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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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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16 13:34:16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第二章 圣人的道德谎话:给政变一个美丽的托词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误读点评


  ●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尧禅舜继的故事,并把它作为伟大人物的政治德性之一来看待。实际上呢,舜是发动了政变,强行夺取了权力。后来,启的儿子和大臣益发生了同样的争斗,终因一场流血结束了权力之争。


  ◎中国人大而化之的粗线条历史观,忽略了两个基本疑问:伟大的改革家王莽为什么一定要装神弄鬼般地让汉刘禅让;曹魏为什么也演了一套古装戏,而不直接了当地坐上皇位呢?


  一切都由对历史的误读而复杂化!


  只是汉献帝走下禅台时,不无揶揄的话揭穿了闹剧:“今天我算知道尧禅舜继是怎么回事了!”


  道德说教实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要凭实力说话。


  ●没人参透柴进造反的动机。“外行看热闹”——中国人大多只是看热闹者,怎么会明白柴进就是刘裕的好徒弟呢。要知道鼓动别人造反也是一门艺术。


  虚构历史是中国儒家的两大看家本领之一,另一种本领则是按着自己的意志予以删削--或干脆不记,或对不合自己口味的给换一种说法。后者为笔削之法,早为有见地的历史学家所批判。如唐代大史学家刘知几指称孔丘所编《春秋》为“断烂朝报”;特别是对孔丘的“史学爱国主义”不大义为然,指责《春秋》关于鲁国的史事,“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


  这正中了孔丘自己关于《春秋》作品的预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儒家笔削历史的方法,已为历史所证,而虚构历史一端却隐于我们文化的精髓,成为史学贫血症的遗传基因。


  关于尧舜的是否存在,历来争议颇多。当代史学家顾颉刚就特疑此点,指出“周人心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这是疑古派的主要结论。文物考古尚未证实尧舜的确实存在,但是尧禅舜继却成了我们历史文明中的美谈。


  倘使孔丘通过他那个时代的考证,真地发现了尧舜存在的历史证物,但他的心思也不在考古上,而在于通过尧舜的典故给后人做一道德标本,寄托他自己空幻而美好的理想。孔兵赞叹尧“伟大啊!尧!崇高啊!天!只有尧能仿效!广大啊!老百姓简直不知道如何赞美他!崇高啊,他的成功!光明啊,他的礼制文采!”。(《论语·泰伯》)


  为了使尧的形象更加完整,成为标准的后世道德样本,孔丘对尧禅舜继的故事进行“孔版创作”。《论语·尧曰》中的记载如下:
  尧说:“啊!你,舜!上天的使命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好好把握那种庸之道。如果天下老百姓贫穷困难,那你的地位也就完结了。”舜也这样地把位子交给了禹。


  此版本就是尧禅舜继的始源。一心以继孔子春秋笔法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注1】对此也深信不疑,在《五帝本纪》中进一步美化尧的明智,即在自己的儿子丹朱与外姓人舜之间,选择了后者。说:“把帝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利,对丹朱不利;把帝位给丹朱,对丹朱有利,对天下人不利。我(尧)终不能以天下人受害为代价,达到满足儿子的目的。”
  如果这个事件是真实的,且能够成为传承的合法模式,显然它是古代部族民主的光辉典范。舜传给了禹,算是一个尊重宪法的选择的。但到了禹传位给益的时候,却发生了违宪事件。天下人皆认为禹的儿启贤明,去益而朝启,在诸侯们的推戴之下,启登上了天子位。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益似乎很自知自明,一定要把禹传给自己的位子归还了禹的儿子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


  按《史记》的记载,这又是一个让贤的典范。但偏偏有扈氏不服,认为启不当继位,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西南)地发生了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十分重要,决定着新君的地位稳定与否,因此夏师出师前宣了誓,史称《甘誓》。在誓师大会上,夏启说:“啊!你们六军全体将士,我告诫你们:有扈氏轻慢五行,不遵守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则,老天要断他的国运,现在我就奉天命讨伐他!”结果是,有扈氏被灭,慑于夏启的军事威力,“天下咸朝”。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人家益不愿干,甘心让位,为什么还有人“气不份儿”呢?


  离司马迁越近的历史,越能说明问题,越说明“禅位让贤”是一种带有美好愿望的虚构。看看秦始皇,他说:“从我开始叫始皇帝,我儿子叫二世,孙子叫三世,传诸万代而不绝”;再看看刘邦,他说:“皇位你们就别梦想了,王位呢也如此,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立为王,天下一定共同讨伐他。”


  好在历史发现,不断给后人揭开谜底。《竹书纪年》终于让儒家的虚构像一个个的肥皂泡在历史的阳光下,飞散、破灭。也好让后人理解:为什么从夏启到刘协,只勉强地演成了一回“尧禅舜继”的古装戏,而且事后的代价还那么大--中国自三国(公元221年)至隋统一(公元589年,灭陈),竟付出三百六十多年分裂、兵革、政乱的代价!


  《竹书纪年》是一种竹简书,发现于西晋太康三年即公元281年,由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的战国古墓出土。古代学者经整理研究,认为它是战国时魏国史书,所记史事下限为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299年。《竹书纪年》对订证战国史料,尤有参考价值。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经《竹书》订证,六国年表被发现存在许多错误。


  对战国以前的历史的订证作用,也同样有着重大意义。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舜继尧位的真相及相关事件;二是夏灭亡的人事原因。


  关于尧禅舜继的真实面目之记录不同于正统(或其他)文献。实为:“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关于伊尹与太甲争斗的记载亦不同于正统文献,实为:“伊尹放大(太)甲于桐,明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关于末喜在夏亡过程中的作用,《竹书纪年》记载也迥异于后来的《史记》。《史记》称:桀宠有施氏上献美女末喜,在与汤战败绩后,携末喜逃跑,浮舟至南巢(今安徽巢县东南)而死。《竹书》则记录一段背叛的历史。称:桀伐岷山,岷山氏献二女,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因此冷落了末喜,末喜则与伊尹相交,“遂以间夏”。也就是末喜并没有与败亡之君(夫)桀同渡难关,以致丧命,而是在受到冷落后,向桀的敌人出卖情报,致使夏亡。


  伊尹本身就是个朴朔迷离的人物,《尚书》释文上记载他为奴隶,受商汤重用,稍有不满,又去投奔桀;对桀不满,而又回归汤。以《竹书》以记来论伊尹的这种反复,实在是一种故意安排。弃汤投桀,完全是为了骗取信任,从事情报工作。如此,“末喜氏以与伊尹交”便有了逻辑解释。以现代术语来说,以美男计诱使一个受性冷落的敌方高位妇女上勾,与其合作。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07-10-16 13:35:45 | 只看该作者

