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小说连载：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八一） [王外马甲] 于:2006-03-21 07:27:01

铁骑护卫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向了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似的冲击，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队形，为师部机关的撤离争取时间！

刘大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没有参加冲锋。但他确实很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为此，一个月后，刘大爷就提出了入党申请。

骑兵团阻挡了日军一个多小时，总部领导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小时，有四十多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早晨。这其中，包括了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漳河店伏击战以后，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地方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大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八二） [王外马甲] 于:2006-03-21 07:27:01

铁骑护卫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都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很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全团整顿了。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就在这时，有一天，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操枪舞刀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印象很不错，曾经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出面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刚收编的两个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他的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吉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陈玉怀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但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我地方政权的建设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愣打了三十大棍才放掉（幸亏陈玉怀不知道王永元是八路军，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可怜兮兮地来找骑兵团，战士们一看老连长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上马要去报仇。当时，邓永耀政委刚牺牲不久，战士们都憋着一肚子委屈，于是各连都嘈嘈起来，谁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当时骑兵团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师部机关护卫，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排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团长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再加上自己也觉得应该教训教训反动地方组织，于是提出派两个连出击，适可而止。新上任的政委王振祥看见拦不住，只好建议由他自己带队，率二连和团部的斥侯分队去打一下，快去快回，团长和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大爷也参加了这次出击，跟随政委连夜急行四十多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门口有寨门、壕沟，里面有平房和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吉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都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乘马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刘大爷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刘大爷也从马上给带下来了。

刘大爷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这之后，不一会功夫，他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刘大爷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冲进去了，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陈玉怀苦心经营二十年的家当，让骑兵团两个多小时就消灭了，这土匪豪强闻讯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使得骑兵二连威名远扬，老百姓传言“八路军骑兵的战马都会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当然很高兴，骑兵们也很得意。大家将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刘大爷他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他可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也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全团整顿了。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九一） [王外马甲] 于:2006-03-23 13:45:12

黎城整军

39年3月，得胜回朝的刘大爷他们刚到驻地，就听说部队马上要开拔。

那位王永元大队长本来是留在团里养伤的。现在，职务免了，抬上，跟团一起走！不仅如此，师部还通知原“聊阳阿地区独立大队”到莘县集合，交先遣纵队进行改编，哎呀！连他们的招牌都给撤了。

129师骑兵团跟着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往太行山区走，一路上，干部们的情绪明显地有些个紧张，可是，刘大爷他们这些当小兵的反正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也就无所谓。“痞”一点家伙照样逗科讲怪话，骑在马上东一嗓子西一嗓子地吼秦腔，惹得大家瞎起哄。

行军途中，师部机关的几个人从骑兵队列旁边经过。有个战士就故意高声问“同志们啊，咱们抗日，应该向东边走，去济南府打鬼子啊。如今怎么向西，开到山里头去了？”另一个战士就接着唱“叫声老哥你不懂，这是现在的新招数，日落西山回马枪，高明高明真高明啊……”。大伙嘻嘻哈哈地哄笑，师部机关的人一句话没说，加快速度走远了。过了一会，连长煞白着脸跑过来骂“我的祖宗呦，你们真是不让人活了。知道刚才过去的是谁么？那是邓小平政委呀……”。

39年4月，骑兵团到达山西黎城县，刘师长、邓政委亲自主持召开全团大会，下令就地驻营整军。刘师长表扬了部队一年多来的英勇表现，称赞骑兵团不愧是红军主力团队。接下来，邓政委讲话，先说明整军的必要性，然后宣布任免命令：团长梁俊亭调回师部、政委王振祥改任团长（3个多月后也调回师部）、新任政委、新任副团长、新任参谋长、新任政治部主任、新任政治部副主任……邓政委指出，在整军中，要着重反对流氓习气、反对军阀残余、反对本位主义，号召大家坚决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把作风整顿好。

整军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开展政治教育，要求大家既是民族战士、又是阶级战士；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强调政治委员是党的代表，支部是连队的战斗堡垒，战士中党员的比例保持在30%以上（后来实际为40%）；三是交流、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术水平。

整军刚开始，后勤就跟不上（地方上准备不足），一些战士和战马生病了。于是，整军又再增加一个内容——整顿供给、卫生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大家磨豆腐、种菜，帮助老百姓搞生产。马甲我找到了当时的一段宣传动员文字，转抄如下：

学习生产真紧张，下了课堂上操场，马上马下人人忙；油房粉房豆腐房，大肉块子白菜汤，稀饭米汤和豆浆；人强马壮士气旺，誓把鬼子消灭光。

整顿的第一课是思想教育，每天开会学习，这让大家很不习惯。大会开完开小会，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班长逼着平时最能侃的刘金魁（42年5月牺牲）发言，他坐在门槛上捉摸了半天，这才说道：“首长说得真好，一清二楚，咱思想落后了，还是首长说的对。所以呀，要打败日本鬼子，就得听首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啊，首长说得好……”。他发言结束，大家一起鼓掌，可接着想一想，不对啊，刚才这话尽扯车轱辘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啊。

上课的时候，领导讲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可战士们听不明白，也不耐烦。私底下这个说“我宁愿扛锄头、背粪筐去，这政治课的名堂太多，活遭罪”，那个说“新来的政委（廖冠贤），活象个降妖道士，捏诀念咒的，等他讲完了，我也忘光了……”。

最后，还是政治部主任况玉纯有办法（况玉纯原任129师宣传科教育股长，1940年4月升任骑兵团政委），他编了些山歌快板，比如“抗日信天游”、“八路军快板”、“骑兵快板”之类，这才让许多人把一些名词记住了、弄明白了。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九二） [王外马甲] 于:2006-03-23 13:45:12

