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温州老板的心声（转贴）写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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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连夜驱车奔波的日子,每逢这个时候，都会想起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开着摩托送货去电镀的夜晚。午夜时分，将油门拉到最大，高吼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我们在黑暗的街头巡行”。被忙碌磨平了所有的个性的我，在午夜吼歌是唯一的宣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温州，是一个充满着生机的城市，大街上随处可见骑着小凤凰、飞达带着货物的人，两车相撞也不会象杭州人、上海人一样争吵，扶起车捆好货，继续赶路，甚是有些“主客不交一言”的风度。
那时的温州城市是窄小的，有许多民国时期留下的旧建筑，走进旧式的门台,堂间中通常都放置着砂轮、钳床桌、台钻等家庭作坊中必备的工具，而厢房与里间就是生产车间了。
这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温州,大多数的国营工厂都关闭了,工人成了自由人, 摆脱了纪律、档案、人事关系对人的禁锢。这也是一个生机勃勃温州，数十万温州人将社会主义扔进了马桶，在家中创业，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一、
我是一九八九年回到温州的，在此之前，我还是一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横山铁合金厂）的职工家属，和许多在国有大型企业中长大的孩子一样，满怀着工人阶级出身的优越感，“农民”或者“伯伯”在我们口中是骂人的话。苏联的解体促使我抛弃了企业内召的机会，回到了温州。在我眼中，强大的苏维埃联盟解体预示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末路，大型国营企业最终会倒闭。果然，就在去年，全国四大特种钢基地之一——当年的援巴工程——横山铁合金厂在一夜间倒闭了，近万名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工人下岗，这已是后话了。
九十年代初期，除了南方几个有限的城市外，很少有私营私业，回到老家温州的我一度很是好奇。在的我概念中,雇佣一些女工干活只有在讲述旧中国故事的电影与书中才有，而现在包身工就真真切切在站在我的面前，我却成了“拿摩温”，我的三叔则是老板。
当时我们的厂租在市区下桥一家民房中，门牌是74号，一些外加工户就将我们厂称为“74号”，这一度成了厂名。
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渐渐的习惯了忙碌，每天工作18个小时视若等闲，那段日子让我感受到——套用刘晓庆的狗屁对白就是“做包身工难，做“拿摩温”更难，做老板更是难上加难”。那种艰辛，现在这些崇尚个性孩子们很难体会的到，如果没有上一代创造的条件，他们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还个性、愤青、小资个屁！
搞这样一个工厂面对的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厂中的管理；二是客户；三是外加工户，也就是为我们提供材料配件的供应商；最后就是应付各个职能机关的管理.  
九零年的生意相当的好，882、883两个款式供不应求，来自丹阳眼镜市场的客户在厂门口提着大量的现金等货，厂里整天闹哄哄的，这种情形使一些供应商动起了眼镜成品制作的脑筋。这就是温州人，精明的温州人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
现在远洋眼镜的老板叶子建在当时是为我们提供镜片切割成型加工的，883镜片的切割就是在他们厂中完成，后来有一批883的镜片被割小了，我们无法使用,便退回给他们，没多久，他们制造出和我们一样的883,使用的是这批割小的镜片。我们当时猜测,镜片割小是有意的,目的就是生产883。现在的远洋已非当日可比，成为了温州数一数二的眼镜企业，而叶子建则成为眼镜商会的会长，成了行业的领头人。叶子建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温州商人的精明与勤奋，这些条件，都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二、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任何一种有很好市场的产品都会因众厂家跟风仿制而饱和。到了九一年，点漆醋酸镜已在市场泛滥,其中最多的就是882与883,于是厂里的生产从减慢到停顿,门庭冷落鞍马稀,再也见不到先前那种热闹的场景。
