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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记载: 曾子仕于莒(开始出来做鲁回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十六斛为一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在这个时期,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而轻视自己本身的得失)。亲没之后,齐迎以相(当他父亲死了以后,齐国欢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楚称宰相为令尹)。晋迎以上卿(晋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晋称宰相为上卿。但他都推辞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在这个时期,曾子是专心重视他自己本身的学养与出处动初的该和不该,因为已经没有必须孝养父母的负担了,所以他就不重视俸禄的待遇丰薄,和官职地位的高低等问题了)。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如果本身怀有学养的高尚至宝,但却不肯出来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乱,那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仁心仁术了);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穷困,也不顾父母生活困难的痛苦,那还谈得上什么孝道呢);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个人本身挑着重担,前途又很遥远,为了完成责任,就不会挑选什么地点,都可以随地休息保持精力);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家里既然贫穷,父母又年老体衰,为了孝养父母,就不需要挑选官位大小,只要收入足够赡养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所以说,是真君子的人,穿着旧鞋和破布袄,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只是为了当时实在有迫切的需要)。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所以《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为他所传的《诗经》作这样的解说:一个人生不逢时,但不得已还是需要出来做官做事。既然担任了职务,就必须尽量尽心做好。可是只肯听命去达成任务,而不愿参与他的内部计谋。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贫困,并不是他要完成学养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诗》曰:“风夜在公,实命不同(所以《诗经》上说:我虽然昼夜都在忙着做公家的事,但是,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观点。只是一时命运的安排,现在只好这样做而已)。” 我们现在引用了《韩诗外传》,首先提出曾子为家贫亲老而仕的一节故事和评论,可以做为说明曾子在《大学》结语所说,对于当时诸侯之国的为财货与政治道德之间的“义利之辨”的观点,他是身体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样,是真实“儒行”的风格。同时,由此了解《大学》结语所说的道理,并不是专对“治国平天下”的经济、财政的专论。但也并非说它对于“治平”之道的财经作用上,就可忽略“义利之辨”的重要。从“治平”之道来讲,计较的是为“国家天下”全民的大利大义的“义利之辨”,并非专指一身的小节了。至少,我所见的是如此,且待诸公自己去研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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