黎城整军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黎城整军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家终于真正认识到集中整军的必要性了。确实，骑兵在前一阶段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一、“流氓习气”。表现为：1、吹牛皮、讲怪话、唱“野山歌”；2、战士之间认老乡、拜把兄弟，干部接受地主乡绅的宴请；3、阶级观念弱化、党员说话没有“大哥”管用，在干部中滋生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战士中形成了雇佣盲从习性（私自帮独立大队打陈玉怀也属于“流氓习气”）。这些表现，都是和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二、“军阀残余”，一方面表现为干部开小灶，请吃请喝，缴获交公不彻底，设立小金库（这都属于贪污腐化）；另一方面，个别干部打骂士兵（这主要是指几个四方面军来的老红军。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时还踢人屁股、骂粗话）。“军阀作风”的另一个表现是对群众不和气，老百姓的牛羊与部队战马抢草料吃，战士就把牛羊赶走了，不让人民群众的牲口回家，弄得房东大娘很生气。

三、“本位主义”，表现为骄傲自满、自私自利。骑兵配合步兵部队打仗，担任追击任务是强项。经常是，人家步兵部队在那里打了半天，好不容易冲进鬼子据点，敌人溃败开跑了，步兵又追不上。可是这边，骑兵团轻轻松松追上去，把武器装备都缴获下来，好东西自己留着，淘汰不要的玩意才送给步兵。步兵发牢骚，骑兵还嘲笑别人“要不是我们骑兵团，敌人早跑了，你们连这破枪也得不到”。你说，这不是“骄傲自满、自私自利”是什么。

说骑兵团“本位主义”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不服从命令，对此，刘大爷有保留意见。他说，别人只知道骑兵跑得快跑得远，不知道马也是会累的。有好多次连续转战，出现了战马累死的情况，战士们心疼自己“不说话的战友”，就不愿意执行命令了。其实，即使是大家没意见，军马也跑不动，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步兵紧，骑兵松”。之所以说骑兵松松垮垮，是指骑兵出早操不象步兵那么认真。在战斗比较频繁的时期，如果一大清早就把战马弄得太兴奋，等真打仗的时候，马匹也许就不那么活跃了。但是，在整军期间，邓政委明确要求骑兵按照步兵操典来进行训练，“培养统一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优良作风”，四个月下来，部队的组织纪律有了明显地增强。

129师骑兵团是红军底子的主力团队，各级干部也大都是具有战功的老红军战士，刘、邓首长很爱护这支队伍。但是，发现部队中出现了政治管理、组织纪律上的偏差，仍然立刻大刀阔斧予以整顿，该撤的就撤、该换的就换，毫不手软。“要游击、不要游侠”，对八路军而言，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

这里先说段题外话：如果与《亮剑》里面的李云龙独立团相比较，同在129师系列，骑兵团各方面的资历比独立团强得多了。可是，梁俊亭团长2月份保护师首长立下汗马功劳，3月份立马就给换了，还弄得个全团整顿。而李云龙独立团呢，骑兵团的毛病他们不仅全有，并且还严重得多，居然还能够安然无事、“功过抵消”，这岂不是太不把咱们邓小平政委放在眼里了。

尤其是李云龙一再宣扬的的“部队主官决定论”以及“主官性格决定论”，简直是太开玩笑了。在抗日游击战中，咱们的政委、政治部之所以重要，就是防着有谁想搞这一套，李云龙如果敢这么瞎咧咧地“亮剑”，早就被拉下来扯领章了。没有党组织的支持，别说打县城，就是带走几杆枪都困难。邓政委打仗的水平咱们且不论，可他老人家可是搞兵运的老资格了，眼睛里能容得下这沙子么。

书归正传。经过近四个月整军，骑兵团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政治素质提高了。刘大爷不久后就入了党，他懂得了八路军既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的道理。作为民族战士，就要作战勇敢，而作为阶级战士，就要一切听党的指挥。“党叫咋走就咋走，俺是党的一条狗；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说明：这个段子可不是马甲自己编的啊）。

其次是部队战术水平提高了，整军后期，团里调来了一些干部骨干，结合以往战斗经验和教训，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训练。同时，团队按战马的毛色重新编制，一连黑马、二连红马、三连白马，其余的马归四连（“花马连”）。这样，人马经过重新组合，不仅部队形象好看了，原来的班组里面的哥们弟兄、老乡死党也就各自散伙了。

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在新领导班子（团长黄家景、政委廖冠贤、参谋长徐国夫）的带领下，准备再次出征。刘伯承师长、李达参谋长特意前来送行，在大会上，刘师长宣布：骑兵团下一阶段的新任务是，协助先遣纵队，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于是，大家呼口号、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接着，部队穿越平汉路，向山东聊城进发……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 [王外马甲] 于:2006-03-25 09:19:48

征战鲁西北

1939年8月，129师骑兵团完成了在山西黎城县的整军。但就在这段时间，冀南根据地的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经过反复的扫荡，于39年春季以后，逐渐占领了枣强、威县、南宫、肥乡等县城，并控制了主要交通道路，这使得八路军先前的活动地域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骑兵团即使回到冀南，也难以再有实施运动作战的适当空间。

斗争形势复杂，环境也变得愈加艰苦。129师领导决定派骑兵团开赴日军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接受命令之后，骑兵团日宿夜行，穿越敌人层层封锁的平汉线，到达山东聊城地区。这时候，共产党在当地已经有一定的群众组织基础，骑兵部队迅疾驰骋于鲁西各地，利用快速、突然的战术特长，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在开辟鲁西北根据地的头几个月里，骑兵作战的目标不是伪军就是地方会道门，总是找不到直接打击日本鬼子的合适机会，这不免让大家都感觉有些遗憾。

39年12月，骑兵团挺进到山东荏平县，配合鲁西七团进攻伪李连祥部的两个围寨，并全歼了敌人。在这次战斗中，骑兵团消灭了伪军一个营，抓了些俘虏，缴获了300多支枪，战果还算不错。

12月29日，骑兵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准备从荏平返回聊城七集镇休整。中午，当部队穿越聊城至东阿的公路时，发现路面上有汽车的新轮胎印。团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出斥侯侦察。于是，刘大爷他们七八匹马就立刻分头行动了。

顺着公路往西，不远处有个村庄叫王小楼村。刘大爷在那里遇到个老头，老人家说早上有辆汽车从聊城方向开往东阿，车上有二十多个鬼子，还有个什么宣抚官，下车在村子里走了一趟。刘大爷看这老头挺明白事理的，干脆把他扶上马，带回来见团长。战士们一听情况都嚷嚷起来“鬼子真太横了，二三十个人就敢在平原地上乱跑……”。就在这时，另一路侦察的斥侯跑过来，报告说：“有一辆卡车，从东边开过来了”。