随着丹阳、杜桥等几个眼镜市场的饱和，温州的眼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最为致命的是，做为全国为数不多在眼镜市场之一的杜桥开始发展他们自已的眼镜制造业,温州眼镜在杜桥的市场份额变得越来越小.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是一个行业,就不会消亡,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转机，这就是很多人坚持没有科技含量的传统行业的原因。九一年到九三年，温州出现了一些台湾人，他们在温州各厂家采购成品太阳镜，然后在自已租用的厂房中整理包装，再出口瓯美，这就是温州眼镜外贸的开始，在国内市场萎缩的情形下，手执外单的台湾眼镜商人的到来，无疑为死气沉沉的温州眼镜业注入一针强心剂。
九一年八月，我们接到了建厂以来的第一个外单，共是十六万付，一种style,一种color,一个shipping Mark。这个在现在看来极其容易与简单的订单，在当时却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做得很辛苦”
无论如何，从内销到外贸，是温州眼镜业一个巨大的转型与飞跃，从此垫定了眼镜业做为温州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的基础。
三、
台湾人的到来，将温州眼镜业引入一个新的空间，但他们也从台湾带来了恶劣的黑道气息。
在中国的台商有两种人，一种是台湾本土人，另一种是台湾外来人，本土人并不是我们先前所以为的山地人，而是郑成功带到台湾的福建水师的后代,他们说得是闽南话；而外来人则是跟是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子女,这些人的祖籍大都是在浙江。这两种人一直有着刻骨仇恨,蒋介石逃到台湾前,台湾有一个临时政府,掌权的是台湾本土人,现在闹台独折腾得最凶的就是这伙人的后代,这是一个亲日的政府,其历史根源是当年郑成功的福建水师中有许多倭寇,郑成功的母亲也是日本人。蒋介石去台湾前先派陈诚率大军前往,推翻了这个临时政府,并血腥镇压了本土人的反抗,于是造就了台湾本土人对国民党的刻骨仇恨,台独其实在台湾代表着民意,国民党一倒,以本土人为主的民进党掌权,台独风愈演愈烈是顺理成章的事。
有趣的是本土人与外来人之争居然也影响到了我们,也许是与我们合作是台湾外来人吧,所以遭到了另一批在温台商的忌恨。在市区一家酒店中，我们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殴斗,双方大打出手,直至警察到来才结束.  
这件事最后以对方带着现金赔礼道歉而告终,我们没有收他们的钱,只是告诫他们,这里是温州不是台湾,在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四、
在温州人已开始发奋图强、全民皆商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投机倒把，所以当时听到对温州的报道大都是负面的，混乱、造假、坑蒙拐骗成了温州的代名词。
而后在温州的日子里，温州人的骗术倒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记忆，而台湾人的骗却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身边。金额高达两千多万，几乎牵涉到温州整个眼镜行业的诈骗案就是由一在温台商策划并实施的.  
转向外销的温州眼镜业最初是通过台商出口的，当时台商手中有着大量的境外客户，由于台湾的劳动力价格较大陆要高许多，所以他们选择了大陆作为生产与采购基地，我们在生产时并不知道终端客户是谁，终端市场在哪，我们只知道是台湾人向我们买货，我们为他们生产，如此而已。
施先生在当时的在温台商中是一个大客户，他手上有数家眼镜厂，有着一些在我们当时看来很先进的设备，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大的采购商，在温州全年下的订单量相当惊人，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问题最后竟然就出在他的身上。
施先生的订单有一个特点，量大而且价高，工厂在生产时可以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这使得当时行业中的企业都非常乐意做他的订单，可就在他的货物被完成生产并装上集装箱出运的时候，他突然袭击蒸发了。
价值两千多万元的眼镜就这样离港了，而生产厂家却不知道向谁收钱，一些小厂因此濒临倒闭的边缘，当是时，愁云笼罩了整个行业。
五、
曾有一种说法，“将一块砖从楼上砸下，砸倒五个温州人，有四个是老板。”人人都羡慕老板有钱，却有几个人能真正体会老板的艰辛？
