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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感到更加危险的是，今天居然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学者）在奢谈所谓中国对“国际规则”的改变 。例如，宗庆后就谈道：“这对我国企业界的启示就是这个世界的商业游戏规则是那些洋巨头所制定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和外资合作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原则，维护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这话听起来很动听，很有诱惑力，但国际商业规则究竟是如何与民族利益成为矛盾的呢？所谓洋巨头建立起来的世界商业游戏规则，其实是人类商业文明的共同规则、共同底线，这些规则通用的、普适于全世界，而不是只适合于某个利益集团。比如，诚实守信，它是国际商业准则，难道中国商人就不需要诚实守信吗？比如，待人如己（美国学生品德规范准则规定：“要像自己所希望受到的对待那样对待别人，确认这项原则适用于对待所有的人，不分阶层、种族、国籍和宗教信仰”），难道中国人就可以对自己一套对别人一套吗？再比如，每一个董事都有保证他所服务的企业的利益不受伤害的法定义务，难道宗庆后借口民族利益就可以违背吗？显然，所有这些基本的国际商业游戏规则并不因为到了中国就要按“中国国情”来改变。 从这个角度讲，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一个追求公正、文明商业规则的人。因为只有公正、文明，只有恪守全人类共同的商业文明底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政府对外开放，重信守诺，吸引外资大量进来，如此才有了中国经济的大繁荣。反之，如果我们背信弃义，自作聪明，借口中国国情而另搞一套，那只能失去全世界的信任，自毁长城。在这方面，娃哈哈合资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过去十年中，娃哈哈合资企业共缴纳税收40亿元人民币，同时还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合作与发展，税收与就业，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扭曲的商业规则上实现，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只要更加注重建立公正、公平的制度平台并以此塑造中国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利益。 除了追求利益，每个商人都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就是“商人信条”。不妨举洛克菲勒为例，来看看典型的美国“新教徒商人”的商业信条。在洛克菲勒 1941年7月8日所讲述的商业信条中，他强调了个人的合法权利，一开始就讲到“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个人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马上附加以一个原则性的限定条件：“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每一次机遇都意味着义务，每一种占有都意味着职责。”这正是美国新教徒商人对于个人价值以及个人权利的完整理解。然后是以下数条：“我相信真理和公正对社会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我相信诺言是神圣的，一言既出，如同契约”等等。 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并且致力于探求中国商业文明进步的人都不难认识到中国当前商业生态与洛克菲勒所信奉和倡扬的商业文明之间的差异。譬如，中国商人至今普遍相信的仍然是“实力”与“强权”，而非“真理”与“公义”；中国商人更喜欢寻求的是个人与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说到底是寻求个人的“强权”），而不是公正而普适的规则。 这就让我们看到中国商业文明建设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商业文明数量上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它质的突破。时代列车飞奔，中国企业家们乘运而起，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免仍然携带着诸多的陈旧理念和不适宜的做法，被裹挟进入新的时代而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宗庆后则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经济领域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政治（法律）领域对于公平、公正的保障，以及伦理上对于“自私”与“贪婪”之心的超越，如果说这三位一体的完美结合才是美国商业文明成功的根本，才是美国大国崛起的奥秘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显然也需要迫切补上公正法治与经济伦理的课程。从长远来看，中国商人只有形成正确而坚定的“商人信条”，才能确保中国商业的持续繁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