团长和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打这一仗。他命令三连护卫伤员、俘虏，四连带着全团的战马，退回路北隐蔽；留下一连二连负责设伏。刘大爷劝王小楼村的那老头回去躲躲，可他死活不肯，非要看八路打鬼子，刘大爷只好陪着老头蹲在路边。

接下来一阵忙乱，战马刚牵走，伏击阵地没弄好，二连还正在找东西设路障呢，大家就听到汽车马达的声音了。参谋长徐国夫急了，他带着一连的两挺机枪往公路上跑，直接把枪架在了路面上。那些鬼子也是没想到会有八路在这里等着他们，毫无戒备地径直过来，徐参谋长趴在公路上迎头射击，卡车一下子就歪倒到路沟里,翻了。八路军战士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一连二连的战士都顺着公路往前跑，想去抓俘虏。鬼子从车上跳下来，有的藏在汽车周围，有的跑向公路边的乱坟堆，拼命还击。结果，敌人一开火，公路上我们的人接连被打倒了好些个，队伍就有点散了。

徐国夫参谋长赶紧喊“不要乱、不要乱，一连的卧倒，火力掩护！”，政治部主任况玉纯也喊“二连的离开公路，到路沟这边来！”。

我军的火力再度压制过去，敌人的机枪被打哑了，在汽车边上嚷嚷的鬼子宣抚官也被打死了。这时候，王永元（那位二连的老连长）跳起来，喊一声“党员跟我上！”就冲了出去，一排长王元力（1945年8月牺牲）吼叫着“拼马刀！拼马刀！”跑在了最前头。八路军立刻就把鬼子汽车给围住了。

说起来，日本鬼子还真是有点武士道精神，他们楞是背靠着背和咱们拼刺刀，不死不歇气。在车门边上卧着个鬼子军曹，伤得不能动了，八路军跑到跟前，他就拉了手雷……可咱们的战士也是好样的！四班副马德元，腿部中弹，带着伤还砍了俩鬼子，他可是个沧州汉子、真正的武林高手。

况玉纯主任带着二连的其他人，追向躲在乱坟岗里的四个敌人。况主任的警卫员李茂林很机灵，拎着短枪从后面绕过去，先打死了鬼子的机枪射手，剩下的鬼子见距离太近，掷弹筒没法打，转身想跑，被五班的战士给消灭了。

战斗结束后，警卫员小李拎着歪把子机枪找一排长王元力，想用自己的战利品换人家刚缴获的日本军刀，可王排长不干。小李气哭了，跟在他后面不肯离开，不停地唠叨“凭什么你能有两把军刀，凭什么况主任和我就一把刀也没有……”。王元力被闹得怪没意思，只好把刀给他了。刘大爷说，那把日本军刀真不错，刀把上还镶着三颗星呢。

半个来小时的战斗，全歼日军二十六人，缴获掷弹筒一具、机枪两挺、三八步枪二十支。但是，骑兵团的损失也不小，包括王永元在内的8名干部受伤，而牺牲的战士中，竟然有7名老红军。总结下来，这次作战的不足之处是准备不够充分，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但是，这场战斗在鲁西地区的影响很大。因为，自38年聊城失守、县长范筑先战败自戕以后，在鲁西北的各路武装就没有谁敢和日军交战。骑兵团刚来不久，就消灭日军一个小队，老百姓激动得奔走相告，都说八路军是真正打日本的队伍，骑兵团的威望也因此迅速提高。

当天，骑兵团越过公路，在小冯村安葬了牺牲的战友。王小楼村的那个老头和当地群众也一道参加了葬礼，老头见人就说八路军的英勇，领着老百姓把骑兵团的伤员都接待下来，安排到各自家里精心照顾，住上房、吃水果，老头子自己还和女婿赶着大车去济南为伤员买药。刘大爷说，老百姓的热情不仅让八路军感动，就连那些伪军俘虏都惭愧得哭起来了。

由于担心敌人报复，骑兵团很快就转移了。果然，第二天，鬼子出动了二十五辆满载日伪军的汽车，他们在公路上兜了一圈，除了为同伙收尸，一无所获。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让小部队单独行动，小股日军下乡袭扰百姓的现象也很少见到了。广阔的乡村，成为骑兵团驰骋的战场。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一） [王外马甲] 于:2006-03-28 09:17:46

粉碎“囚笼封锁”

39年底，阎锡山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从而引发了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一次反共浪潮。在冀南，充当反共急先锋的是“骑墙派”石友三，由于他的势力范围和八路军开拓敌后根据地的活动区域有所重叠，这个“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勾结日伪力量，破坏抗战、积极反共。

刚开始的时候，我党以争取教育为主，对他一再忍让，结果，使得石友三的一八一师、暂三师得以占据冀南、进逼冀中。40年2月，当山西的局势有所缓和以后，刘、邓首长就适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严惩石友三。

八路军集中了17个团，分成左、右、中央三个纵队，统一由宋任穷指挥。骑兵团随中央纵队，从3月到7月，陈再道司令员连续发动两次讨逆战役，歼灭石友三部精锐嫡系6500人，把这个老军阀赶回了鲁西南。

40年8月以后，八路军各部陆续转入 “百团大战”，而骑兵团则继续追剿敌伪石友三残部。虽然没能直接参加“百团大战”，但刘大爷还是很得意地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真是一呼百应、威震四方，不仅打懵了日本鬼子，就连国民党的高树勋、孙良诚、赵云祥和邵鸿基都吓坏了，他们不敢再招惹八路军的队伍，“第一次反共浪潮”也就草草收场。

这期间，政治部主任况玉纯升任团政委，骑兵团来了个新团长，叫曾玉良。曾团长是河南人，西路军失败后跟着程世才到新疆，在迪化接受苏联顾问的正规训练（他和新四军的骑兵团长周纯麟是喀什第四十八团骑兵连的正副连长，40年开着苏联卡车一起回延安）。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也是老熟人了，在红三十军的时候，他俩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军部书记官（况书记是37年讨饭回延安的），再度共事，俩人关系自然十分融洽。