一个人偶尔做一次生意，挣一笔钱，这并不难，难得是如何在生意场上站稳了脚跟，将生意做成了事业，这就不仅只是精于计算这么简单，还需要大的智慧与勇气，世人只知无商不奸，却不知生意人在追逐利益的同时，也肩负着社会赋予无形的责任。
施先生跑路了，钱被骗了，但生意还是得要做下去，工厂还是得要办下去，工人的工资要照发，供应商的钱也得照付，别人骗了你的钱跑路，你不能骗你的供应商，只要你还在生意圈内，你就得撑下去，否则你便不是真正的生意人，而是骗子。这就是脊梁，生意人的脊梁，这种脊梁与风骨是那些自以为清白的读书人与只知炒房、炒股、炒期货的赌徒永远无法体会的。这就是温州制造业，由无数个勤勤肯肯劳作在温州轻工产业链中每一个环节的土老板组合成的具有着极强生命力的民间工业。
这一次打击使得温州眼镜业元气大伤，有许多人在行业中消失，但这次事件也使温州眼镜业摆脱了完全依靠台湾人出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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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台湾人走后，温州眼镜业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但世界却也因此知道了温州，知道了在落后的中国有温州这么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着许多专业制作轻工产品的工厂。而将温州与世界重新连接起来的，却是一些连普通高中学历都没有的懂一些简单商贸英语的年轻人。
东瓯外经贸，一所不起眼的职业中学，它却是温州外贸人才的摇蓝，成就了温州第一代从事外贸行业的年轻人，造就了许多轻工行业的奇迹。
这些人的姓名，在这里就不提了，因为他们是生意人，他们并不想太多的人知道他们，在今天全民炒房的大环境下，他们也没有被那些一日暴富的故事所吸引，他们用依旧他们所有的精力与热情从事着他们执着的国际贸易，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生意人，他们有他们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正是生意人与赌徒票友的区别。
七、
眼镜业的春天终于来临了，源源不断的外贸订单使温州眼镜业迅速与国际接轨，一时间眼镜厂的数量急速增加，与眼镜相关的配件厂也竞相上马，眼镜业成了一座金山，不知引发了多少人的黄金梦。
我的三叔寿加定是温州眼镜业的开山鼻祖，他没??，当所有的企业都凭借着和外贸公司业务员的关系，索取订单竞相上马的时候，他已开始图谋新的进取之路。生意人若想成就大事，须不为表相所迷，不盲目跟风，分析风向并在最佳的时机内行动。一九九五年，我们与兴泰光学、十一地质大队征地一百亩，合力兴建“泰桓眼镜城”，前期投资一个亿。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亚洲最大的眼镜生产基地，我们要让所有的外商都知道我们，直接到眼镜城下单，以摆脱外贸公司对我们的钳制，达到直接面对终端客户的目的。
一九九七年，“泰桓眼镜城集团有限公司”建成了，开幕仪式很隆重，上到中央下到行业中的供应商都有参加，这是温州眼镜行业史无前例的盛事。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乎认为，从此温州眼镜行业的历史将被我们改写，而我们也将控制整个行业甚至于终端市场。
我没有参加这次盛会，而后的事都与我无关，从此后我开始寻求自身的价值，互联网上也因此多了一个月光书屋，这已是后话了。
八、
许多人认为温州企业家族管理模式过于陈旧，在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择人唯亲的私营企业因无法引纳新的人才，使得企业走入困境，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也几乎代表了大多数学子对温州企业的认识。
现在主流教育对学子毒害不浅，我们的媒体经常会宣传那些所谓的现代化企业是如何如何的先进，而我们温州的家族企业又是如何如何需要改革，搞得那些个大学生高不攀低不就，做实事一点本事也没有，而提起意见来却是一堆又一堆的，一个企业这样的人才多了，绝非幸事。做实事的人听到那些言论会心存不满，严重影响做事的情绪，久而久之，空谈之风渐长，而做实事的人则越来越少，导致人浮于事，*企业的流弊重现了。温州的老板们大抵务实，基本不吃主流舆论这一套，于是那些媒体又在高喊温州企业没有技术含量招不到人才之类的屁话了。
