完成，为感性生命的此岸的定位，是其关键性的重点。22事实上，审美主义的潮流与当代精神生活的个体性变化密切相 关，人们不再从公共的与普遍的道德范畴出发，而是从个人的审美的、趣味的视角来确证自我，精神生活因而出现了根本特征的变化：“以审美对生活的证明来代替 宗教或道德。”23这一过程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结合，导致了“心理主义”对精神生活的深度介入，“即依据我们的内在反应并作为一个内在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 界，把固定的内容融解到心理的流逝因素中。”24正如刘小枫所论：“审美性的特质就在于：人的心性乃至生活样式在感性自在中找到足够的生存理由和自我满 足。”由于无需与外界或他物发生关系，而筑就了一种返回到内心的生活态度。但这种生活的态度，“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不是为了作品而是为了作者，放弃 了客体而注重心态。”25从普遍的道德到感性的审美，又从审美蜕变为个体的心理感觉。当代的个人主义由于削弱了生存之普遍的、公共的基础，因而愈来愈缺乏 深度。 ( http://www.tecn.cn )
　 从体制方面看，个人主义与市场密切关联。现代中国曾经以民族国家的观念与体制瓦解家庭、地方等中间组织，而将个人直接交付给国家来使用，由此导致了对 机构的单位化、对个人的原子化理解。而当代市场则使得个人更为彻底地原子化：一方面个人被抛向“普遍的各自为战的生存压力”26中去；另一方面，社会的、 政治的、文化的等等诸种系统的矛盾与压力被转嫁到个体身上去。于是，“把一切可能有的社会问题统统化约为‘个人能力’的社会”27得以正当化。在这种情况 下，经济关系与利益原则渐渐成为个体感觉世界的重要尺度，而以传统的方式积淀的道德意识，也愈来愈趋于瓦解。“年轻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普遍 伦理，他们失去了对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信任。”28于是，我们看到了1990年代以来精神生活的重大变化，在个人主义几乎成为唯利是图的个体主义或利己主 义的代名词的市场经济年代，精神生活中文化的、精神的要素也趋于瓦解。韩少功曾追溯这一变化过程：“个人尊严与金钱之间的两难，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 悄悄出现的变化。发展经济被看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捷径甚至是投靠权力或者资本。在批判‘文革’中重建起来的社会公正及其道德标准， 再次受到新的威胁。……到90年代前期，连‘道德’、‘精神’、‘理想’这些词在文学界都几乎成人民公敌，一有提及便必遭围攻，一些官方机关报也参与其 中，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让人有些感慨。”29市场为经济的尺度介入社会政治秩序、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片面逐利等提供了合理性，因而，它的启动在当代状况下 虽然没有导致完善的经济秩序，但却在公私生活层面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它不仅催化了个人主义的利己品质，完成了个人生存方式从（80年代）“文化人”到 （90年代）“经济人”的过渡。在这种状况下，主体性已经不再是被追求的目的，个人主义丧失了它的解放功能。不是解放的洒落与自在，而是紧张、压力与焦虑 等等，成为精神生活自我表达的新词汇：“九十年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东西：利益和压力，或者叫胡萝卜加大棒。现在胡萝卜多一点，大棒是很清楚地放在那 儿。”30耐人寻味的是，紧张、压力与焦虑也被纳入经济语境中，成为社会生产新方式的源泉，如休闲保健业，在90年代后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