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郑筱萸刑前“悔恨的遗书”全文发布，其中出现了一段“当官不好玩”的感叹，摘录在下——
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中国高官在刑罚之前向世人做出了一个假设，既“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这个假设无疑是精辟的。
郑筱萸在死前似乎没有以往临死之犯，多要做的豪言壮语，“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叫后人绝不要效仿我的罪过”等等。郑筱萸的遗言倒似更符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原理。什么是“善”呢？真话也！而郑筱萸的善言恐怕又不单单是劝戒后人从善的意味。郑筱萸的善言恰恰冥顽不化，透着不服。遗书的前面部分不是有举例不服吗？且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对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的“记大过”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期间对原林业部长杨中的“易地再职”的处分；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解振华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亡达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马富才也就免职了事……“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中国历来就由封建司法理论里传承而来有“杀一儆百”一说。那意思无非是杀一个，吓唬吓唬其他多个以减少更多的犯罪可能；相似的事例还有民众集体为某犯罪人签万人名，要求减刑，理由又只在该人“的确是个好人。”、“犯罪实属被逼无奈。”云云；更有来自上层官方常见用语“严惩不贷”、“加大力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说。充分透着蔑视法律，人治大于法治的腐朽观念。
郑筱萸作为共 产党的高官，正是实实在在地继承、发扬和光大了这个“传统理论认识”。郑筱萸并非认识清楚了自己的所罪、所死其内里原由，却看似天真地假设了一回可以不死的可能性——既官阶做到恰倒好处即可，不必太高。拿郑筱萸的原话说，就是“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
郑筱萸的“其言也善”倒是的的确确提醒了我们“杀一儆百”可行吗？“严惩不贷”有效吗？司法上的“加大力度”仅仅为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真的可以做到长治久安了吗？司法的事情，真的就可以以一当十，以儆效尤，一蹴而就，从此天下太平吗？
郑筱萸遗言最具警示的关键，在于提示我们：土壤的普遍碱化岂能以杯土之改良而代替？换句话说：一座危楼的地基没有打好，岂能以换掉一砖两瓦而希冀解危呢？
郑筱萸的被处极刑，似乎是抓到了假药的出现源头，似乎也是有些人认为的既治根又治本，非也！当郑筱萸说道“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的时候，我们该想到的不光是一个高官，而该想到的还有千千万万个在郑筱萸看来“当官”没有当得“太高”，“责任”即可“不大”，又像郑筱萸所说“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
中央的杀高官当然会引发全球震撼，这是杀十个小官也绝不能取代的轰动效应。而遍地的犹如湖南“东方鼠杀入广东餐桌”的人众行动却不是可以一杀了之的，何况杀的只是一人。你能杀得了全部吗？由此看，塑造政绩的传统久已有之，根深蒂固。
杀郑筱萸杀得好，郑筱萸的一纸遗书亦是写得好之又好。从现在开始，号召全民认真学习郑筱萸遗书的精神内核，学习一年不要中断！
【郑筱萸遗言】《悔恨的遗书》全文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二00七年七月九日，郑筱萸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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