人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矛盾的根源则是私欲，而私欲中重具的代表性的就是权力欲，一个人当你资本积累的一定程度的时候，钱财对你便不再重要，充其量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这时的企业家追求的已不是利润，而是影响力与控制权。但凡是人都有控制别人的欲望，常人感觉不到，是因为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当你的事业有了一定的成就，你就会发现你已具备了控制别人的能力，这时你就会希望别人都会为你所用，这种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成大事者，当然还有另一种称呼，就是野心家。
其实温州的老板们也是希望摆脱家族模式的，一家人做事，在患难的时候自会齐心协力创业，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因权力分配不均匀而产生矛盾，这时企业的老板不再使用自已家族成员做事，而转向家族外的人，这就是我们平日里常听到的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由来了。
九、
一个能成就大事的生意人，在遇事时须能做到进退显隐、决断有章，这种能力是书本上学不来的，首先要有做大事的魄力，不计较眼前的得失，也就是生意人俗语说的“赔得起”，其次要会分析，有时“魄力”与莽撞也就在一线之间，其三要掌握动作的时机，若掌握的不好，后果往往是“一子错，满盘皆落索。”除了这三点外，还是一点是最关键的，也是古往今来的生意人最难做到的，就是控制“感情”，要做到有“感情”很容易，但如何控制却很难，常言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其实商人也是人，除却的“逐利”的成份外，他们也有“性情”，只是平时都压制着而已，一个人若想控制别人，首先就得控制自已，长此以往便会喜怒不形与色，让别人摸不住你的心思，以此来成就事业。
现在那些教课书上的所谓管理理论大抵是些书生之见，这些个书呆子总是喜欢拿西方国家的管理模式来与中国的民营企业相对照，他们不明白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企业中同样存在，在西方国家，企业可以用条律来管理员工，面在中国所谓的条律却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要说企业，就是对于国家的管理也是一样。千百年来，我们文化传承使得中国人不同于西方只讲法治，我们讲的是人治。
法治同样也是有弊端的，在法制社会，法律在维护公民权益的同时，也同样维护的坏人的权益，在从前的港产片中我们常会看到那些黑社会使用法律来保护自已伤害好人。而人治也是有精华的，如果君主英明，则四海晏清，人民安居乐业。
企业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上面的道理对不只是对国家而言，对企业亦然。
十
企业管理这个概念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之前我国的工业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挂帅,让工人坚信自已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死心塌地的为我们的党效命,如果工人不服从,可以用批评、警告、记过等方式，更有甚者，甚至是游街，批斗，我们的伟大领袖是这样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嘛。”这种企业其实只是靠国家财政支持的游戏，是国家用来安顿人民的一种手法，它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在全球贸易的大环境下注定消亡。
邓小平上台后，一扫企业原来政治挂帅的阴影，从西方国家吸取了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选择了一些国有大型重工企业做为试点开始改革，而最早引的的管理模式就是“全面质量管理”，英文全称为“Total Quality Control”简称“TQC”。

“TQC”是西方国家自产业革命以来历经了近两个世纪总结积累而成的，是现代工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也是经典，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TQC”理论已相当的完整，而后的发展大抵都是以“ＴＱＣ”做为基础，如现在最流行的“ＩＳＯ”以及“５Ｓ”之类的。
我国的“ＴＱＣ”是从日本学过来的，日本在战后通过“ＴＱＣ”很快发展起来，他们将西方的“ＴＱＣ”发展并完善成自已的方式，并将“ＴＱＣ”的作用发展到极至。Total Quality Control（ＴＱＣ）从字面上理解是“全面质量管理”，因此那些个学子与书生便将其理解成对产品品质的管理，中国人讲不求甚解，书生们学得很到位，而在西方人与日本人眼中就成了不懂装懂。
