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话题 深度评论]打倒晋商！！！

当爱在靠近

晋商就是一帮农民衣锦还乡

　　晋商的成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失败”与其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倒不如说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封建小农意识使他们无法走出“家庭与本土”的桎梏，但是这种封建小农意识形态却符合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大趋势和中庸固本的传统封建教育思想，也是它“明灭亡而晋商不灭亡”的根本所在。清政府灭亡了，“晋商帝国”也随之崩溃了，人走不出思想的圈子事业也会固步不前是其一，但是我讲如果没有后来的兵荒马乱，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局，既使是清王朝灭亡了，晋商虽不能说做大做强走向世界，但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就成为历史的尘埃！它的兴衰虽不能左右国家之命脉，但是自保一方兴旺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跨越明清两朝历史中，山西商帮曾以纵横商界近500年的辉煌业绩而名震中外，无论是美丽富饶的江南都邑，还是白雪皑皑的塞外荒漠；无论是天子脚下繁华都市，还是遍及各地的民间庶里，到处都有山西商人辛劳的足迹。

　　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晋商的商旅之路最初是山西农民迫于生活的困境被逼出来、闯出来的，贩盐、倒茶……在逐渐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以后，又经营相对固定的商、馆以及办“汇通天下”的票号，其经商理念的升华也是得于商旅经验的不断探索和积累。同是一个苦逼出来了，走出去挣钱是为了“回家乡置办田产、最终安祥天年”倒有点现在的农民工的意思。“家土观念、固本心态”是典型的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中国人可能多少都有这么一种心态，现阶段农民更重一些。也有人讲“山西老抠”，抠总比泼张浪费强，两杯酒下肚脱了裤子当当也要场面场面，自己一餐稠的不管老婆孩子十天稀的，这样的人在现今农村还是比比皆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57:46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你看晋商那被现实与理想扭曲的脸

　　晋商从明朝初年兴起，到明中叶以后迅速发展，再到清中叶时进入鼎盛时期，最后到清末渐趋衰落，其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的变迁，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在笔者看来，晋商之所以没有成长为一支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而被封建制度所买办和吞噬，与其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悖论不无关系。晋商的法律理想是重商轻仕，但在官位的诱惑下，又不得不钻营官场；晋商的法律理想是诚实信用，但在厚利的诱惑下，又不得不谋求垄断；晋商的法律理想是任人唯贤，但在封妻荫子的思想主导下，又不得不任人唯亲。这一切都说明在封建专制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理想和抱负难以真正实现，最终必将沦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而被历史所淘汰。

　　晋商和“官”你看是如何暗送秋波藕断丝连的。

　　在封建社会“重农贱商”思想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晋商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以商聚财，用财守本”的理想，并逐步在晋中成长为一种主流民众意识，带来了当地商业的大发展。但是，这些晋商的发展壮大，是与封建统治的政治“小环境”息息相关的。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而在晋中周围设立区边重镇，这些兵马的生活和需要，在客观上造就了一个高额消费区，为晋商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和机遇，使他们所做的生意多多少少地带上了“政治色彩”。这些“政治色彩”在商人身上是不平衡的，有的浓些，有的淡些。当晋商发现“政治色彩”浓者可以在商场轻易而举地获取巨额利润，而“政治色彩”不浓者则可能举步维艰甚至血本无归。在利益权衡下，晋商就逐渐争相向封建统治势力靠拢。特别是当封建统治者洞开卖官鬻爵大门的时候，晋商就放弃了自己“以商聚财，用财守本”理想，而从谋求更大利益出发，由“鄙薄”为官的“重商”之道，重新又回到了官商兼备的入仕之道。市场经济要求“官官商商”，也就是说要求“官”与“商”泾渭分明，发财别当官，当官别发财。但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夹缝”里成长起来的晋商，封建势力则会采取各种利诱和威逼手段来引诱其走上亦官亦商的歧途，将其变为封建势力的附庸甚至“鹰犬”，与封建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难兄难弟”。当依靠经商发了财的晋商，看到自己不仅会因为远离官场而继续发展受挫，甚至还会因为没有官场的“靠山”而使辛辛苦苦得到的财富付之东流，他们就只好向官场低头，向官僚献媚，有的通过拉拢官僚“合资”而成为他们的“商界朋友”，有的通过捐款甚至行贿谋得官位成为“官商”或者“商官”。这样，他们过去所抱有的“以财守本”的理想，在只有依靠“官”才能“守本”的残酷现实面前訇然坍塌了，也就造就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一个悖论，为他们的最终衰落埋下了伏笔。

　　倡导“诚信”，利益面前却是如何地“背信弃义”。

　　晋商在其成长过程中，无疑是倡导诚实信用的，但这种诚实信用与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实信用有着天壤之别。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把诚实信用作为“帝王条款”用法律制度来保障，也是一项确保契约自由和交易安全的重要法律制度，交易各方从法律上不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而且还享有要求对方恪守诚实信用的权利。但是，在没有完备市场经济法制的封建社会，这种诚实信用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依靠儒、法、兵、道诸家学说来支撑，甚至牵强附会地推出一个关公老爷来倡导商场上的“重义”。

