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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龙应台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担任今年度「川流讲座」学者，於五月十七日所作公开演讲的讲稿内容摘要，今天刊于中国时报。）
其视角、观点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于我一直以来所受的教育、现在官方的宣扬的主流言论，对于台湾问题，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像我一样，懵懂无知，也一直都相信在现在主流媒体宣扬下所形成的固有观点，即错主要在台湾，在台湾的政客等等，至于实际情况，台湾人的真实想法以及现在的状况，根本就是无知。或许，真正解决台湾问题，只有从文章中所说，站在有益于全球安全的视野来探寻了。
我们都知道，台湾海峡是全球「危险区」之一。五六百枚飞弹布在中国海岸，对准台湾岛群。需要这麽多飞弹来对付那麽小一个岛，其实是蛮令人惊异的──中国的面积是台湾的两百五十六倍，人口是五十八倍。两岸之间有多远？从马祖的海岸，你其实看得见对面行走的乡亲。一个战斗机飞行官告诉我，从新竹机场起飞到抵达对岸，六分钟。
成长的经验塑造价值
说台湾海峡是个可能威胁世界和平的「引爆点」这个用语，对台湾人而言，一点也不夸张。「引爆」不是说着玩的。在一个不到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仍有一百五十万枚炸弹，每一平方公里有一万枚炸弹，而这还不包括五十万枚地雷和五十万颗子弹在库藏中。金门岛上七万居民每一个人可以「分享」到二十二个炸弹，八个地雷，四十四颗子弹。台湾岛上的军火库，也常常传出爆炸。
战争离我们的记忆不远。从一九五八之後的二十年里，大概有一百万个炸弹投进金门的土地上。我们在一种「战时」状态下成长。在我十二岁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演过很多次背着枪的小兵，用刺刀杀「敌人」，在我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参加过无数次的「国语演讲比赛」，针对「光复大陆，拯救同胞」提出我的智慧和慷慨激昂的见解。
出海的渔民受严格管控，而且基於「安全」理由，长年不被允许备有充分的通讯器材，暴风来时，只有沈灭的命运。我们有一千五百公里的海岸，但是，海岸是军事重地，所以很多人不会游泳。对海，我们恐惧。
所谓siege mentality，「被封锁心态」，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在一九七九年认识了第一个大陆的「中国人」。比较彼此的成长过程，发现我们其实很像：他也演过小兵「杀敌」，他也参加过演讲比赛，唱过无数的爱国歌曲。我们之间的差别只不过在於：他的「英雄」和「烈士」是我的「叛徒」和「罪人」，我的「伟人」和「救星」是他的「匪」和「帮」。「革命」这种词在我听来带点儿恐怖，在他却是义正辞严。他说的「左」，代表「反动」，落後，保守，刚好是我心目中的「右」。
因此，我们之间的价值观差别大吗？在深层的价值上，我们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英雄和烈士、叛徒和罪人的名字换了，但是判取忠奸的价值标准，完全是同一套。差别，是在一九八七年台湾正式地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後才显着的。在台湾，一统的「大叙述」、大写的「真理」被无数细碎的「小叙述」所取代，大写的任何伟大理念都被小写的个人价值所凌驾於上。任何共识都不得不经过争取和格斗而後获得。民主使得台湾人的价值观有了一个深刻的改变：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两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定，和从前，也和现在的中国，有了比较根本的不同。
中国不是铁板一块
人权，是民主体制里一个核心的价值。在这个关键的观念上，台湾和中国大陆也有严重的分歧。但是，当我把「人权」和「中国」两个词相提并论时，诸位很可能以为我要谈的是有多少作家、记者以言论获罪，被关在牢中，或者，中国每年有多少死刑犯，每年有多少农民房舍被强制拆除而流离失所。诸位是西欧人，我认为，这种谈论人权的方式，你们听得太多了，因为这是西欧的主流谈法，我反而愿意提出另一个角度供诸位思索。
没有错，言论控制是中国每天的现实，而且随着科技发展，它控制个人和媒体的技术跟着日新月异。但是在这我们目睹的集权管控的同时，我们或许也不能不同时看见正在发生的改变。在二○○五年，据统计有九万多次的大型群众示威和抗议事件在中国发生。这代表人民的权利意识在快速成长中，二○○三年甚至被中国媒体称呼为「维权年」：年轻的律师协助农民控告政府侵权，中产阶级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上法庭，作父母的争取教育权，爱狗的上街呼吁尊重「宠物权」等等。
我认识到的是，中国并非一块铁板，它的价值观也在分裂中，而且在我们比较看不到的内部，价值正在进行彼此的拉锯。全球社区的责任可能就在於，深刻认识这个价值观在变动中的新中国，然後清楚知道我们要做些什麽，不做些什麽，才能使中国内部理性、开放、和平的那一半力量在价值的拉锯中得到上风。
台湾有人权问题？
诸位可能觉得奇怪，台湾有人权问题吗？
这样说，假定我们有这麽一个小社区，因为什麽理由，我们不准许这个社区里的人出席任何会议，参与任何决策，我们不准许他们出现在任何全体社区的庆典、哀悼、纪念的重要场合上，而且，我们禁止这个社区的领袖离开他的社区进入我们的范围内。甚至於，如果大社区失火了，我们不通知他们。甚至於，我们不准许他们以自己的名字称呼自己。