“全面质量管理”中的“质量”两个字含义是广义的，它并不是单纯的指产品的品质。在日本ＴＱＣ的管理体系中“品质好”不代表着“质量好”，他们的理论是“用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例如，生产一辆汽车，原材料２０００ＵＳＤ，人工１０００ＵＳＤ，出厂价４０００ＵＳＤ，客户也满意；同样另一家工厂也生产同样的汽车人工也是1000USD，出厂价也是4000ＵＳＤ，但他们用了比前一家厂好一些的原材料，所以原材料用了２５００ＵＳＤ，而客户也同样满意，但并没有觉得与前一家工厂有什么不同。在ＴＱＣ中则认为后一家厂的质量没有前一家好，因为后一家厂违背了“用最经济的手段生产出用户最满意的产品”的原则，所以在ＴＱＣ中利润是与质量相关联的。
TQC中让全员去实行“水面冰山原理”，“下道工序是客户”精神。核心就是全线人员自我组织的改进与管理，品质管理小组就是它的基本表现形式。在日本人眼中，品质是要自己控制的，工序质量才是关键，他们会觉得设立品质管理部门是费解的事情。因为每一道工序的质量都掌控住了，成品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这就是我们要推广标准化的原因。
“ＴＱＣ”的范围很广，从掌握市场信息、开发新品种到生产以及销售几乎全部包括，对于正在走向正规化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一剂良药．
十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外贸订单的增加，温州的民营企业规模开始扩大，面对着日渐发展的业务与贸易形势，这些敢为天下先的温州老板渐渐觉得力不从心，这些老板的知识程度大抵较低，有很多甚至连小学程度都没有，尽管他们表面上飞扬跋扈，趾高气扬，但骨子里对知识分子有着崇拜情结，于是他们开始向社会招聘有学历的大学生，他们许以高薪，让这些大学生一展所长，来应对因企业规模扩大所面临的压力。
中国的读书人大抵自负，总觉得空怀抱负，却无可施展的空间，是以有“伯乐不常有，空怀千里才”的感慨，但在这个时期的温州却是“漫天伯乐，遍地良驹”，许多企业都以大学生的数量多为荣，天天买办公桌，买电脑，搞得电脑市场空前繁荣。
学生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书本知识有什么实际的用处，虽然他们通过了考试，但那都是为了应付死记硬背出来的，过后也就忘了，校园中学到的东西似乎并没有什么用，这是因为没有实践的缘故。一个人如果已学会的做事，并负责了一些工作，这时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便会在书本中寻找答案，这种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很有效，但前题是你必须已学会如何做事，并有了良好的工作习惯。所以说大学生步入社会进入企业后首先要学的就是如何做事，如果学不会做事，读过的书再多也只是个屁。
温州老板显然不明白这个道理，而那些个大学生因无所事事，不是怨天尤人，便用电脑玩扫雷与扑克牌，办公室里一帮子年轻人聚精会神操作电脑，猛一眼看过去倒也壮观，很能满足温州老板的虚荣心。只是时间久了，老板也会不安，招了这么多人，也见不到什么成果，而工资却多了许多，很是让人心烦，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总不能全部一辞了事。
折腾了近两年，老板们终于意识到，这些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作用，该应付的事还得自已应付，花了这么多钱，不过是找了一些会用电脑的打字员而已，这时候老板了傻了眼，而人才 们则红了眼，老板们觉得人才没什么用，而人才们却觉得这些家族企业无法让他们的施展才华的空间。
其实真正的人才也是有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接受过“ＴＱＣ”管理体系的那些国家大型企业的中层领导，为什么是中层？因为以前我们国家那些大型企业高层领导是有干部级的。如衢州化工厂的厂长是省长级，我从小生长的横山铁合金厂厂长是市长级的，所以这些大型企业的领导骨子里其实是政客，他们手中掌管着十数万人的大厂，人事上由省厅甚至中央部里直管，实际上他们算得上是朝庭的封疆大吏。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干部级取消，但这些人却依旧用他们手中的尚有的权力为自已谋利，将国家资产转到自已名下，用来面对企业的改制，成为新一代的富豪．