《竹书纪年》虽然不可完全可确为信史,但他确实地粉碎了儒家的历史谎言与虚构情结。


  关于“尧禅舜继”的记载,《竹书纪年》的记载是: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尧不愿按部族宪法规则交出权力,而想传位给儿子。尧不使丹朱见到自己的父亲,也是预防政局出现反复的原因。以《史记》的相关资料来分析,舜发动政变的另外一个原因还可能是尧把持权力时间过长之故,“尧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很显然,若等到正式行使天子权力的时候,舜的精力也不济了。只有提前取得权力,才是即符已愿又利天下的选择。


  至于说到尧宣称的:“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也是可能是存在的。因为,在尧辟位二十年后,才死去。为了给世人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说法,就需要共谋,来补充历史,用回忆录的方式修正曾发生的不美好的事情。


  从《史记》上也看得出,部族政治传子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舜在位时,选择了禹为继承人,与此同时也存在舜子商均的势力。《史记》记载:“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在启以前,演出过两场同场的政治戏剧,诸侯选择了法定接班人,而不倾向与接班人相抗衡的家族势力。倘使事实真地存在,那么启倒有理由采取果断措施夺取权力,因而也就有了与扈山氏大战的事件。


  《竹书纪年》记载的启与益的关系,远没《史记》那么温和,而是一场血腥的政治杀戮。即启从益的手中夺取了帝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且,禹在整个政治交权的过程中也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传位于益,而实际上帮助自己的儿子启充实力量,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而代之。


  儒家虚构历史的本心是出于善意,但后果却是始作俑者所无法想像的。它造就了说假话的文化传统、说大话的政治习性。


  作为一个技巧,后人也试图恢复孔丘的这种作法,以确立有别于旧儒的传统。


  这个人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毫不隐讳指出:孔子制定了一套尧舜文武的政教礼法,而且亲自著作了六经,六经为孔子托古而作,托古为的是改制。康有为虽为维新主帅,但他没脱开儒家“设法说话”的历史思维,自称:“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


  于是,维新从一创意开始就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儒家虚构历史的负面作用,死死地扼住了改革的喉咙。一个昏聩的帝国,在没落的传统中,终不能自救。


  后人对康先生《孔子改制考》的评价并不完全否认,它集前人考据、辩伪的成果,对疑古学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它的武断与“创新的欲望”却一直为后人所病诟。


  儒家虚构与删削历史的执拗,到了正常人无法理解的程度!


  虚构与删削达不到目的,干脆就重写。《左传》作者左丘明受司马迁与朱熹的贬低,当是最明显的例子。


  《左传》不仅是一本非常好的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以后的史传文学有影响颇巨,有不少有名的历史作家和文学家学习和模仿这部书的叙事方法。该书比较通行的版本是《春秋左传正义》,西晋军事家兼文学家杜预作注(杜自称有“《左传》癖”),唐代文学家孔颖达作疏。(疏为一种注释文体,对前人所作的注释加以引伸和说明)《左传》的作者当为左丘明,但由历代以来不断改变左丘明的地位,致使歧义丛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讲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并没说清左、孔的关系。


  后来,《汉书·刘歆传》记载了刘歆【注2】的对左、孔关系的评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表明二人学术身份相等,没有师生关系。《后汉书》中记载的光武帝刘秀的评价与之不同,“知上明至贤,亲受孔子。”由于皇帝的定论,左又成了孔子的学生。


  以上二说,刘秀的说法不太可靠;首先,刘秀的学问并不精细,《后汉书·光武帝纪》称他“受《尚书》,略通大义”--也就是他研读古代经典是勉强及格之状,很不精细;而刘歆则是经学专家和历史学家,肯定比刘秀研究得透彻。其次,刘歆占有的文献量比刘秀要大得多。所以,时至今日,学者对没有任何文献来论证哪一方的说法为正确。


  其中只有一种折衷,那就是左丘明至少与孔子是同龄人或者比孔子年长,因佩服孔子的学问,去拜访孔子,自愿当孔子的学生。这在当时私人讲学之风盛行的时代,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唐代学者赵匡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以上任何一种说法(包括我们现在做的折衷,也不成立)。赵匡在《春秋啖赵集传篡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唐代陆漂编;啖,指唐代经学家啖助,啖赵二人为陆的老师)中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人,至于《左传》之左是另一位左氏。宋代郑樵在其《六经奥论》中认为,《左传》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战国时人。清代姚鼐在其《左传补注序》中认为,《左传》作者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吴起。


  关于《左传》与左丘明的关系以及左丘明本人身份一直是个历史笔墨官司,有趣的是:关于左丘明的名字也发生了争议--有人说,左丘为姓,明为名;有人说,左为姓,丘明为名。《史记》上的一句,又使问题复杂化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即左丘是个盲人,后人因之称为“盲左”。但是,历来史家对《国语》作者为左丘明一说不敢肯定。


  左丘明实际是春秋末期鲁国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学者,据孔子的言论来看,他可能早于孔子,至少与孔子同时,当时的成就也与孔子相当。因为《论语·公治长》中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说明孔子与左丘明的对史事的评价好恶相同。依此而论,《左氏春秋》的写作可能早于孔子的《春秋》,甚至是孔子写《春秋》的参照文本。但是,对孔子持赞赏态度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说法,却使历史被改写,按孔子的“笔则笔,削则削”的“春秋笔法”来重塑历史。司马迁说:“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孔子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发生左丘明被“降位”成孔子著作注解者的一个原因,就是司马迁的“今上”(活着的最高领导人)刘彻开始表面尊儒,即用董仲舒的建策“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司马迁推崇孔子,是“政治上正确”的一种表现。在个人感情上,由于他是师从董仲舒研究《春秋》的,必以推崇孔子为已任,故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之作,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这言”的道德目的。


  唐朝的著名学者孔颖达更干脆,称“左丘明之《传》,释孔子之《经》”,实际上把左捕明降格为孔子的受业子弟。不过到现在,考据学越来越发达,对司马迁与孔颖达(乃至宋及清的类似)说法,持怀疑态度。今人夏乃儒先生对左丘明是孔学生的说法的评价是“主此说者虽众,但历来仍有存疑者。”


  孔子被后人称为“万世师表”,在他死了1600多年后,又出现了一位把他的学说发扬光大的“万世宗师”,即南宋的朱熹。此人除了没有什么创性的贡献(如孔子开私人撰史之先河)之外,还有意搅烂一笔历史旧帐。朱熹对左丘明大加贬低,不仅他不理会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左丘明被封瑕丘伯(后改封中都伯)的事实(--实际是以孔颖达的论断为基础的,贞观年间左丘明与颜渊从祀孔庙),反而称《左传》“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进而发展成人身攻击,说“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


  这种重塑学术史的“大手笔”,实乃出于朱氏要统一学术的功利需要。左丘明的《传》既然“不识道理”,为什么从司马迁到孔颖达再到赵(南)宋王朝的先人们都一例给左丘明一个“政治待遇”呢?其间的儒学大师们不是“瞎了眼”了?!