刘大爷说，曾团长对骑兵管理真的很有一套。他一到部队，就派人上德州，连劝带吓唬地把个有名的兽医请来当医官，专门调理战马。骑兵团原来的队列不大整齐，曾团长带着从头练，什么样的情况下战马行进的间距应该是多少，都用木棍比着，不能有差错。骑兵们过去吆喝战马都是随便喊，跟在家里喊牲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部队行军，路上遇到个骑驴的老头，老头冲神仙驴叫一声“驾！”，骑兵团的军马全都跟着跑。曾团长说这样不行，要重新练，于是两个月以后，军马就都服从“前进”、“冲锋”、“立正”的口令了。

曾团长对骑兵武器配备很重视，长短枪、机枪火力布置，讲起来头头是道。打石友三的特务旅，部队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的高射机枪，他高兴得不得了，连夜改装了一辆“机枪车”，用大骡子拉着上战场。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机枪子弹用完了，侦察员把石友三的军需主任抓来，那家伙交代，这种机枪就只有这么一挺，子弹也没有库存。曾团长气坏了，骂那军需主任工作不负责任，“这么好的枪怎么能不多准备些弹药，你这个军需官是干什么吃的……”。

为报复“百团大战”，41年，日军从华东抽调第17、第37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敌人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据点造成囚笼，围困住我抗日军民。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多次组织了击破敌交通线、破坏封锁沟墙的战斗。

年初的时候，骑兵团夜袭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连队带上梯子，下马攻坚，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可打了一晚上也没拿下来。八路军本来想炸掉炮楼的，但地方上的同志却不同意，说是据点里面有我们的内线。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打怕了，跑回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事后，曾团长召集骨干开会谈看法（刘大爷这时已经是副班长，属于骨干了），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么？”。团长却认为“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却具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炮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间距拉大，500匹战马能排出十多里地去，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的，敌人不知道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根本不敢出门。老百姓于是就趁机破路。有时，如果地形合适，骑兵团就隐蔽，由民兵先把敌人引出来，骑兵部队再截断退路，掩杀一番，把伪军赶回县城去…

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5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120多里，毙伤日伪军200多人，而我几无伤亡。

反“囚笼政策”取得初步胜利后，团首长认为，我们不能仅在鬼子“囚笼”里面折腾，还应该发挥自己快速机动的特点，打到敌人后方去。因此，在上级的支持下，骑兵团实施了向日军所谓“治安模范区”的奔袭。。

吴官屯位于山东高唐县城东北30里，是济南至德州铁路的重要警戒哨位。这个据点驻扎有伪军一个中队，中队长李洪儒，他原先是在阳谷县城卖烧饼的商人（嘿嘿，武大的同事哦），这家伙很贪财，当了军官仍惦记着扩大产业，居然还在据点里开手工作坊。李队长生意精通、军事外行，因此排兵布阵就只好请教老街坊王光照，什么都听老王的。

老王原先是教书先生，现在是县城伪军大队的副中队长，但他还有个身份——共产党唐北县委统战股长。于是，这事情就好办了。

当天晚上，王光照借故到了吴官屯据点。夜里12点，骑兵二连从寨墙东北角和西南角搭梯子往上爬，三连埋伏在正门口等老王开大门。战士们着急了点，大门还没开，两边就已经上墙，和岗楼里的哨兵打了起来。屋里的王光照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掏出枪顶着李洪儒，李队长哪经得住这般吓唬，立刻开寨门投降了。

接着，八路军又赶往20多里外的固河据点，还是由王光照赚开大门 ，骑兵一涌而入，乒乒乓乓一阵打，拿下。

骑兵团一晚上放火烧了两个据点，日本鬼子急了，出动三路重兵进行合围。可这时，咱们八路军早已西渡卫河，到河北清河县了。

还是在吴官屯烧炮楼的时候，曾玉良团长忽然发现旁边的平房中有个小作坊，他急忙命令战士们把屋子里所有工具和物资都抢运出来，当时大家都还弄不清这是什么目的。等回到清河县，曾团长派人办了个小皮革工厂，专门生产马鞍、刀鞘。大伙这才明白，这李洪儒老板的产业，对骑兵团还挺有用的啊！

有了皮革工厂，曾玉良还觉得不过瘾。军队嘛，总要弄个兵工厂才行啊！说来也巧，没过多久，还真让他打听到了哪里有造手榴弹的设备，于是，骑兵再度出动，抢鬼子汉奸的东西去……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二） [王外马甲] 于:2006-03-29 08:20:06

粉碎“囚笼封锁” ·补记

转眼到了40年下半年，有一次，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徐国夫于40年8月调新八旅22团任职，由王永元继任参谋长），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事。

王参谋长正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永元顿时傻眼了，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参谋万怀臣（1946年任骑兵团长）了解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还能造手雷，冀县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现在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算了”。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那个厂子位于武城县的武官寨，设备是日本货，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工厂归汉奸郭金城所有（郭某还是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中将，这个组织挺怪的，以后再述），又由于郭金城打牌输了钱，把厂子给抵押了，济南的当铺老板就派他侄子来炸药厂当掌柜，守着等郭金城克扣军饷还帐。

武官寨是个比较大的集镇，据点里驻着一小队24名日军，还有郭金城伪军一个营（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装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咱们要打个“巧”的。

接到命令，部队连夜出发。第一、二、三连赶到武官寨东南五公里外的地方，把个小村子秘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四连则直扑东北方向，袭击三十公里外的郑家庄日军征收所（那地方位于故城县和武城县之间，靠着运河边，有鬼子的物资站）。果然，一大早，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赶往郑家庄，骑兵四连带着鬼子到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在村子里守战马，充当预备队。二、三连的战士则溜溜达达地进了武官寨。原来，曾团长早就算好今天是武官寨赶双集的日子，大家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都上大街赶集。

突击组的同志把青菜、粮食、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十分热闹。刘大爷也在突击组，他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装成换粮食的，可偏巧有个大婶子非要仔细查验他商品的成色，刘大爷不肯（黄豆下面埋着手榴弹呢），还被她骂了几句。那边的刘金魁更狼狈，有个卖馍的擅自动手去拆他的柴火捆，差点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几乎闹得要打架……