请问，这叫不叫人权侵犯呢？
就经济力来说，台湾是全球第十五大经济实体。就人口来说，台湾是全球两百多个国家中第四十八大。但台湾被摒除在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之外。它必须用金钱来「买」外交。它的领袖出行时，受尽羞辱。陈水扁总统在二○○六年「迷航」国际，固然是他个人的行事方式极为可议，但是他所招来的屈辱，不是他个人的屈辱，是整体台湾人的屈辱。
国际社区对於台湾在政治上的孤立处境，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认为，国际社区对於这种孤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它对台湾人民伤害的程度，没有丝毫认识。并非只在政治领域台湾被「隔离」，「隔离」其实渗透所有层面：艺术、学术、公共卫生、教育，所有领域。就以艺术来说，譬如在威尼斯展中，台湾无法在公共的国家馆园区中展出，必须在区外另找场馆，而已有的展馆，还要年年担忧是否保存得住。
最突出而尖锐的例子，当然是「非典」事件。疾病爆发时，台湾卫生官员紧急知会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其提供资料和协助，得到的答案是，你不是会员，请去找北京。但是在疾病爆发初期，北京官方根本还没准备好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先是经过三十七年之久的戒严，戒严就是一种锁国，然後在戒严的後期，又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国际封锁，一直到今天。三十七年戒严和三十五年封锁，不可能没有「症状」出现。二○○六年一份台湾杂志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
八十％的台湾人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哪里
八十％的人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在哪一个城市颁发
八十％的人说不出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里
六十％的人说不出德国用什麽货币
六十％的人说不出雅典在哪一个洲
你不能以为这个调查是在偏远乡村里做的，不，它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在台北，而台北的人口，是华人世界里平均教育水准最高的城市。
联合国成员怎麽解释？
所谓国际，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共同的全球社区，而台湾人完全被剥夺了参与全球社区的社会权和文化权。诸位是否知道，剥夺社会权和文化权，是违反联合国的人权宪章的。请读一下联合国人权宪章第二条和第二十二条的条文：
—本章所涵盖之权利，不可因个人所属的政治、司法或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有受影响，不论他所属的是独立的，托管的，不自主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主权管辖。
—透过国家的努力或者国际的合作，每一个个人都有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这些权利对於他的尊严和个人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西欧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请问你要怎麽对台湾的孩子们解释这两个条款的精神呢？
为了世界和平
三十七年的自动封锁，三十五年的被迫封锁，不论自动或被迫，人民何辜？今天国际对台湾的孤立和「遗弃」，使台湾人觉得，他们因为争取到了民主而反受「惩罚」。全球社区一旁冷眼观看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台湾孩子，明明在全球化的大村子里头成长，他们禀质优秀而且加倍努力，但是他们被剥夺了全球公民籍，也被剥夺公民的基本尊严。
这种剥夺的伤害後果是双重的：
一，台湾的民主无法做实质的提升。请诸位告诉我，一个完全无法参与国际事务，无法从国际事务中得到演练，更无法对国际尽责任、负义务的社会，有可能成为高品质的民主吗？
二，台湾的孤立持续，人民的挫折加深，对於孤立的「始作俑者」─中国─的敌意更强，与中国对抗或分离的意愿也就更甚，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更高。
国际社区要关心台湾处境，不是只为了台湾人，而是为了全球村本身的安全。逻辑其实这样简单：在中国寻求现代化的路途上，台湾经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中国一个最重要的参考系。如果说，一个开放、理性、有公民参与的中国对於世界的和平稳定是必要的，那麽全球社区就不能不重视台湾的重要。也就是说，台湾的民主愈得到全球社区的支持和呵护，台海的稳定，世界的和平，就愈得到保障。
国际对於台湾的封锁，对於台湾孩子全球公民人权的剥夺，你不能视而不见，它必须停止，不仅只为了台湾，更为了国际的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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