  朱熹的情绪化与极力建立话语霸权的行为,不是没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如林栗(1188年)称:“朱熹本无学术,徒窃程颐、张载绪余,谓之道学。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妄希孔、孟历聘之风,邀索高价,不肯供职……”陈傅良(1190年)则较客观地批评朱熹“刻消太精,颇伤简歇;矜持已甚,反涉骄吝”。学术争论中又难免参杂个人恩怨与学派加政治斗争,终于导致了(1196年的)“庆元(学)党禁”。


  朱熹为建立话语霸权并没放过司马迁,尽管为了尊崇孔子,司马迁出不惜采取了降低左丘明地位的手法!朱熹先引苏辙《古史》之论,称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随后又指责司马迁“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权谋功利”。--这也就等于说司马迁自称的《史记》是继孔子《春秋》的说法,不成立。这也意味着自孔子之后,只有他朱熹才有资格做义理之学的学问。


  朱熹的作法多少又让人联系到上个世纪的“批林批孔”和“批水浒”,换句话说:朱熹把坟墓里左丘明挖出来,演化到现代就是“批林批孔”与“批水浒”了!

板凳
 楼主| 发表于 2007-10-16 14:21:35 | 只看该作者

曹操为什么比王莽更聪明
  
  现实对儒家的梦想意如此不公,从另一个方向更加强了他们对上古美好政治幻觉的追求。第一个大胆试验的人是王莽。王莽在夺权之前,恪守德行,以期把自制造成贤明而又能干的舜。首先是用利益拢络人,把皇帝赐给的封邑和钱财全部分发给手下的属员。同时,他的节俭也让时尚震惊:他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各自派夫人去看望,王莽的妻子出来迎接,衣服的长度还拖不到地上(那时的讲究是衣拖地),外衣的长度刚刚遮到膝盖;起初,贵夫人们还以为王莽大失礼貌,“怎么会让一个仆人去来迎接我们呢?”一问才知这就是大司马(相当于三军总司令)的夫人。那帮贵夫人当然大为惊讶了。


  为了把自己制造成更合乎标准的“舜”,王莽经历了一次失败(免去大司马职务)后,隐忍了近十年。十年后,他又行大义灭亲之举。他的儿子王宇反对他因政治见解断绝与皇帝的舅族卫氏的来往,还私下与平帝的舅舅之一卫宝保持通信联系,并教皇帝的生母卫后上书,请求到京师团圆。王莽力拒,儿子则与老师吴章串通起来,用鬼事来下王莽--指使人去王莽门上泼血,不幸事情败露。王莽毫不手软,下令把亲生儿子且是长子王宇投入监狱,让他服毒而死,把卫后一家也全杀了。那个可怜的老师也被处以腰斩。


  不用说,这几个小爬虫级的内部的对手,就是在此十几年前压抑王莽的淳于长也不被他整死了吗?


  淳于长何许人也?乃王莽的姑家表弟,其姨妈是汉元帝后、成帝的母亲太后王政君。依靠母族势力,淳于长很快爬过好几个台阶,升任卫尉之职。卫尉为九卿之一,掌握皇宫的禁卫。淳于长善于投机,在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一事上,帮了表兄汉成弟大忙--在姨妈面前说赵飞燕的好话【注3】。淳于长得到成帝的宠信后,权势熏天,让后起之秀表弟王莽嫉恨得要死。


  有趣的是,两人都是因为侍侯病人得的势。淳于长侍侯舅父王凤得信的。王凤见外甥比儿子还孝顺自己,决定给机会,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太后和成帝吹风。淳于长果然好风凭借力,仕途上一帆风顺。王莽在尽心侍侯得病的伯父王根时,也是尽了比儿子还尽的孝,并且向王根派报每日政情。汇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自己的表哥淳于长如何虚言为已废的许后谋求复位以诈钱财之事,并且还与许后的寡居姐姐通奸,云云。


  其实,淳于长与许废后的姐姐通奸的目的并不在于性快乐,而是让她给废后代话,告诉她:淳于长正设法劝成帝立废后为“左皇后”。许废后的要求并不高,最初想立成婕妤就行了。在淳于长的刺激下,做起了“左皇后梦”,不惜把积蓄源源不断地送给淳于长。


  王根听了侄子的汇报,决计处分外甥。此时的王根已大权在握,继哥哥王凤之后任大司马(三军总司令)。王根将情况向姐姐也就是太后汇报后,太后大怒,传话皇帝,处分淳于长。成帝无奈,免了表弟的官,让他去了封国【注4】。


  但王莽的对手变成皇帝时,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尽管皇帝已经是他的表侄哀帝刘欣了!更令人受不了的是,刘欣竟然想把皇位让给侍中【注5】董贤。


  王莽忍过了哀帝的六年。


  他越来越觉得面对的汉家皇帝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不是理想中的尧,至少不是儒家经典中的尧。皇帝不想平白无故地把位子让给王莽,并且在他的脑子中,王莽根本不是舜,只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他只好一步步地让利:给你财富,给你荣耀,至于皇位还是不谈为好。


  不交权,并不意味着不夺权。在所有的德性积累不管用后,王莽终于忍耐不住了:先是毒杀了皇帝,当上代皇帝(名为“摄皇帝”),经过短短的三年干脆代也不代了,废掉了孺子婴。随之问题也来了,王莽从社会道德形象的最高代表变成十恶不赦的篡位者。由于无形资产的丧失,也由于治能的低下,更由于民间野心家的兴起,他的王朝很快陷入混乱之中,以致于最后乱兵中被杀的下场。


  《汉书·王莽传》评价(赞曰)王莽说(今译):


  王莽这个人是以外戚身份起家的,他在他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以前,保持了绝对的低资态,从事政务十分尽力。这些作为,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好名誉。他达到了目的。王氏宗族称他孝敬长辈,老师和朋友推崇他为仁人。在他到达辅政的高位时,正值成帝、哀帝的衰败之际,他不畏艰难,勤于国事并以正直见称。这一切的一切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在家必闻、在国必闻”的行道,但是人们似乎忘了一句话:“色取仁而行违”。