寨门外热闹，寨门上更热闹。由于鬼子小队出动扫荡，守寨的伪军按规定不许出门，据点大门关着，八路军也就进不去，于是，曾团长命令两个伪军去把门叫开。这俩伪军本是负责管理炸药厂库房的，因为贪钱，时常监守自盗（冀县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让我地方政府抓住了把柄。头天晚上，他俩就被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通过一番思想教育，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决心帮助八路、坚决抗日。俩伪军士兵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认真的家伙，就是不肯开门，门里门外的伪军就吵起来了。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伪军也跑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逗科，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说话，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和气生财。

曾团长本来就挺着急的，他担心集市上的八路军等久了恐怕要露馅，看见门开了个缝，马上发暗号动手。参谋长王永元（装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扮江湖郎中）站在伪军旁边，撞开大门、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1944年5月牺牲）带突击组冲进去登上了炮楼，接着，其他战士也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套了，人们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这时，敌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我军迅速占领炮楼，控制了全寨，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几十分钟后，在八路军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百余名伪军投降了。

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凯旋回家。

这场战斗，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宋任穷政委评价说是“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其实，担任牵制任务的四连还是有伤亡的）。

回到清河县，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重要骨干、军区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长。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团长解释说“搞机器设备容易办，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你们说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后来，也许是因为王厂长的工作干得太好，厂子名声太大了一点，结果不到一年，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太岳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好在，军区后来用破路缴获的铁轨打了些军刀，发放给骑兵团，这多少也算是做了补偿吧。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二） [王外马甲] 于:2006-03-29 08:20:06

粉碎“囚笼封锁” ·补记

转眼到了40年下半年，有一次，参谋长王永元从军区开会回来，向大家传达介绍各地粉碎“囚笼封锁”的战斗经验（徐国夫于40年8月调新八旅22团任职，由王永元继任参谋长），其中讲到一个民兵队用“石雷”炸鬼子的事。

王参谋长正比比划划地描述石头有多大、怎么掏洞、怎么引爆……曾玉良团长突然插嘴问“那么大的石头可不是一般火药就能崩开的，他们的炸药是从哪弄来的？” 王永元顿时傻眼了，他不知道呵。

恰好一起去开会的参谋万怀臣（1946年任骑兵团长）了解过这事，他说山东武城县有个伪军的炸药厂，还能造手雷，冀县民兵队就是从那里偷的炸药。曾团长一拍大腿，乐了，“民兵同志太客气，偷炸药不够意思。现在换我们去，干脆把那个工厂抢过来算了”。

于是各路侦察人员纷纷出动，没过几天，情况都清楚了。

那个厂子位于武城县的武官寨，设备是日本货，它原来的主人是军阀韩复榘，韩总司令跑了以后，工厂归汉奸郭金城所有（郭某还是啥“东亚同盟自治军”的中将，这个组织挺怪的，以后再述），又由于郭金城打牌输了钱，把厂子给抵押了，济南的当铺老板就派他侄子来炸药厂当掌柜，守着等郭金城克扣军饷还帐。

武官寨是个比较大的集镇，据点里驻着一小队24名日军，还有郭金城伪军一个营（200多人）。这里扼守着冀南进入鲁西的要道，因此，骑兵团提出拔掉这个据点，军区领导十分支持。

听说要打大集镇，各连队都按照惯例准备攻坚装备，可曾团长况政委却吩咐用不着，说是这回咱们要打个“巧”的。

接到命令，部队连夜出发。第一、二、三连赶到武官寨东南五公里外的地方，把个小村子秘密控制起来，许进不许出。四连则直扑东北方向，袭击三十公里外的郑家庄日军征收所（那地方位于故城县和武城县之间，靠着运河边，有鬼子的物资站）。果然，一大早，故城和武城的鬼子全出动了，武官寨的日军小队也赶往郑家庄，骑兵四连带着鬼子到处兜圈子。

吃罢早饭，一连在村子里守战马，充当预备队。二、三连的战士则溜溜达达地进了武官寨。原来，曾团长早就算好今天是武官寨赶双集的日子，大家化装成老百姓，有的推车、有的挑担，都上大街赶集。

突击组的同志把青菜、粮食、柴火摆在据点大门外，讨价还价，十分热闹。刘大爷也在突击组，他拎着个半空不空的袋子，装成换粮食的，可偏巧有个大婶子非要仔细查验他商品的成色，刘大爷不肯（黄豆下面埋着手榴弹呢），还被她骂了几句。那边的刘金魁更狼狈，有个卖馍的擅自动手去拆他的柴火捆，差点没把机枪抖露出来，刘金魁急了，一把推了人家一跟头，几乎闹得要打架……

寨门外热闹，寨门上更热闹。由于鬼子小队出动扫荡，守寨的伪军按规定不许出门，据点大门关着，八路军也就进不去，于是，曾团长命令两个伪军去把门叫开。这俩伪军本是负责管理炸药厂库房的，因为贪钱，时常监守自盗（冀县民兵的炸药就是这么来的），这当然也就让我地方政府抓住了把柄。头天晚上，他俩就被骗到了骑兵团驻扎的村子里，通过一番思想教育，觉悟得到了很大提高，决心帮助八路、坚决抗日。俩伪军士兵前去叫门，说是昨天晚上喝醉没回来，请守门的放他们进去，免得长官知道了挨罚。可偏巧，那守门的班长是个办事挺认真的家伙，就是不肯开门，门里门外的伪军就吵起来了。

听见吵架，闲得无聊的伪军也跑来凑热闹，围在门边帮腔逗科，说什么的都有。这时候，有个和稀泥的家伙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说话，意思是想劝劝外面的俩兄弟来个“换位思考”，大家和气生财。

