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后WTO时期外资的曲线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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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外资进入中国基础电信业的限制已经放宽，但出于政策和国际国内电信发展趋势等因素的考量，外资首选增值电信服务业。在五年来的政策嬗变和产业开放磨砥中，外资的布阵和博弈为国内电信业的“走出去”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浅层进入：政策嬗变中的曲线法则

　　在电信业逐步开放的显规则和潜规则的较量下，外资巨头进入中国电信业显得步履蹒跚。显规则在于基础电信业的有限开放，限制性地允许外资在基础电信运营领域持股，外资高度集中于增值业务领域；潜规则在于外资面临政策上不可预期的风险复杂。

　　下面有两组值得玩味的数据：一是，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数据，截至2006年9月底，信产部已收到外商投资电信业申请共29份，均为电信增值业务投资申请，其中已经通过审定的申请14份，但最后成功获得经营许可证的仅有5份；二是，目前在增值业务领域，外资比例可达到50%，但外资在增值电信市场的资本结构所占比重仅为0.5%。

　　信息产业部要求，海外电信商投资国内电信增值业务和互联网业务必须依法申请相关许可证，不得通过各种方式绕开管理程序曲线入市。外资频繁并购国内SP的活动，比如英国的手机铃声及游戏制造商Monstermob公司与国内三家SP相继达成收购协议，涉及金额超过2亿美元。这些收购案的发生促使信息产业部叫停SP行业中取巧、绕道等方式的外资收购行为。

　　“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在我国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必须经过设立审批、经营许可审批等多重审批手续。但一些外资公司通过收购SP的方式无序进入国内市场，给行业监管造成了相当困难。”电信专家陈金桥指出了外资“违规”的症结所在。

　　同时，在互联网行业，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大多选择曲线进入中国互联网，一是通过收购国内网站，共用牌照，二是借牌、租牌或买牌，三是通过合资的形式。许多公司审批未通过，但业务照常开展。

　　按照现行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和相关法规，我国对增值电信业务实行许可制度，对外商投资的电信企业，要求外方出资比例最终不得超过50%。尽管已经进入入世“后过渡期”，政策更具开放性，但不能绝对控股的外资独资以及严格的审核准入制度，在不够健全的中国电信法治环境下，外资普遍选择浅层进入国内电信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外资的“违规”或许是对未松绑的电信监管的一种迂回之举。

　　撕开增值业务的口子：SKT们的正规逻辑

　　中国放宽对电信业的限制后，外资入侵增值业务领域，但尚未出现处处开花的景象。迄今为止，唯有韩国的SKT破冰成功，上演了增值业务唱大戏，顺势曲线入股中国联通。

　　2004年4月，中国联通和韩国SKT联合宣布，双方共同投资的联通时科在北京挂牌成立。它是我国首家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合资企业，该合资公司经营手机铃声、图片、游戏、聊天、娱乐等下载业务。这张经营许可证对于SKT可谓弥足珍贵，做为实质意义上的第一家电信服务中外合资企业，它的诞生也颇费周折，总共历时两年。2006年6月20日，中国联通与SKT签订《战略联盟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CDMA业务展开全面合作。与此同时，中国联通发公告确认SK电讯入股认购10亿美元。以增值业务为突破口，与中国运营商战略合作，再介入中国基础电信业的运营，是SKT的正规逻辑。

　　合资方式是外资撕开增值业务口子的正规路径。根据中国加入WTO附件九《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国对增值电信业务市场准入方面承诺为：加入WTO两年后外商投资比例不能超过50%，即外商不能在中国大陆设立独资公司进入增值电信服务市场，只可以按管理规定要求以中外合资经营形式和中方组建公司进入中国增值电信服务市场。

　　微软在2005年与上海联和合资成立了美斯恩网络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事实上，包括AT&T、NTT Do-CoMo以及法国电信等其他业内巨头，现在也开始以建立办公室、研发中心、成立合资公司以及合作等形式进入中国市场。

　　在中国3G前夜，SKT的成功无疑具有样本意义。与其他外资运营商相比，联通时科算是过得很不错了，这源于其最初准确的SP定位。SKT先通过产业链的下游掘金，与基础运营商合作，循序渐进至产业链上游。借道增值业务，SKT谋求的是业务层次的深度合作，具体深入联通的CDMA运营，在中国3G市场分得一杯羹。在国内电信业战略转型的大趋势下，综合信息服务的需求让运营商高度重视产业链环节的整合。从通道提供商到综合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转变，使得运营商加强了对产业链的掌控，尤其是增值服务环节。因此，要想进入我国增值电信领域，选择强势的运营商，优势互补展开合作是一种切入的智慧。

　　未完成的素描：天花板效应

　　增值电信业务领域，是外资进入中国电信业的最短距离。然而外资专注增值业务市场，不仅得冲破政策现实的“无物之阵”，还面临着增值业务市场日趋饱和等事实。这样的市场现状直接决定了外资大多“持币观望”，或者有选择地谨慎进入。

　　一方面，电信业政策尚不明朗，影响着外资的未来走向。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电信市场的深度“开放”仍停留在文件层面上，其中存在诸多模糊政策和保护主义的“不透明风险”。目前，我国电信业还未形成一个有效的监管机制，电信业基本遵循对外资实行“外紧内松”的不对等政策，强调对国有资产的高度控制，对外资进入严格审核和监管；同时，电信业的法制环境还不健全，《电信法》和外资进入相关政策管制方面都还没有出台明确的方案，增加了外资进入的顾虑；外资还必须面对中国的政策风险，目前政府已经明确表态国家要绝对控股电信业。国资委在2006年12月18日首次明确表明包括电信业在内的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香港电讯盈科事件也释放了相关信号。

　　另一方面，增值服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也延缓了外资的投资热情。我国增值服务市场上的经营者数量从当年的几百、几千到现在的1.9万家，竞争日趋白热化，某些增值业务在国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饱和程度，发展空间有限。加上近来信产部对SP的整顿和查处，市场准入更加严格，增值服务市场的风险依然存在。

　　此外，电信业重组的传闻不断，以及3G牌照发放等均存在着不可预期因素，这些“透明的天花板”直接或者间接地将外资推向观望的边缘。

　　从入世以来，外资步步为营渗入国内增值电信业的过程，其实也是外资“资”与“智”与中国电信业的混血过程。在电信业的开放坐标上，外资入侵增值业务的曲线法则，不仅揭示了外资特有的生存哲学，更像一幅尚未完成的开放式素描。

    来源：《中国通信》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