  王莽这个人实有不仁之心,又有邪才,便利用家族中四位叔辈的权力基础,趁汉家中道衰微而大肆行篡权盗国的勾当。促成王莽篡盗的重要条件之一是皇太后的长寿,即皇太后出自王氏,成为王氏执政的基本依据。汉家依靠外戚,历来如此。依命理而言,这也是天时所致,不是人力所及的。


  到了他终于篡位之后,情形就与以前大不同了。他所占据的位置,没有合法性根据,颠覆性局面比夏末、商末的桀、纣二君所面临的更严峻。但是,这家伙没有一丁点儿的反省能力,还以为自己是黄帝轩辕氏或虞舜的复出。


  由于不自觉而狂妄起来,用尽自己的威风与诈力,暴虐地对待百姓,达到了穷凶极恶的程度。不仅使华夏大地受到了祸害,而且还使周边的异族国家即汉的  附属国受到了震荡。既便内外交困,他也不悔改,还认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受到了严重阻碍,非得再推下去不行。


  所以,国内的人民丧失了安居乐业的信心,一时间国内外怨恨并生。政治秩序也猝然崩溃,没人守城池,国家的命令体系也失灵了,到处是废弃的市镇,到处是人民掘盗坟墓的残迹。他的毒害不仅使生民受害,既使坟中白骨也不得安宁。自有史书记载以来,至我班固写书的今天,所有的乱臣贼子和无道德之人的恶劣行迹没有超过王莽的。秦王朝烧书以把言论控制为他家的私物,王莽呢,推行六艺为他理论的推行开路,两者尽管形式上不同,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所谓殊途同归,便是这种现象。同样,他们都经过短暂的暴烈之后,归于《易》上的断言:亢龙有悔。王莽的那一套,显示出他非命即不正的特点,就象岁之余分闰一样,总会被后来者驱除。


  光武帝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兴起除灭了王莽恶劣与暴虐。


  王莽身死功灭,他还没来得及反省检视自己的历史中毒状态。如果说他夺权的方法尚在可取之列,那么他掌权的技术就太差劲了。他顽固地以新政复古法,搞得人民无所适从。篡权自然遭到刘姓贵族的反对,而乱改田制(恢复了周朝的井田制)、币制,则扰民生怨。


  《汉书·王莽传第六十九中》说:“当时老百姓用惯了汉家的五铢钱,不习惯王莽的新钱。它有大小两种,不易换算,又多次变更版面与币值,私下里还用五珠钱。还有人造出舆论,说大钱很快要废除。王莽便发布命令:凡有身带旧汉五铢钱的、说大钱要废的,比照诽谤井田制予以治罪,流放到边远地区。一时间,农民办公助商人都失了业,国家税收受到影响。因为犯了用钱法律,人们变卖田地、住房、奴婢,从贵族、高官到一般百姓,被判罪的人不可胜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还在追寻着他的复古之梦,在历史中毒状态下加速度下滑,让十名高级官吏到各地向天下人颁布(宣讲)《符命》四十二篇。出行宣讲的人,也完全古装化,这些人好像从历史深处走来--“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雉鸟之毛,服饰甚伟。”


  要到这个程度就算了,扰民毕竟只是内政。要命的是,外交关系也受到了严重损害。宣讲《符命》文件的人到了匈奴,发给单于新印,印名不再叫“玺”了,而是叫“章”。单于一看其中苗头不对,想要还旧印,但宣讲官已把旧印给砸了。单于大怒。随后,先于单于受到新朝损害的句町(由王贬为侯)、西域(也被改王为侯),也背叛了与中国的传统关系。《汉书》给的他评价很到位:“颠覆之势险予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也。”


  一句话:至死他还以为自己是典帝,虞舜的复出!


  又隔了一个王朝的同类人物曹操比较聪明,有皇帝的权威却不要皇帝的名号,还假惺惺地让县(辞封地),但就是不交军权。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冬天是个多事的季节,而冬十二月也就是现今人们腊月更是个多事的月份。许多重大政治变故就发生在这个月里。原因大概是政治中心在北方的王朝征战、农桑的事都停了下来,集中议论朝政的事务是这个月。集中精力处理一年来积压的事情,梳理头绪、安排明年的计划。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发布了一道命令式文告,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此时曹操虽经赤壁之战大败,但元气未伤,已经固定地占有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也算坐拥半壁江山了。这时,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要恢东汉的统一局面已不太可能,三分天下之势基本定了下来了。于是,有人猜测: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曹操会取代汉献帝,正式称帝。


  曹操为了表明自己无意篡汉的心迹,向天下发布了《让县自明本志令》,退回了三个县的封地。


  在文告中,他说:
  我当初看到天下混乱,就辞了官,在谯东五十里修建了好房子,打算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如此生活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再出来做官。结果,由于国家形势比原先更坏,我就应召为典军校尉,为国家讨贼。当时最大的想法就是,死后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操之墓”。后来,遇上董卓之乱,我就兴义兵讨伐他。打败黄中军之后,又进攻袁术,灭了袁绍。再后来,消灭了刘表,平定了天下。我现身为宰相,已位极人臣,已经超过了平生志向。假定国家没有我,不知道多少称帝称王。现在有人看到我的强盛,就猜我想代汉自立,真让我感到不安。我想把军队一下子交还国家,但又不现实。因为我一旦放弃了对军队的控制,不但子孙们要受害,对国家也会产生极大的不利。我绝不能图虚名受实害。现在我交还三个县的封地的二万户,只享受武平一万户的食邑,以此来减少对我的非议和责备。


  曹操这篇文告写得很霸道。退不退封地已经不是实质问题了,因为他已经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了。此后,他的行为更能说明这一点: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他把三个女儿进献给皇帝,都被封为贵人,皇帝成了自己的儿辈;第二年,曹操下令杀了伏皇后和伏氏与皇帝共生的两个儿子。


  他的权力不受限制,也没人敢限制。在他的心目中,曹氏取代刘氏只是早晚之事,因此在孙权以书信向他称臣时,他恶狠狠地说:“孙权这小子是往火上架我呀!”他的老部下们说:“不对,这不往火上架你。代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没想到霸道而狡猾的曹操说:“如果我身上有天命,就让我做周文王吧!”言下之意,让儿子去取代汉室。这,或许是接受了王莽的教训吧!曹操的儿子按捺不住,逼汉献帝演了一出“禅位”的古装戏。


  西汉王朝到灵帝一死,其实就无所谓汉刘天下了。董卓废少帝而立献帝,献帝经董卓之乱后又遭曹氏挟持,在谋除曹操未成后,终于自认了被摆布的命运。他应名统治的三十二年(实为三十一周年,公元189-220年),不过是当个玉玺看护人而已,至于需要往什么文件上盖印,就不想操心了。


  世人皆知汉刘的终结不过是时日而已,连宗室的远支也都如此而论。所以,清苑乡侯刘若(职务为辅国将军)率一百二十名重要官员两次致信曹丕,希望他能正式取代汉祚,第二次信中写道:
  “我们深知人心不可违的道理,也知道孔子说:‘周公其为不圣乎?以天下让。是天地日月轻去为物’--的道理。所以呢,周公之前的舜就聪明多了,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气尽,神人同应……而陛下上负皇穹眷命之旨,中忘圣人达节之数,下孤人臣翘首之望……”
  信中语气恳切又有批评之意,着实令曹丕感动,毕竟在信中上书人已用“陛下”这样的专用词来称谓他了!