这些是题外话了，而这些企业的中层领导却是真正能做事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与管理理论的管理者，这些人的年龄不轻，他们比这些温州老板还年长，但他们才是，他们并不看得起这些没有学历的老头，在他们眼中这些大型企业都自身难保了，还有什么人才，所以他们也不会接受什么“TQC”，而后当欧州市场要求我们工厂必须通过质量体系认证的时候，才开始临时抱佛脚，但中国人有中国人自已的办法，花点钱收买第三方认证公司，拿到认证书便蒙混过关了，其实老外必竟还是嫩的，论心眼跟中国人比还差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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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最近媒体正在竭力炒作浙商这个概念，而其中有许多都是温州老板，在他们的炒作下，浙商似乎已很成熟，昨天浙江电视台有个浙商访谈，对象是温州夏蒙的老板，这个老板姓什么我记不怎么清了，只记得脸挺圆，说话特ＳＢ，但自以为很幽默，他的话时常会引起嘉宾席上的鼓掌与笑声，场面很是搞笑，温州人就是这样，爱热闹，如我那个小表弟结婚，主持人问新郎：“你今天开心不开心？”新郎板着个脸说：“开心”主持人先鼓掌接着是笑，下面的人塞着满嘴的菜也跟着鼓掌与笑。主持人又问新娘：“你今天高兴不高兴？”新娘咧开嘴：“高兴”，跟着又是满场鼓掌与笑。有个离台远的跑过来问我：“刚才大家笑什么？大家都在笑，我不笑显得很迟钝似的。”靠！原来热闹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这个夏蒙的老板请了个洋ＣＥＯ，用来管理他们的企业，专家问他为什么要请洋ＣＥＯ，他说是因为家族内部的人太难管了，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请了一个洋人，这一下连我也想笑了，想当年西太后如果请洋人来当总理或宰相，说不定大清帝国就不会被洋人欺负了．
原来温州企业请经理人管理只是为了解决家族内部问题，就如我前面所说的“一家人做事，在患难的时候自会齐心协力创业，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会因权力分配不均匀而产生矛盾，这时企业的老板不再使用自已家族成员做事，而转向家族外的人。”这些企业主表面上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档次，实质上是想过河拆桥，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除去股东们的管理权，不过是天下初定后的杯酒释兵权，老板自身是不会真的放权的，所谓的经营权与管理权分开不过是个冠冕堂皇的幌子。中国人擅长于洋为中用，这个洋人不过是夏蒙老板的一颗棋子罢了。这个老板的口才虽然超烂，但脑子还是很好使的，搞笑的是这个洋人还真的屁颠屁颠的走马上任了，也好，谁叫他们祖宗欠咱中国人的，谁让他们是八国联军的后代，这就是报应，玩你也是为中国争气。
十三
人是一种私心很重的动物，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希望有人能帮你渡过难关，而当帮你的人与你共事的时候，你却又怕他分掉你的利益。现代化的管理在民营企业中无法实现，往往是因为影响到企业中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又是支撑企业的骨干，离开了他们企业将无法运作。
一个企业最需要最离不开的是哪一种人？这种人并不是企业的高管，也不是什么懂得高科技的所谓人才，而是那些工作在最底层，掌握着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参数的管理人员,而早期出道的温州老板，往往自已就是这种人，在温州工厂中的老工人，一般称老板作老师，这并不仅仅是温州的习惯，而是这些老工人的确是由老板亲手教出来的，每一道工序从技术到操作都是由老板亲自教的，因此他们称老板为老师也是由衷的。而这些老工人便是企业的核心所在，一个企业办公室中的人少一个多一个无关紧要，而这些人却少一个都会造成影响。勤劳聪明的老板再加上一群实干的技术工人撑起了一个个温州企业，成就了有名了温州模式。
尽管时至今日大学生已成昨日黄花，但那些读过书的大学生们依旧还是有着一定优越感，他们看不起在底层工作的劳动者，在他们眼中这些劳动者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尽管他们也常会同情电视新闻中那些中因为欠薪而找职能机构投诉的民工，也会和那些民工一样骂老板黑心，但他们却不会愿意在生产第一线与这些民工一起工作，就连下车间检验产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苦差，他们希望的工作环境是：有空调，环境好，宽大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街景，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精致的手提电脑与一杯咖啡，不仅要有双休日，而且还有带薪长假。这就是他们理想中的白领生活。而这些学生们也看不起温州现在的老板，他们觉得这些老板之所以有成就是因为恰逢其时，而如今的这些老板已经落伍了，跟不上时代了。
