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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学出版社（我国台港澳地区也有一些大学出版社或出版部，因其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此篇文中谈及的中国大学出版的情况，仅以中国大陆大学出版社为主）的学术出版由于缺乏必要的保障，呈现出自发而非自觉的特点。 从学校层面讲，大学并没有对所属大学出版社专著出版的比例、水平等提出明确要求，与之相关，也很少有相应的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从出版社自身情况看，大学出版社成立初期，对于大学出版应当承担的学术使命也没有明确的认知，因此，为了利润和码洋，丧失文化深度的“浅出版”现象在大学社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与学术出版的要求更是相距甚远。过度看重经济利益的单向发展，虽然可带动出版业的短期成长，但对于学术积累和时代精神风貌的塑造带来很多不利影响。此外，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比较年轻，真正有学术眼光和精神关怀的编辑不多，再加上社会环境和大学出版自身现状的影响，大学出版社编辑学术出版的感觉和学术出版的热情还远远不够。 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做好大学出版，我认为，大学出版社宜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回归学术出版本位
文化创新和积累是出版之根，学术和思想是图书的价值之源，大学出版社在满足读者对实用性、技能性图书需求的同时，更应该为大学及大学以外的读者提供更多体现人文关怀、提升精神的学术精品，满足读者对审美和崇高情感的深层需求。大学社不能仅仅为了自身的利益单纯地追求经济效益，置读者的高层次精神需求和学术建设于不顾。从20多年来的大学出版实践和大学版图书在国家级图书奖获奖比例逐年提升的情形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完全有条件也完全有能力在学术出版方面做出一番成就，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认清大学出版学术出版的特质和使命，朝着这个正确方向继续努力。 ——尊重学术发展科学规律，纯洁学术出版源头
现在国家对学术科研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但是我们发现，许多立项的科研项目并没有衍生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原创著作。说白了，许多项目的主持者并非此领域的专家，仅仅是为了科研经费、职称评定等其他非学术的因素而“勉为其难”地申请项目，可以说是受利益驱使，“为了项目而项目”。这怎么能创造出一流的原创性著作呢?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就是要重视、鼓励和支持真正的专家。 ——建立规范学术出版制度
在欧美大学出版界，已经建立起对图书尤其是学术著作在出版前进行匿名评审的制度。这体现了欧美大学出版社对学术出版的严肃态度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规范、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欧美大学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在学术界才有广泛的声誉，而学者们也都以能够在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而感到荣幸。 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学术出版评价制度，相关图书出版的随意性比较大，有时接纳著名专家领衔的所谓的“重点”项目，结果图书出版后的影响与预期相差甚远，读者也不欢迎。借鉴欧美大学出版社运作的经验，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学术评审制度，对于更好地发挥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功能，必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文化本位与经济效益并重，使经济回报更好服务于学术出版和文化建设
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各家出版社应该根据各自的特色和定位为社会提供最好的出版物。不同的出版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追求，但是在出版工作中，有文化责任感的出版人都会依托所在出版社的文化优势，自觉地追求图书的文化本位，努力发掘与其文化特色相适应的优秀选题，向社会传播优秀文化。在追求图书文化本位的过程中，由于有独特的眼光和市场敏锐性，最终也会实现比较好的经济回报。 大学出版社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学术性，这就要求大学出版社把传承优秀文化、服务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与国外大学出版同行相比，中国大学出版社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目标，利用这个优势更好地促进学术出版，是未来中国大学出版社应该努力的方向。 ——政府部门要制定科学、合理、有效的学术扶植政策
真正的原创性著作的出版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事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繁荣优秀文化的关键所在。主管部门应该对原创性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给予奖励，使其得到真正的鼓励和支持。对承担出版工作的出版社，主管部门应当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实际支持，这样才能鼓励其出版热情，催生出更多的极富原创价值的著作。此外，还应当建立政府和民间的学术出版基金促进学术著作的出版。在欧美国家，学术出版基金数量多、作用大，催生出许多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在学术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从目前情况看，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更多的是一种出版的个别行为，依靠自觉，随意性、变动性大，不利于学术出版的健康发展，如果有了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和学术出版基金的扶持，相信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将会日新月异，获得丰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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