  经过反复的虚饰性的推让后,曹丕下定了决心(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狂喜),于是有人把意见传给刘协、刘协很知趣,赶快与曹丕办理交接手续,在辞职仪式上,他郑重宣布: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荡覆,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现在呢,汉家的气数已尽,魏家因屡树功勋,具备了接班的资格。天下大道理是:天下不是一姓的,应该是公器,所以唐尧不把位子传给儿子,故名插无穷。我很羡慕尧的聪明,今天我效法尧,把帝位禅让于魏王!”在讲完这番冠冕堂皇的话后,他走下了仪坛,顿时成了“在野党”,不过他很会自嘲:“今天我真地明白了,明白了尧舜之禅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刘协的辞职自然会在蜀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汉室的正统自己都辞了,还需要他刘备中兴什么呢?于是,蜀国制造了一个政治谣言,说汉献帝被曹丕害死了。利用这个政治谣言,蜀国群僚劝刘备也称帝。刘备下属的一位高级官马费诗不赞同刘备称帝,说:“大敌未除,自立为帝,不体面。”刘备很反感,就把他降了职,于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即位于成都武担山。


  其实,当时(公元220年)刘协根本没有遇害,并且死在了曹丕之后,到魏明帝青龙二年才死。


  汉献帝刘协还算明白,知道曹家实力无法控制,自己就全身而退吧!从他让位起,又过了十四年的太平日子,五十四时,寿终正寝。曹家也特别客气地以天子礼给他出了国葬……


  一路推来,从益启的关系,到秦皇汉高,再到王莽曹丕,孔丘所赞美的那一套“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确实虚妄。三国以前,没有一件落入那个美好的模式;三国以后,八王之乱、杨广诬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赵宋二兄弟的烛影斧声、大明家靖难之乱、康雍传位迷团,等等,不再是与外姓之争,反而是自家内的血腥之变,尧禅舜继的幻觉湮灭了血泊尸堆里。就是到了蒋家王朝之争,也只是让严家淦过渡了一下,终把位子又传回了蒋氏家族。严家淦多少有点像《史记》上的益,终把位子还给了蒋经国这个当代的启。


  谁不想把权力交给自己的亲人呢?尤其在中国文明中。林彪不可谓不聪明,韬光养晦十几年,一时复出,便不余遗力地培养自己的儿子。


  今作古时,古亦今;古作今时,今亦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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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16 14:25:57 | 只看该作者

刘裕终于把桓玄架在了火上
  
  在曹操父子的夺权套路成功后,更多的有实力的乱世政治人物发现:神器并非那么神秘,只要有力量就可夺取。


  早在西汉末,割据者隗嚣就认识到了这一道理,他说:刘邦一个平民都能当皇帝,天下还有不能当皇帝的人吗?所以,他一直拒绝投降刘秀,直到最后被灭。


  马上对曹氏夺权套路进行模仿的对象是司马氏,并且他们夺权的对象就是上一个夺权者。


  司马氏自削去魏宗室权臣曹爽的权力后(延熙十年,公元249年),经过了两代人努力,历十六年终于在第三代取代了曹魏,取代的模式“如汉魏故事”。在整个夺权过程,司马氏也一如曹氏,牢牢控制着军权。为全面掌控,借故剪除了曹爽,并把全家统统杀掉。与曹爽一起被灭族的还有何晏【注6】。


  就在曹爽被除掉的当年,皇帝给丞相司马懿加九锡的礼仪--与天子类似,他没接受。他心里明白:凭借军事实力,整个魏国已没人敢和他正面冲突了。扬州督都王淩【注7】看穿了司马氏的心机,想发动政变,立楚王曹彪为皇帝。曹彪为人智勇双全,肯定会摆脱司马氏干政的局面。不过,在王淩与可能的协作者联系时,协作者惧怕司马氏的势力,向司马氏告发了。


  结果很简单:王淩与曹彪被杀,剩下的曹氏王公全部集中监管。


  司马懿连杀曹爽与曹彪后,基本上铺就了儿孙夺位的道路。他死后,其子司马师马上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司马师去世后,朝廷无奈地任命他弟弟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司马昭可没有父兄那样持重与老练,当上大将军的第二年(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就开始着龙袍、戴皇冠、穿红靴--做起第二皇帝来。至此,还不罢休,很快又自封为大都督,并执掌皇帝杀人时专用的黄鉞。因而留下一句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为了加快夺权的步伐,司马昭任命自己的儿子司马炎为副相国(副总理),并作为晋王的世子准备接袭王爵。据史书记载,司马昭起初是喜欢大儿子司马攸,但大儿子已经过继给哥哥司马师,再加上司马炎身边有高人指点与吹捧,司马炎便稳定了接班的基础。贾亮、何曾、裴秀几位重臣都说:“中抚军司马炎聪明过人,又精神威武,具有超世拔群的才智,人缘也好,上天有意于他,他本人也不是当臣下的相貌。”


  魏威熙二年冬天(十二月),司马炎称帝,把魏帝废为陈留王。虽然说,整个夺权过程中没发生武装冲突,但武力仍是夺权的最坚强的支撑力。


  这个规则,简单而清晰。到了晋国内部的王公互相争权时,这一原的重要作用凸显出来,随后的南北朝时代也是如此。


  西晋经八王之乱,国体破损、法统无依,于是,以助晋兴兵的匈奴族将领刘渊以重兵介入纷争,创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此后,其子刘聪继汉王位,经过五年多的奋战,兵至长安城下。


  东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冬十一月,汉将刘曜发起猛攻,破长安外城,麴允与索綝退守小城,内外断绝联系。由于内城储粮很少,发生了饥荒。司马邺哭着对麴允说:“误我大事的乃是麴允与索綝二人。为给百姓士绅留条活路,只有我一个受辱了。没办法,出城投降。”


  刘聪最终接受了他的请求,接受投降,并以新主人的身份封旧皇帝为怀安侯,官职则为光禄大夫。


  在正式投降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司马邺派侍中(警卫局长)宗敞去向刘曜交降表。索綝却暗中扣下宗而让儿子去与刘搞交易,称:“如果任命我父亲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万户郡公,我父亲愿率全城投降。”军事强人实在看不起如此无耻的请降者,就把他杀了,并把尸首送回。给索綝的回信则满是羞辱之词:“帝王之兵行之于义,我率兵十五年从不用诡计取胜,一定与敌方较量到最后。现在索氏父子意然如此无耻,可见天下恶人性体一致。所以先杀了一个再说!”