曾团长本来就挺着急的，他担心集市上的八路军等久了恐怕要露馅，看见门开了个缝，马上发暗号动手。参谋长王永元（装算卦先生）、组织干事李选贤（扮江湖郎中）站在伪军旁边，撞开大门、掏出短枪就打，二连长张起旺（1944年5月牺牲）带突击组冲进去登上了炮楼，接着，其他战士也在曾团长指挥下蜂拥而入。集市上顿时乱套了，人们这才知道是八路军来了。
这时，敌人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推牌九，根本来不及抵抗。我军迅速占领炮楼，控制了全寨，把伪军压制在几座平房里。几十分钟后，在八路军火力威慑和政治攻势下，百余名伪军投降了。

况玉纯政委带着一连也来到武官寨，经过宣传教育释放了大部分俘虏。接着，骑兵们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满载着军工设备物资，凯旋回家。

这场战斗，得到了军区领导的表扬，宋任穷政委评价说是“创造了一个无一伤亡、全歼敌人一个营的奇迹”（其实，担任牵制任务的四连还是有伤亡的）。

回到清河县，曾团长又开办了手榴弹工厂。他把骑兵团的重要骨干、军区侦察模范王新增派去当厂长，还给他设了个职务——供给处长。当时有些人不理解，团长解释说“搞机器设备容易办，可找原材料就困难了，除了侦察英雄，你们说谁还有这个本事”。

不过，后来，也许是因为王厂长的工作干得太好，厂子名声太大了一点，结果不到一年，上级一道命令下来，两个工厂连人带设备都归了太岳军区，曾团长这回也无计可施了。好在，军区后来用破路缴获的铁轨打了些军刀，发放给骑兵团，这多少也算是做了补偿吧。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三） [王外马甲] 于:2006-03-31 12:09:18

突破“铁壁合围”（上）

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首先是从冀南开始的，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岗村宁次指挥第41师团和三个混成旅，协带着三万多伪军，突然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大规模合围，企图将我党政军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次突破“铁壁合围”的战斗，是129师骑兵团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也是惨烈的一页。

马甲记得，刘大爷在叙说这场战斗时，常常会停下来，长时间地沉默，象在思索着什么。“那是一场混战啊，真是一场拼意志力的较量……”。

战斗的警报是在一个清晨突然敲响的，当时，骑兵团正驻扎在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附近的兀兰屯。

1942年4月29日清晨，刘大爷在禁闭室门口站岗，禁闭室里面关着王占奎和刘金魁。那段时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华北一带战事不多。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都到太行山开会去了，政治部刘志坚主任于是组织各部队开展“创造模范俱乐部”活动，就是各连队每天出几道增长知识的题目让大家讨论，还排演说说唱唱小节目、搞一些室内游戏什么的，反正对消解疲劳、活跃部队有好处。

头天晚上，王占奎和刘金魁打起来了。这王占奎是山西人，最崇拜关云长，排演节目时也是开口闭口不离关公。那刘金魁是有名的“碎嘴”，硬说关老爷比不上他老乡戚继光（事实上刘金魁是四川人，他家和戚继光一点关系也没有，也就是图个捣乱罢了），王占奎嘴笨，说不过人家就动了手。指导员于是把他俩都关了禁闭，派刘大爷睡在禁闭室门口，防着他们再打架。

天刚亮，王占奎和刘金魁睡够了，继续拌嘴。这回刘金魁不夸奖戚继光了，改说关羽肯定打不过岳飞，把王占奎气得没办法。刘大爷在门外“听相声”，嘿嘿地直乐。

外面，骑兵们正准备出早操，几个连长还约着要和指导员比赛马，大家热热闹闹地挺高兴。就在这时候，有斥候巡逻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是东北方向听见了坦克声响，曾玉良团长和况玉纯政委还不大相信，爬到房顶上拿望远镜观察，真的发现远处郑家口方向有鬼子坦克和骑兵队。

以往，敌人大规模出动前，八路军都能得到准确预警，而这次合围扫荡，我方事先一点情报也不知道。更糟糕的是，当时，八路军对于反扫荡的方针也不明确。

几年来，在反击敌人多次合围、扫荡的战斗中，各地各部队都积累了相当的斗争经验。而41年以后，日军也在改进作战方法，不断尝试“捕捉奇袭”、“铁磙式三层阵地”等手段，越来越凶恶。针对敌人的战法变化，指挥华北八路军的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统一制订对应的作战方针。
陈再道、杨勇等将领认为：敌人的扫荡，总是由外围各路向中心区合击，最后再向据点撤回。因此，我军应该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及时跳出包围圈，向周边地区甚至敌战区行动，打击其相对空虚的后方交通线。待敌人撤退后，主力再转回中心区。针对这种观点，彭总批评是“过分强调正规部队的意义”，是“右倾”。

薄一波、王新亭等边区领导建议，加强根据地建设，广泛采用分散的游击战，先拖后打、边拖边打，坚持腹地斗争，最后实施反攻。结果，被彭总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是“左倾”。

彭总主张“倚靠根据地，在运动中阻击或歼敌一路”（这是红军反围剿的办法），可许多人又认为难以做到，一时争议很大。后来。在邓小平政委的协调下，做出一个“妥协”的结论：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积极反攻；二是坚持基本的游击战、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结论看起来有道理，可在战术指导上却很含糊，让部队莫衷一是，以至于出现了各自盲动的情况。

（先前看过萨老大的“《追我魂魄》之后”，很为里面讲述的英雄事迹而感动，但同时也看到了整个突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混乱。“五一大扫荡”中八路军承受的惨痛伤亡，和战斗准备不充分、战术方针不明确是有关系的。据说后来整风时彭总受到了各方面的埋怨，他自己也自责“我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

1942年4月29日这一天的清晨，在兀兰屯这个小村庄，129师骑兵团的领导，也面临着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困惑。曾团长下令部队集合，准备拔营，士兵们忙着收拾东西，各连长都跑到团部请示行动目标和行进顺序，场面有点乱。

就这么一会功夫，敌人越来越多了，战士们肉眼就能看见鬼子汽车一辆接一辆地由东向西开。起初只是东北方向有敌人，后来西北方也发现情况了，而且后续部队还看不到头。这时，用不着领导说明，大家都知道是遇上日军的大合围，要打硬仗了。

战士们紧张地整理武器，检查战马。刘大爷把口袋里的半个高粱面窝头掰碎了喂“公鸡”，一个劲地说“好伙计，等会你可得机灵点，给我争口气啊”。战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脑袋在主人的胸口上蹭来蹭去。