二零零零年，我们吞并了一家箱包厂与一家行将倒闭的锁具厂，我告别了从事十年的眼镜，投入了一个新的行业。那个时期，我满脑子都是个性、理想与追求，根本就无心做事，在这个新建的企业中，我所做的不过只是每天在办公室上网，对于身边发生的事都听之任之。
尽管我已对生意失去了兴趣，已经不再愿意重过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但我毕竟在行业中混了十年，那些办公室中所谓的人才与生产一线的管理孰重孰轻依旧还是能分辨的出来，但我实在是没有兴趣为所谓的生意费心，这十年，我没日没夜的劳作，换来的却是亲人们间的相互猜忌，我觉得很空也很无聊，于是我选择了逃避，当我们的企业开始大量招募学生人才的时候，我上网填词泡妞喝酒唱歌，就这样一晃竟是两年。
十四
箱包是一个夕阳产业，其利润空间极小，其中运费占据了很大的位置，一般我们与客户报的都是FOB宁波价（宁波港离岸价），而客户通常都希望我们从上海港出，因为上海港的船次比宁波港多，运期也短些。这对我们温州的箱包企业来说是一件很糟的事。
箱包其实相当于一个中空的容器，体积比其它轻工产品要大得多，一个ＨＱ（４０英尺高柜）仅仅只能装520套，温州到上海的内陆费用（包括拖车费、调箱费、ＴＨＣ费、港杂费及一系利包干费）是６７００元人民币，而一个高柜货物总金额也不过是一万美金左右，占了7.4%，所以我们都建议客户从宁波港走，这样我们一个ＨＱ可以省2000元左右。
温州也是个港口城市，但是温州的港口太小，大船进不来，货柜从温州港出后还要通过宁波中转，这使得海运费用增加且延误时间，所以客户都不愿意从温州走柜。这一切都是因为温州政府从来不将精力放在建深水港上，除了扶持炒房，就是搞中国鞋都、笔都等这都那都的面子工程。其实温州有建深水港的地理条件，却让这些庸官硬是给耽误了，现在温州已经开始建深水港了，可是已太晚，上海与宁波早已成气候，即便建成了，也很难与之竞争。所以温州的大多数箱包企业都往上海迁移。
我刚开始从事箱包行业时，温州的箱包厂还有数十家，而现在却只剩下不到十家，连我这种入道仅三四年的小厂也成了加工户争取的对象，现在的温州能有稳定订单的工厂已不多了。那些实力大的箱包厂已在上海建好的基地，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我们的媒体为了迎合官老爷将这种现象说成是“企业外扩”，似乎是因为温州的经济状况太好、企业发展的太好的缘故，而企业主们却是有苦说不出。首先，温州的地价很高，而地都掌握在那些炒地者手中，这些炒地者与政府官员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与本身就是从官场退下来的，而需要用地的企业却没有地；其二，政府职能部门的骚扰，越是好的企业查得越严，有事没事罚点款，企业主为了应付这些刀笔小吏而疲于奔命；其三，温州的税收也比其它地方高。第四，就是没有深水港。这四点使得温州企业的处境很是艰难。
外地政府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希望温州的企业能给地方带来财富与就业机会，于是用廉价的地与极其优惠的政策来温州招商，这导致温州企业这几年大量外流，给温州的税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前些日子听税务里的人说，今年可能会加税，因为2004年的税收不齐，这也难怪，千百年来中国的官老爷大抵爱做杀鸡取卵的事，但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那可能又会使一批企业外逃。
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2000年我开始了我新的行业——箱包。
十五
夜郎自大，歧视外来务工者，使用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资本家管理手法，靠剥削工人剩余价值来获取高额的利润。这就是温州老板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见狭隘的阶段矛盾的论调至今依旧毒害着我们。
这几年政府帮民工讨薪可谓是不遗余力，我们常会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民工在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向老板讨工资，接着就是民工在镜头前说“感谢党，感谢政府”之类的。而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不说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我有一哥们，开一家工厂，平时他都是每个月10日发上个月的工资，可巧，有个月的10日，他的会计出差时因事耽搁需要迟两天回来，所以10日没有发工资，有一工人便抱着试试看的动机去投诉，结果这个企业晚上就上了电视，上演出一场政府为民工讨薪的闹剧。