  司马邺无奈,坐着着拉的车,袒露着上半身,出城投降。索綝自然就成了刘曜必杀的道德仇敌……


  东晋武力夺权者似乎比西晋的更有趣一些,第一位以武力夺位者竟然咨询到第二位武力夺位者的头上。桓玄于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派桓谦问刘裕【注8】:“楚王桓玄功高德重,天下人以为司马氏禅让已在所不免,你意如何?”刘裕爽快地说:“人心天数如此,有何不可!”于是,桓玄上表请求返回封国,同时让晋安帝亲自写一手诏坚决挽留他。他诈称钱塘临平源淤塞开通,江州降下甘露,让百官集合起来向他祝贺,作为自己秉受天命的前兆。他又认为以前各代禅让之际都出现隐士,唯独自己此时没有隐士,面子上过不去,便找到一位名叫皇甫希之的人,供给他财物,让他隐居山林,再征召他担任著作郎,又让他坚决推辞,然后让晋安帝下诏褒扬,加以礼遇,称他为“高士”。不过,当时的人们都知道那人是冒充的隐士。至此,有人拟就禅位诏书,强迫晋安帝亲手抄写。晋安帝派司徒王谧向桓玄让位,自己出居永安宫。百官前往姑孰劝桓玄登基,桓玄在九井山(今安徽当涂南)筑起坛场,即位称帝,改年号为永始,封晋安帝为平固王,让他迁居寻阳。桓玄进入建康宫,坐在御座上,御坐忽然塌陷,群臣吓得变了脸色。殷仲文说:“这是由于陛下恩威深厚,大地不能承受。”桓玄听了非常高兴。但绝对没想到,他只是为另一位野心家开了路。


  在他称帝后不到半年,也就是元兴三年(404)春二月,刘裕由京口起兵讨伐桓玄。


  刘裕在消灭了桓玄的过程中,为东晋立了大功,晋安帝司马邺复位后,自然对这位新兴的军事强人倍加器重。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夏四月,晋安帝任命刘裕为都督十六州军事,并离开首都建康(今南京)去京口镇守。刘裕有了这个基础后,就再也不用谦虚了,于义熙四年(公元408年),自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随着与少数民族的战争中的功绩的建立,刘裕的权力欲望更加强盛。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活捉南燕主慕容超后,自任太尉(最高军事首长)、中书监(中央警卫局长兼国务院秘书长),加授黄鉞。


  在为期不短的忍耐后,他觉得从前他拯救的晋安帝已经没多大价值,干脆杀掉。杀掉旧皇帝,立新皇帝,是为了好控制。本来琅邪王司马德文就不想当这个受罪的皇帝,只等他刘裕张嘴废了自己,好图个心静。


  司马德义经过一年半的等待,机会终于来了。


  元熙二年(公元419年)四月,宋王刘裕打算接受禅让,却难以开口,便召集朝中官员举行宴会,在宴会上不慌不忙地说:“桓玄篡夺帝位,国运已经转移。我倡义复兴晋室,平定四海,大功告成,业绩卓著,于是蒙授九锡。现在,我快要老了,而地位又如此之高。凡事忌讳满盈,我也难以长期平安无事。如今我打算交还爵位,回京城去养老了。”群臣都不明白这番话的用意。傍晚时分,宴会散了,中书令傅亮才明白过来,便敲门请求刘裕接见。傅亮说:“我最好暂时返回京城。”刘裕懂得他的意思,没有再说别的话。傅亮出来后,看见长星掠过整个天空,便拍着大腿感叹道:“我历来不相信天象,现在天象却应验了!”傅亮抵达建康后,四月,晋恭帝征召刘裕入朝辅政。刘裕留下儿子刘义康镇守寿阳,任命参军刘湛为长史,决断王府事务。刘湛从小就有主持大事的志向,一向把自己比作管仲和诸葛亮。他博览图书史籍却不肯写文章,不喜欢谈论,刘裕对他非常器重。


  六月,刘裕来到建康,傅亮准备好退位诏书的草稿,让晋恭帝抄写一遍。晋恭帝欣然拿起笔来对身边的人说:“桓玄的时候,晋朝已经失去天下,是刘公重新延长了将近二十年时间。今天的事情,我本来就甘心情愿。”


  宋王刘裕亲临太极殿,宣布大赦天下罪囚,改年号为永初。刘裕封晋恭帝为零陵王,便在原来的秣陵县(即汉秣陵县城,在今江苏南京东南秣陵桥)修建宫室,派遣将军刘尊考带兵防卫。


  不过,刘裕没有曹魏家的风度,能让一废帝平安度过余生。一年后,就毒酒鸩杀了司马德文。司马德文确实很无辜,本来他就不想当那个倒霉的皇帝,可在强逼之下,不得不按别人的路子走。到了退位时,才有欣然的感觉,拿起笔来就抄退位诏书。可是,残酷的帝王政治从来就不会理会“无辜”二字,权力就是一切,权力保障高于一切。


  早于司马德义一百年的司马邺也很无辜,他心甘情愿地投降了,心甘情愿地为新主人刘聪服务,比如穿着戎装为打猎的刘聪开道,但终未逃过毒害。害他的不是汉主而是西晋遗民旧臣。西晋遗民看到昔日的皇帝手执画戟开道,忍不住掉下泪来,说:“这就是原来的长安天子吗?”。--这无疑增加了刘聪的疑心:“他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一次朝廷聚宴终于把悲剧推向了高潮:刘聪让昔日天子司马邺巡行劝酒,原为晋臣的人们酒后失控,哭了起来;尚书朗辛宾起身抱住司马邺大哭,再能忍的人也经不住这样的场面,前皇帝也流了泪。


  刘聪下了决心:不能留他,先杀了辛宾,随即杀了司马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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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16 14:28:52 | 只看该作者