指挥员们还在考虑行动方案。曾团长指出，现在对面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以骑兵团的机动能力，直接向北穿越，就可以从东北、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冲出合围（后来，驻在附近的冀南军区一个步兵团就是这么冲出去的）。况政委则表示，现在军区总部的情况尚不清楚，应该向总部靠拢，配合总部机关突围，政治部主任徐青山支持政委的意见。于是，大方向就这么确定了。

但是，军区总部正在采取什么行动、将向哪里运动？骑兵团也不知道。曾玉良团长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决定由他带一个连沿着卫河西岸向南寻找，况政委则带三个连向南宫县方向前进。部队立即出发了。

刘大爷他们由况政委带领着行进到武城县十二里庄，找到了军区刘志坚主任和范朝利参谋长（陈再道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不在部队，到太行山开会去了），大家看到冀南军区机关、冀南区党委、冀南行署机关、后勤、医院、学校和一部分群众全都挤在这里，人很多。军区直属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五个连），力量薄弱，刘、范首长看到危急时刻骑兵团主动到达，十分高兴，随即命令骑兵团为前卫，向西南方向突围。

这时，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我区领导机关的人员越来越集中，走到大邢庄（大辛庄？）附近，四面八方都被围住了。刘大爷骑在马上，能看见日本的膏药旗，看见敌人下车，展开梳篦队形，步步紧逼过来。天空中也出现了几架鬼子飞机，总部机关的队伍顿时有些混乱了……

骑兵团组织力量继续向西南方向突围，结果发现敌人在这里利用壕沟纵深设置了三四层火力网，接连冲击了几次，牺牲了不少同志，突破不了。于是赶紧转回头来，向北面冲，跑了一段路，迎面日军坦克车上来了，骑兵只好往下撤。我们的人都被困住了。

这时，南面大邢庄突然扯开了个缺口，那是曾玉良团长从外线打了进来。原来他带着一个连沿着卫河河岸搜索，没看到机关的队伍，知道大家一定被围了，于是就斜刺里杀回来，抢占了村庄。首长们立刻组织人员向大邢庄方向突围，可是，前头的部分骑马的干部刚冲出去，步兵没有及时赶上，敌人就迅速把口子堵住了，曾团长也被挤出村子，到了包围圈里面。

曾玉良分析了情况，认为正南方向，卫河一带敌人配备最薄弱，目前最好的办法还是要突破大邢庄。曾团长和况政委请示上级，刘志坚主任同意了他们的意见，骑兵团随即展开攻击。
三连打头，全团冲锋。突然，村庄右边的坡地上，出现鬼子一个小队，他们用机枪实施侧击，打散了我军的进攻队形，骑兵们虽接近了村庄却无功而返。刘大爷的“公鸡”也挂了彩，但好歹还是坚持着撤了回来。二连的小崔，战马受伤，惊了，把他甩在了村口，小崔被鬼子追得没办法，大家眼睁睁地看他跳了井。

进攻受阻，曾玉良团长满脸铁青，高声呵斥着，命令所有战斗人员立刻上马，重新集结。刘大爷的战马颈部受伤，他本来是准备牵马突围的，结果被曾团长打了一马鞭。

这时候，在其他方向上艰苦阻击的军区特务团伤亡过大，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很多机关干部也觉得突不出去，就开始撕碎文件、破坏器材。一片悲壮之中，军区后勤部的政委掏出手枪，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准备牺牲，况玉纯拦住他，说“好同志，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冲锋。况玉纯政委亲自充当旗手，他单手擎着红旗，在队列前面高声呼喊。

这就是那句后来响彻冀鲁豫战场、为宋任穷政委多次颂扬，并最终成为全团集团冲锋口令的经典口号——
“骑兵团 ！共产党员集合！！！”

“曾玉良到！”

曾玉良团长抽出战刀，第一个站在了政委身边。

沙地

ZT：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续十四） [王外马甲] 于:2006-04-01 15:39:16

突破“铁壁合围”（下）

“曾玉良到！”

“徐青山到！”

“王永元到！”

“张起旺到！”

“……到！”

干部们高喊着自己的名字抽出腰间的战刀，党员们喊叫着抽出战刀，普通战士抽出了战刀。有坐骑的机关干部上了马，徒步的、徒手的同志们也紧跟了上来。有位军区领导喊着“同志们，拼了啊！这里不是倪家营子！”

后来，当刘大爷知道“倪家营子”的含义之后，他才真正理解了当时的悲壮。的确，象曾玉良、况玉纯这样有过西路军惨痛经历的战士们，就是宁愿牺牲上一百次，也决不肯再重蹈曾经的覆辙。

拼了，这是竭尽全力的最后一次冲击；拼了，骑兵的铁流，暴风般地涌向了大邢庄。从进攻一开始，骑兵们就以冲刺速度狂奔，不必给战马预留迂回机动的体力了，如果这次再冲不进村子，大家谁也没准备撤回来。

村庄右侧坡地上，鬼子的机枪响了。有战马接连被打倒，摔下来的战士打几个滚，爬起来，满脸是血地举着马刀继续冲。跟在骑兵团后面的，是握着手枪、攥着手榴弹的机关干部，是学校学员、后勤管理员，是印刷厂工人，是医院的医生和伤员……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所有的人，都冒着弹雨、义无返顾，为撕破鬼子的“铁壁合围”，向前冲！

“猛子！韩猛子！干掉机枪！” 曾团长和参谋长都在喊。

“好的！跟我去砍机枪啊！”

四连长韩永正立刻扑向了机枪阵地，一彪人马跟着他。没有时间调整攻队形了，甚至没有组织乘马射击掩护，三十多匹战马呈一列斜线疾驰，战士们抡着马刀踏上了日军阵地。

说起来，日军执行战术意图还真坚决。从头到尾，他们的机枪一直侧击着通往村口的方向，完全没有顾及接近阵地的这一路骑兵。大概，鬼子以为，凭借阵地上的二十来支三八大盖就能挡住几十匹战马了，可他们没料到，带头冲上来的是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

