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某媒体，此处略微调整 转载于博客： blog.sina.com.cn/lifesurfing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常接触一些跟我一样的职场人士。大家往往醉心于分享一些比较新颖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并希望能因此而改变些什么,可往往感觉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更多时候感到的是人生变幻无常的无奈，以及自己处于变革时期的浮躁不安。
于是定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几本书，希望能从前贤的著作中得到启示。无意中看到一本好书---《曾国藩家书》。反复阅读后深有感触。借此处，对照日前流行的西方传来的领导学做一个简单对比。 管理中的领导学，一般来说企业的领导者有三项关键任务：战略、人和组织。战略，决定一个企业要做什么，如何做；组织，决定企业的内外部组织架构；人，具体实施战略。现在，企业领导者都醉心于战略，却忽视了人，而实际上，“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曾国藩之道的核心。
修身立志：
曾国藩强调的领导之道大多目光向内，即自我管理，是中国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修身与气势庞大的治国、平天下相比显得简单，事实是一旦真正实行起来，它远比战略困难得多。正人先正己，曾国藩上承三省吾身的教诲，下启自我批评的风气，时刻不忘修身养德。他的修身功课主要为诚、静、谨、恒。诚为诚实、诚朴，为人表里一致。静，指的是心、气、神、体都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谨，主要指言语和行动上的谨慎，不打诳语，不讲无根据之话，不做无胜算之事。恒，指的有恒心，生活有规律，做事有毅力。他从三十一岁起，给自己订了个“日课册”，称为《过隙集》， “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不但内心反省，而且努力改正。《过隙集》刚写到第九天，他便猛省从前与某人结仇怨，错在自己当初“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当晚他即到某人住处“登门谢罪”。长谈之後，又请吃饭。从此前隙尽释。自此曾国藩时时反求诸己，处处修德养望，在人格、声望等几方面，为日后的绝大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推恩施惠
从管理的角度来思考曾国藩。曾国藩的领导方式有着更多的传统智慧,有很多朴素的真理蕴涵其中。他常说，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这样的说法也许太过世俗，但却是真理。中国社会中的成功之道是合理的上下之道。上即“向上推恩”，下即“向下施惠”。，向上推恩，意即：有功劳的时候，要懂得将功劳往上推；才能获得上司的信任。上司会认为你不贪功，是可辅佐他的可用之才。他就会认为你是他培养出来的。从此容易信任有加。同时领导人士也要懂得“向下施惠”，将恩惠布施给下属。把功劳让给下属，他获得成就感的同时，也必然会助你成功。因为你的下一步成功，也就意味着他下一步的成功。何乐而不为呢？
例如曾国藩对待资深下属，做法就很独特。在创办湘军之初，他为维护内部完整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抵制，但等他做大了，天下人才趋之若骛时，倒对“另谋发展”者予以支持了。这种情况下的“推恩施惠”的做法很值得今人玩味。 育才识才：
管理学者曾总结，“领导即教育”。很多成功的领导者，譬如韦尔奇和格罗夫，无不把教育当成他们的主要工作，并投入大量的时间从事这项工作。在教育上，曾国藩无疑是个杰出的领导者。他的幕府就是培养人才的学校，他既是军政长官，又是业师；幕僚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子。他的弟子回忆道，“在营中时，我老师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在幕府中，一般幕僚都尊曾国藩为师，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关于识才，曾国藩说，选将才必求智士、严士、劳士。也就是说，挑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而且必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他还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若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种种事实证明，曾氏的人才观是成就大业的基础。 事过境迁，虽然百十年过去了，但是曾国藩文集中反映的文化的力量和人格的魅力，依旧具有顽强的活力。曾氏用入世精神以办实事，体老庄以寄闲情，由中国文化中培养见地，从传统道德中汲取力量。以普通出身，凭自我奋斗，立大志，修炼人格，以大气度做事，以收敛态做人，认准目标，时常保持一种宁静如水的心态。这些积极的处事之道，时至今日，仍然会有借鉴意义。 借用一句旧时名言作为结尾－"不让古人是谓有志，不让今人是谓无量！“，希望志同道合之士更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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