柴进是刘裕的好徒弟
  
  兴趣点题:柴进代表了一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


  晁盖死后的英雄谱并非以草莽为主流,而是以体制内走出来的人物为主。这在宋江的安排里已见分明,他的排列是:自己暂居忠义堂(相当中军),左军由林冲执掌,右军由呼延灼执掌,前军由李应执掌,后军由柴进执掌,水军由李俊执掌。(第六十回<公孙胜芒码山降魔,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这样安排也无可厚非,让人奇怪的是杨志竟然被放在前军第五位,难道一位历经挫折的英雄还要被压抑。但是,对这种安排,杨志没有丝毫怨言。他认命了,有这么个水泊存身就知足了,还要什么荣耀。杨志的经历最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上旧族与新贵的地位轮换。“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巷陌家”这句唐诗太精辟了!高俅低吟此句时(当然《水浒传》并没这么写),他脚步轻盈并志满意得地走进殿帅府,先羞辱了王进再陷了林冲。杨志呢,吟此句的感觉(书中亦没如此写)是什么样的?背负名将之后的压力,企求着凭借一刀枪积的累升。高太尉的一顿臭骂虽让他倍感屈辱,但还在坚持。


  杨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从不卖弄出身,只想通过个人的业绩博取功名。


  可惜,他命运多舛、时运不济。运送花石纲时翻了船。他丝毫不怀疑这个花石纲于国于民有什么意义,只是恪尽职守地完成本职工作。虽然翻船,但他希望在挫折中振奋起来,收拢一担财物去东京打点。为了刻意求官,他可以和任何人达成谅解,包括梁山的强盗。他的性格中的柔性(求官的韧性)占了主导,他绝对不像后来的卢俊义那样没事找事儿。经过与林冲一番精彩的搏斗后,被王伦叫上山,王伦劝他落草为寇,他坚决不从,但他愿意与对方谈判。酒喝到该说正事的份儿上,他几近央求地说:“承蒙众头领如此带携,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东就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今日欲投那里走一遭。望众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


  江湖黑道也有它的原则性,所谓“盗亦有道”,王伦发还了他的财物,派人送他登上往东京买官复位的行程。真正的悲剧才由此开始,施罗二人给他做了预测——实在是一代人一种人的命运谶言:
  清白传家杨制史,耻将身迹履危机。


  岂知奸佞残忠义,顿使功名事已非。


  尽管痛遭高俅辱骂,轰了出来(贿赂的钱也白花了),还摊上官司(杀牛二,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但他还抱着一丝希望。被高俅轰出来后,他也有一丝闪念,对他为之卖命的体制发生了怀疑:“王伦劝俺,也见得是。……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薄!”。不过,这仅仅是一闪念,祖宗光荣的业绩对他来说成了负担,成了必拜的图腾,他无法背叛它。


  梁中书送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使它从罪犯一跃成为军官,恢复往日的荣耀,他怎敢不尽力。同样,对生辰纲的态度他也是不问其道德性,如同对待花石纲一样地去努力完成押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他不想让自己再出现任何闪失。在黄尼冈,他不住地殴打军汉快走,告诉他们:“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但是众意难违,没有人再愿走了。既便如此,他杨志还是不放弃最后一次警惕性。其实,既便是一点酒也不吃,这场被抢的悲剧也会发生。腐败传导出的社会危害,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出来。他杨志只不过是受害者之一罢了。


  所谓的命运把他逼上绝路,他想一死了之。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刻求升官的梦有个不太悲惨的结局。但又一个闪念让他放弃了死,好死不如赖活着,他寄托于官方能破获此案,给他个说法儿。


  处心积虑的造反者


  论出身,柴进远比杨志要高贵,他是前朝大周宗室。赵宋家的权力是从他家那里夺去的。为了补偿柴家,不仅给了丰厚的资产与大量的土地,还给了免于刑事处罚的铁券。但是柴进并不以这些为重,他处心积虑地交游,心平气和地等待时机。“柴进门招天下客”既是一种个人风格,更是一种伟大的志向。甚至是一种政治宣言。


  林冲来到柴进庄子前的饭店里,遇见了奇事儿。酒家并不卖给他酒饭,只是说卖给他酒饭,柴大官人便无赏给他这等配军的钱了。柴进留下过话:“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这句话很有分量,说明柴进对流配的犯人比江湖上的一般好汉更重视。在林冲于访他不遇再往牢城走的路上,遇见柴进(猜是),报上名号,柴进给予林冲的礼遇是超乎常规的:


  那官人滚鞍下马,飞近前来,说道:“柴进有失迎讶。”就草上拜了。
  柴进与梁中书有同样的特点,那就是爱惜人才,特别那些有特殊才能人。有野心的人无一不深爱人才,想干大事的人也无一不如此。林冲与洪教头斗棒,杨志与索超(及周谨)比武,同样是居于三人之上的野心家、大人物为或可利用的英雄设下的局。


  柴进的威力是梁中书不能比的。何有些说?


  宋江倒霉的时候便是例证。


  宋江见柴进时,柴进拜在地上一声“端的想杀柴进”再现了他见林冲时的情节,表现出礼纳英雄的一贯作风。随后,柴进说了两个要点,以让宋江宋清兄弟俩安心躲灾。


  第一点,既便做下十恶大罪,你来到我庄上,捕盗的官军也不敢管,因为我庄子的牌头硬。


  第二点,我也有胆量,别说杀个平常人,就是杀了朝廷命官,我也敢收留你。


  柴进的威力与胆量,不只是有大周皇帝嫡派之孙的名号,也不只靠铁券的诺言,靠得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柴进代表了这种道义的力量,或者说他就是道德资源的象征。他想不想当皇帝并不重要,他造不造反也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倾向谁,站在谁那一边。当他彻底站在宋江一边时,王朝的神圣性也就不再了!他所代表的道义的源泉就是社会公意对腐败的义忿、对不公的痛恨、对昏庸的轻蔑。倘使在位皇上敢和柴进当面较劲或说让柴进谨守法度,柴进一定会回答即反驳:“我的祖先把帝位禅让给你赵宋家,是看你们有德;而今天,你们这些子孙败坏无德,失去了治天下的资格了。”


  当然,皇帝还不致愚蠢到与他进行辩论的地步,由他去吧!其实,在《水浒传》中,施罗二先生所不愿明说的就是这句话。道义基础的转变,是一切王朝出现或溃灭的根本。历史上的北宋王朝没有亡于强盗(宋江们)手中,或者说《水浒》小说还努力转化强盗去认可朝廷,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亡于外族。


  何以亡于外族?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出了大问题,吏治腐败、司法不公、皇权昏庸。