韩永正外号“韩猛子”，那可是从徐海东到陈再道都常挂在嘴边的勇将，是刘伯承亲自抄鸡蛋加菜慰劳的优秀人物。他本人的战绩且不用说了，就连他的战马（也叫猛子），也是有战斗英雄称号的啊，平时，一般普通的马都不敢栓在它旁边。

韩永正是个左撇子，练就了左手刀右手枪的绝技，远打近砍的，谁能挡得住。他冲进敌阵，首先就把机枪手剁了，接着又带领战士们，一顿马踏刀砍，残余的鬼子跑到小树林里去了（骑兵难以追进树林作战）。

刘大爷冲上土坡时，机枪已经不响了，阵地上还有几个端刺刀的在顽抗。马刀拼刺刀，步兵不是对手，他稍一错身，就把一个小鬼子的肩膀给卸了。可敌人一倒，战马“公鸡”前腿一跪，也倒了。

先前在冲锋时，刘大爷就知道“公鸡”不行了。颈部受伤的战马经过长距离剧烈奔跑，血冒得跟涌泉似的。战马通人性啊，它也知道今天是最紧张的时刻，一直坚持战斗，到最后，虚弱得都开始打晃了，可它还在跑。现在，看着跪卧在地上发抖、奄奄一息的战马，刘大爷心痛得不行，却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二班副颜胜才过来喊“大刘，快走快走，不能留在这里”，刘大爷抬头正想回话，却看见颜胜才在马上蹦了一下，接着就耷拉着脑袋栽到地上，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枪，把他脖子打穿了。

刘大爷这一路人马伤亡过半，捣毁了鬼子机枪阵地，他们来不及掩埋战友和战马，就匆忙赶往大邢庄与骑兵团会合。这时，经过搏斗，村庄已被八路军控制，院墙下、屋顶上、村子内外的死尸和血迹都证明了战斗的惨烈。据说，参与守备大邢庄的一个伪军中队，被激烈攻守的场面吓坏了，他们逃离战场，直接跑回了武城县城，那个中队长因为受不了这刺激，干脆脱了军装，连夜回老家当布贩子去了

把鬼子第一道封锁线撕开了个缺口，军区特务团做后卫，骑兵团当前锋，掩护着大家接着往外冲。曾玉良团长说，现在要分秒必争，趁着敌人后面的两道封锁还不严实，赶紧突过卫河，到包围圈外面去。

几个司号员在村口吹召集号，一些跑散的战马听见号声就回来了。可战马虽然来了，昔日的战友却永远也回不来，大家的心情都很悲愤。有一匹战马还带回个伪军士兵，那是三连班长王立贵的马，不知道怎的让那家伙给骑上了，战马听见号声猛地往回跑，伪军控不住，就给带过来了。三连的人红着眼把这个倒霉蛋拽下来，拖到路边就是一枪，旁边过路的各级领导干部那么多，也没听见谁说个不字。

敌人负责实施第二层封锁的一般都是机动部队，在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车，在其他地方则是骑兵队和自行车队，他们在外圈来回游动，一遇到突围出来的八路军就进行拦截、追杀。

为避开日军的坦克装甲车辆，骑兵团没走大道，选道沟多的地方迂回前进。那些年鬼子搞“囚笼政策”，挖了不少封锁沟，这些东西被人民群众反复破坏，结果形成了一些深浅不一的沟壑，坦克车辆开不过来，战马却过得去。

走着走着，前卫部队遇到了一些被打散的同志，他们是七旅的，纷纷说前面有鬼子骑兵挡路，过不去了。曾团长看了看地形，决定集中全部机枪（至少有12挺）埋伏在道沟里，每挺枪配上两个人（骑兵乘马射击，轻机枪原本是没有副射手的）。团长的命令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子弹全部打光”。接着，骑兵团在道沟的侧面列好战斗队形。

过了不多久，鬼子骑兵来了，足有一个大队。敌人一看见这边是同行，兴奋啊，哗啦一下，与我军平行列队，当官的哇啦哇啦一叫唤，三列横队就开过来了。那招势，是要比咱们土八路正规得多。

敌人马队从徐步行进换快步行进，冲击力逐渐起来了，可八路这边还没动作，老老实实地站着。鬼子以为咱们土八路不懂业务，他们拣便宜了，“杀给给！”准备冲锋。看他们刚一提速，曾团长就大喊：“打！打！打！”，这边道沟里的机枪、那边七旅的步兵扯开伪装开火了。

子弹象刮风一样的扫过去，前面的敌人几乎全部被打倒了。战马在运动提速阶段，很难实施躲避，后面的马匹顿时拌在一起，队形没了、速度也没了，全乱了。

“乘马射击！徐步走！”现在，该我们启动了。而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那些机枪手，他们要在我军接近敌人之前把子弹打光啊。

“出刀，冲锋！”当骑兵团开始冲刺的时候，那些有武术道精神的鬼子也只有调转马头，逃跑了。八路军顺势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

据说，合围结束后，敌人在大营（南宫与武城之间的一个镇）开总结会的时候，鬼子的骑兵官被他们的司令骂得够戗——马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天黑的时候，大队人马绕到了卫河边，计划从这里突破第三层包围。一般，鬼子的最后一道封锁都设置在村镇和交通路口，而附近的河滩路口，叫做军营村。斥候前卫回来报告说，村里没有发现敌人，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军营村实际上象个寨子，有寨墙，还有东西两个寨门。当时，寨门马马乎乎地掩着，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上级命令传下来：部队不进村，从寨墙外的小道下河滩，骑兵团也由前卫改做后卫。

奔波疲劳了一天的人们相互搀扶着，在特务团的协助下陆续过河，首长们也在商量，突破封锁后，党政军各机关如何分开行动、部队如何组织保卫……

刘大爷和刘金魁在西寨墙外站着。一边聊天，一边看着机关的同志从身边走过。苦战了一天的刘金魁依然兴致勃勃，故事段子俏皮话说个没完。

聊着聊着，刘金魁突然说：“喂，大刘啊，你说这村子里真的没有鬼子么？”

“应该没有吧”

“不对啊，我怎么看那房顶上，黑乎乎的东西旁边，象是有面日本旗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