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否认的确有企业有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只是想证明，媒体上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有许多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媒体上天天都在报道民工荒，温州论坛上很多SB也跟着瞎起哄，似乎温州的用工形势很严峻，温州老板与民工已势同水火。其实，说温州民工荒是一笑话，那些打工者在全国各地转，最能呆得住的地方还是温州，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温州因多年的积累有打工者生活的氛围，打工者在温州有娱乐与生活的地方；其次是温州的民工工资相对于其它地区要高些。在温州大多数企业的工资都采用计件的方式，做得越多，工资就越高，在我的工厂中，一线生产工人月工资超出两千元是很正常的事，有一些手脚快做事勤奋的每月都在三千以上，而广东省的民工平均工资却是600元，所以这两年，珠三角一带很难招到工，因为工资太低，使许多民工涌入温州，这就是我这几年从来没有到劳务市场招工的原因,因为人太多了，根本就不需要。
大多数民工出来的目的是挣钱，这些人做事大抵勤勤恳恳，能吃苦，肯学习技术，所以不多久，他们就会掌握一种甚至数种工序的操作，有了计件的能力，接下来，只要你肯做，就会有钱挣；但也有一种人，在家本身就懒惰，到了企业也不好好做事，什么活也学不会，无法计件，因为同样的活给别人一天可以做100元，而给他做却连生活费都保不住。所以只能做普工，搬搬东西，打打杂之类，工资自然比别人低。这些人在打工者之中也是被人看不起的，并不是因为他是外来民工，而是因为他不勤奋。据我工厂的老员工说，那些去投诉的、举报的、平时喜欢闹事的大多是这类人。
我们的政府向来擅长转化矛盾，那些职能机??式将工人与我们对立起来，但他们却又从我们身上抽取相当部分的税以及那些巧立名目、欲加之罪的罚款，这使我想起《子夜》中那个外号叫红头火柴的老板，他对他的工人在工会的炫动下闹事以及官僚军阀对他的压榨已司空见怪，“中国的工业迟早会变成僵尸的。”“你们闹吧，我已投保的外国人的保险公司，你们砸吧，反正都是外国人的钱。”那玩世不恭的语调，苍凉而悲怆，很是有些哀莫大于心死的味道。
结束语：
转瞬年关已至，同往年相比，看见些利润，总算是多收了三五斗 ，原来有很多的计划的。可材料现在天天涨，十几万只够做一个高柜，还多是没法预计的苛绢杂税与数不胜数的摊派罚款，太吃亏了。加上到各个衙门烧烧香拜拜佛，怎么说也要个七八万吧。该花的花，要捐的还得捐，利润没了，钱不够了，就是贷款也得放进去，怎么也是个老板，在朋友亲戚前还得有脸，红包压岁钱一样也不能少，还得比常人多个几倍，这样子才有面子。
当老板们咕噜着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犹如走出一个一向于己不利的赌场——这回又输了！输多少呢？他们不知道。总之，账户里的钞票没有半张或者一角是自己的了。还要添补上不知在哪里的多少张钞票给人家，人家才会满意，这要等人家说了才知道。
输是输定了，停厂歇业恐怕死得更惨，请官老爷KTV转一转，找个小姑娘陪一下，也不过在输账上加上一笔，况且这些个杂种实在也有这个需求，等着要用。于是酒楼歌厅上见得热闹起来了。
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拖着肥肥的身影，在晦暗却又闪烁着的廊上走。女人用臂弯钩他们的脖子，一只手扯着自已的短得可怜的小裙，赖在那里不肯走开。丰胸美臀，楚楚动人，就是小孩看了也流口水，接下去就是，“老板”把刚从银行提出的钞票几张几张地交到她们手里，这只是小费。
这些都是老板的事情，那些“民工”与网上的“愤青”是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一边看着老板们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红眼，一边咀咒着老板的黑心，在他们心中感谢的只会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党”。如果还会有革命，上断头台的依旧还会是老板。
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毛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都在放屁！

carlmai

如此写真的贴子,顶一下了

mike2004

好帖子！！！顶！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qdhansen

顶！！！

congjin

ding

lvf001

写得不错

lijinchu

[em05][em05][em05]

liugmwx

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