  所谓国的盛衰,也左右着所有的人的命运。巨宦达官还有一些回旋余地,而平民百姓只好随风倒了,或说一如江中漂苇任止任行。


  柴进在被官司所累陷于高唐州之前,也早已“身在贼中”,丢弃合法的壳子也早晚之事。在迫使朱仝上山的整个过程中,他的柴家庄已是梁山的交通站了。柴进对追踪李逵而来的朱仝同说:“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梁山泊做头领,名唤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误失小衙内>)--他对朱仝表明了自己与梁山的关系,也说出了引他上山的真实目的。吴用在柴进庄上暂时摆平了朱李二人的纠葛之后,也明确地告诉李逵:“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朱仝)性定,去取你还山。多管也请柴大官人入伙。”(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


  至于,在高唐州因叔叔柴皇城与高俅亲戚发冲而入狱,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新贵的兴起以贬损旧族为代价,已经是常识性问题。只是这个新贵是腐败、不公、昏聩的代表,终于与柴进所代表的社会公正的道德(资源)力量发生了冲突,才引发出一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来。


  如果说“高俅系统”对待王进与林冲仅仅是在个人恩怨、利欲上的事情,那么它对待“柴进系统”的粗暴就是无可救药的败笔了!


  被裹挟者的状态


  宋清在整个《水浒传》中是最平淡不过的人了。从艺术角度讲,他的出场显得很勉强。宋江杀了阎婆惜逃匿在家,官方去人追查时,也只有宋太公的一人答对。按现代术语说,宋清缺席即未在场。既便是到了他与哥哥远走沧州躲难时,也只一句话涉及他的特征:“原来这宋清,满县里都叫他做铁扇子。”(第二十二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


  这“铁扇子”的诨名由来没有详细介绍,没有晁盖夺塔故事的简略铺垫,更没有宋江时不时掏钱资助穷人并让受助者感激涕零的传神描写。


  宋清是个边缘化的人物,并且是最边缘化的人物,份量还不如神医安道全与轰天雷凌振。只因遵守父命,保护逃亡中的兄长,才接触到一班有揭天掀地的大英雄。他之所以上山,也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判断下才选择的。


  宋江在江州法场被救了,并且上了梁山。因思念父亲,回家探望。宋清没让兄长入门,急不可奈地说:“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士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如果说,在他随宋江到沧州躲难的时候,他还是个随从、观察者话,那么到了出了江州大案,他身不由己地被裹挟于其中。宋清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典型地说明了一个公正缺位、道德沦丧社会中草民阶层的选择。


  作为庄主的李应被裹挟上梁山的经历要比宋清的多些情节,然而他被预先定好的套路(一半是命运,一半是他为)套住,也几乎与宋江一样:发誓不愿入伙,迫于形势又不得不入。起初,他只想以情义那种底层社会的道德规制来为时迁(梁山的代表)与祝家庄(官方势力在农村的代表)之间提供妥协的平台。但祝家庄以毁三村之盟约为代价驳了他的面子。他与祝家庄一战,少有救时迁的成份,而是找回面子,纯属一场“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村际械斗。械斗中,他中了箭,左臂伤了。为了自保,他闭门不出,一并谢绝了梁山的礼物。与当初宋江不要五百两黄金何其相似乃尔!但是知府不这么认为,倾向认为他有罪,必带到州里讯问。到了宋江解救他时,他还分辩:“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其实梁山的根本没杀知府,因为知府溜得不见踪影。宋江已经经历过有关的法律程序,知道不公审判的后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逼他也是救他,裹挟他也是保护他。于是,下面的情况发生了。


  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第五十回<吴学究双用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法律不公的成本是隐性的,而国家所谓朝廷也在为此默默承担着这无形中加于其上的负资产。等这种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便崩溃了。不休的征伐,难止的战乱,疯狂的抢掠,肆意的屠杀,便成为社会的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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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7-10-16 14:31:18 | 只看该作者

【注1】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曾从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受《春秋》,又从古文经学家孔安国问故。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元封三年(前108年)继父职。得读“金匮石室”藏书,继父志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李陵降匈奴,他被株连受腐刑,但仍忍辱负重,撰写不辍并成书。推崇孔子,在《史记》中专列《孔子世家》,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称撰写《史记》是继《春秋》而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注2】刘歆(约公元前50-公元23年)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学术史家。字子骏,刘向少子。汉哀帝时应谶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受诏校理中秘图书。继父业,总校群书,撰成《七略》。在个人书信《移博士书》中称:“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又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孔子相同,这是导致他尊重古文经学的基本原因。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封歆为国师嘉兴公,古文诸经并立于学官。后因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注3】王政君不同意将赵飞燕立为(儿子)成帝皇后的原因是嫌赵出身微贱。


  【注4】后来淳于长贿赂另一位舅舅王立,王立为其说情。因二人原来有隙,说情之举让成帝生疑,下诏穷究淳于长旧罪,并将其杀于狱中。


  【注5】只作为加官,得此加官,可入侍天子,出入禁中,分掌天子乘舆服物,或顾问应对,谏议政事。


  【注6】何晏(?——公元49年)汉大将军何进孙。以母尹氏再嫁曹操,遂长于宫省,操奇爱之,娶魏金乡公主,赐爵列侯。魏明帝时始入仕。党附曹爽,任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正始元年(204)代卢毓为吏部尚书,典选举,势倾朝野。十年,与爽同为司马懿所杀。好老庄,与夏侯玄、王弼等竞为清谈,士大夫效之,为玄学之鼻祖。


  【注7】王淩(172-251)汉司徒王允兄子。魏文帝时,与张辽等讨吴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历任扬州、豫州刺史、有政绩。其甥令狐愚为兖州刺史,舅甥并典兵,密计拥立楚王曹彪以代魏主齐王曹芳。嘉平三年(251),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杨黄二人向太傅司马懿告发,乃为懿所讨,自知势穷,出降,被解送洛阳。至项(今河南项城),饮药死。


  【注8】宋武帝刘裕(公元363-422年)南朝宋创建者。公元420-422年在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德舆,小名寄奴。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家贫,以种地、樵渔、卖履为业。初为晋冠军司马。元兴三年(404),与北府刘毅、何无忌诸将于京口起兵,出讨篡位之桓玄。义熙四年(408),入朝辅政,为侍中、录尚书事、扬州刺吏。五年征南燕,次年灭之,屠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元熙元年(419),进爵为宋王,移镇于寿阳(今安徽寿县)。二年入建康,代晋称帝,国号宋,年号永初。卒谥武皇帝,庙号高祖。著有《皇帝兵法》、文集,皆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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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24 17:28:08 | 只看该作者
又见“柏杨”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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