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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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牛人一波一波的，张维迎语录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B： 张维迎语录 1.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 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 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 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2.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 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 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3.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 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 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 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4.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5.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 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 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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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编张维迎语录

“动乱成功了就叫革命，失败了就叫动乱”

“当年共产党闹革命，死了那么多人，毛泽东同志没有死啊，因为要保护他，那是没有办法的……”

“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比如数学界要和谐，就要承认1+1=2。如果数学家之间连这个都不能认同，那么数学界怎么和谐？不可能和谐。”（张维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

——“比如伽利略，他是科学家，他证明，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当时的普通大众喜欢什么？太阳围绕地球转！伽利略说了与大众不同的观点，尽管被教会处死了，但他是真正的学者，代表真正的科学精神。”（张维迎：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

——“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从激励的角度看，重要的不是经理人员名义上占有多少剩余，而是实际上占有多少剩余。给定企业是“国家”的，“吃喝嫖赌”为经理人员实际上占有剩余提供了渠道。”（张维迎：《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出路》，《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我们换个角度说，我们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总有一种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当你面对着愚弄大众的声音非常泛滥的时候，能仅仅为了自己不染麻烦，不遭人骂，就不站出来说几句话？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有人问：经济学家为什么集体失语，不站出来回应郎咸平）

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而说话，我也从不认为我是在代表着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去网上看看，有太多。这就是一种历史责任，一定要本着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做学者。（记者问及他代表企业家说话）

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张谈到主流经济学家受到冲击时的态度）

　（记者：你是亚信的独立董事吧？）　　张：完全是客串，只是因为友情难却而已。我发表的哪一句话是为亚信牟利的？我有时参与企业的一些活动，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我的研究有价值，推动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我们学者的责任。（注：可参看《中国十大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之张维迎篇）

“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家”
“零资产卖掉国资也不一定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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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张维迎语录

张维迎教授简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那么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现在中国好多大学都在盖庙，庙盖得比世界一流大学还漂亮。但是盖庙容易，请和尚难。和尚不念经，牧师不信教，盖庙又有什么用？

　　没有真正的校长，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家。现在不可能出来真正的校长，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教育应该通过充分竞争，形成教育多元化，这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多元化分布。在目前的体制下，太多人把目标锁定在北大、清华上，美国就不是这样。他不会说我非得上哈佛不可，耶鲁、斯坦佛、普林斯顿，都很好嘛。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定位。

　　中国的企业家，将企业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往往是非常的累，这不是因为管理耗费心血和时间，而是因为企业家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无常。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但是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

　　我们所有干的事都可以从对社会有没有价值和对个人有没有利益两个角度思考，这样就四种组合：第一种是你干的事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利益；第二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无利益；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但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也没有价值。第一种人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种是圣人贤能，需要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公益心。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一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竞争的结果。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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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学术体制改革毕竟会影响到中国大学改革的模式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