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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其它许多国家却很贫穷?为什么那些陷入贫穷的国家很难赶上富裕国家?这些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亚当斯密 (Adam Smith)为这些问题提供了解答。许多人追随了他的脚步。近年在这方面最有见地的,莫过于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创始所长威廉·刘易斯 (William Lewis)*。他的回答会让亚当斯密这位《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的作者感到满意:坚决、普遍、公平和公开的竞争。
有关如何有成效地管理经济活动的知识已不神秘。全球最成功的企业都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无论它们在哪一个产业。投资者也在全球寻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但在许多现有生产商效率异常低下的国家,他们无法找到这种机会。
怎么会这样?答案就是掌权者联合起来反对竞争,因为竞争会推动令他们不安的经济变革。这些掌权者包括现有企业、腐败的官僚和政客、有着美差的人、受保护的正式就业工人,以及政府补贴的受益人。反市场的知识分子也称赞这种负隅顽抗。结果人们普遍对竞争抱有偏见。
生产率是繁荣的同义词
刘易斯和他的同僚运用他们的资源,详细研究每个行业和公司,证明了竞争的重要性和缺乏竞争的后果。他们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总体结果联系起来,增进了我们对劳动生产率根源的理解,而劳动生产率本身就是繁荣的同义词。
那么,主要结论是什么呢?
首先,有50多亿人生活在低产经济体中。约8亿人生活在高产经济体中,不到3.4 亿人生活在刘易斯所说的“山麓 ”。总的来看,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努力基本上失败了。
第二,发现了两条,也是仅有的两条成功发展路线:美国的高产、低投入密集度之路,以及日本和韩国的低产、高投入密集度之路 (见图)。韩国的人均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与美国相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及美国的一半。日本的投入全球最高。西欧走的是美国路线,但扭曲之处较多,尤其是在劳动力的使用上。
第三,大量工人提供服务或就职于建筑业,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因而,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的人均产出。从间接和直接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美国,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特别是零售分销业,它们对整体经济有积极影响。但在多数国家,这些服务被用来大量吸纳就业,这对总体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可怕的后果。
第四,教育或资本匮乏都不是制约劳动生产率的瓶颈。在休斯敦,不识字的墨西哥建筑工人,达到了世界级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样,丰田(Toyota)在全球各地的工厂,已成功将劳动生产率提高至接近日本的水平。如果一家企业有盈利潜力,就能得到资本。顶级国际企业的直接投资,可以毫不费力地克服所有此类障碍,假如这些企业被允许这么做的话。
最后,产品市场中未被扭曲的竞争,是劳动生产率乃至繁荣的最重要长期决定因素。竞争是生产力更高的企业的胜出之道。不过,英国的零售竞争被规划控制所扭曲,而日本对小规模零售商的大量保护阻碍了竞争。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令人想哭
但竞争遭到最系统阻碍的是在发展中国家。读读关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章节,人们就会想哭。例如,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合法公司要和不交税、无视法规、窃取知识产权的企业竞争。巴西政府的开支占GDP的39%,结果其合法企业所承受的税收负担正在导致企业瘫痪,它们提供的城镇就业比例也一直在下降。印度更是把扭曲竞争的做法上升为一门艺术。在贫穷国家,几乎始终在干涉和腐败的庞大政府,无异于祸根。
该怎么办?对西欧的富国和日本而言,教训有两个:竞争很重要,而扭曲竞争(例如对小企业的保护)是一种破坏严重的达到分配目标的手段。
不过,这里所隐含的启示,对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也最难以下咽。在观念上需要来一次革命。决策者必须明白,政策的目的绝不是扶持个别生产商,而是促进消费者的利益,即促进竞争。正因如此,向世界经济开放的意义最为重大。比如,国际竞争解释了,日本和韩国的出口业为何如此富有成效,而它们经济的其它部门却并非如此。
“印度病 ”
不幸的是,这还需要反抗掠夺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阴谋。假如能同时消除这些利益集团,那么几乎所有人都会很快过得更好。不过,这总是很难实现的。在利益集团政治根深蒂固的民主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印度是这种毛病的极好例子。其结果不是利益集团消失,而是在经济上同归于尽。
自由、公平的竞争听似很容易做到。但事实远非如此:竞争令赞成国家恩惠的知识分子不快,令管理政府项目的官僚不快,也令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不快,简言之,会让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从竞争扭曲中得益的各方不快。竞争令那些往往被轻视的局外人受益,而不利于那些关系良好、地位牢固的人。它还要求法院和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能。让人感到意外的,更可能是某些国家变富了,而不是这么多国家还很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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