　　例如晋商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但是任何冠冕堂皇的道德标榜，都无法抵御巧取豪夺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对商人的诱惑，即使那些过去信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商人，当他们看到不守这个“义”则能获取更多的“利”，也就逐步把诚实信用的原则置之脑后。诚实信用原则的普遍实施，不仅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保障，还必须以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为前提。显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市场主体的地位平等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官商”或者“商官”凭借其垄断地位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的时候，那些死抱着诚实信用不丢的商人就显得极其迂腐可笑，也难以觅到立锥之地。这样，崇尚的诚实信用原则只能沦为晋商的法律理想，在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和市场主体发育条件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晋商选择了背弃诚实信用，或者干脆把诚实信用作为装潢门面的金字招牌或者是要求别人做到的“口朝外理论”。毋庸讳言，晋商中不乏依靠讲求商业道德崇尚诚实信用的典范，但这些典范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由于没有保障他们行事规则的法律制度和人文环境，他们身上闪烁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律萌芽只能是昙花一现，难以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和交易规则固定下来。更加可悲的是，由于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在貌似诚实信用的各种幌子掩盖下，一些商人利用人们的信任谋取暴利，走上了尔虞我诈的歧途。这样，他们过去所抱有的“诚实信用”法律理想，在只有依靠欺诈才能迅速发财的残酷现实面前被逆向淘汰，也就造就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又一个悖论。

　　渴求人才，却从任人唯亲开始进行近亲繁殖。

　　晋商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人身股制度，形成了中国式的股份制雏型。所谓身股制，也称顶生意，即商号伙友除每年应得工资外，根据资历和对商号的贡献，可以顶一二厘至一股(十厘)的身股。此种身股可以与财东投资之银股同样分红。这种身股制，将劳力与融资和设备置于同等地位，参与入股和分红，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它对调动劳方的积极性具有一定作用。这些制度把劳资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颇有些现代市场经济中技术和管理入股的味道，具有任人唯贤的进步意义，也就成了早期晋商的法律理想。再加上晋商很重视商业人才的训练和使用，为晋商笼络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晋商生活在封建社会，注定不可能把这些具备资本主义市场制度雏形的法律理想发扬光大。很多晋商发财之后，并不是想依靠人才把事业做大做强，而是想让自己的子孙享受富裕的生活。他们有的笃信“衣锦还乡”，到家乡去大修祠堂，修造家园，造就了一处处故步自封的“某家大院”，或者置买田产，广收家奴，甚至沦为 “守财奴”，富而思安，富而思守，丢弃了宏大的理想抱负，也就会对创业之初的人才束之高阁。再加上封建宗族观念的畅行，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者比比皆是，他们也就会丢弃任人唯贤的法律理想，走进任人唯亲的“怪圈”。这样，创业之初的任人唯贤法律理想，到了创业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依靠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来“守业”的任人唯亲。从任人唯亲开始，“近亲繁殖”的落后管理模式必然要造就“家无三代富”的兴衰规律，也造就出了晋商在法律理想和客观行为上的最后一个悖论。

　　晋商趋利避害，是如何地背叛自己的理想，屈从于现实。

　　综上所述，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尽管与其自身的价值观念以及狭窄短视自私的小农意识的封建劣根性有关，关键还是因为他们不能超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封建制度下，商业不仅会在人们的观念上处于“下九流”，还极容易由于封建官僚的腐朽和盘剥而处于困顿之中；没有法律等上层建筑作保障，晋商身上萌发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难以茁壮成长，还会在封建专制的重压下走向消亡。分析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我们就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推行依法治国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完备的法制作保障，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土壤”就很难发育成熟，所有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也就难以保障。与其期望商人们的道德自律，倒不如依靠法律来确保其不入歧途。这些年，商业贿赂盛行，商人在官场寻租，商人制假售假，商人管理上的家族化，诸如这些为人们切肤所痛的现象，都不是发展市场经济自身带来的，而是法制不够完备、法治没有到位造成的。反思晋商在法律理想与客观行为上的悖论，我们还能认识到，无论法律理想多么高尚，一旦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冲突，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定势下，必然会背叛自己的法律理想，而屈从于现实。也就是说社会法律制度的设置和实施，只有达到了保障人们崇高法律理想的效果，才能让这种法律理想为人们所共同遵奉并发扬光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3:59:5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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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掉晋商讲究信义的那张假皮

　　第一次实在按捺不住急急地就赶往山西那座著名的乔家大院，正是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余秋雨的文字《抱愧山西》那一周的周末。但当时当地给笔者留下最深的印象，却是张艺谋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后遗的那份商业痕迹——想拍一段街边刀削面的镜头，忙碌的店家手中削面刀一晃，脱口而出就是：“给十块钱”。

　　感慨了余秋雨教授将30多年前“一度被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的“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和上个世纪初“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进行的强烈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贫困和富裕的大段议论；领略了余秋雨教授对“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的“商业人格”分析，以及由此引发的“文人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的联想；笔者终于还是有了许多疑问——

　　面对着“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的宅院，余教授笔下洋溢的似乎更多的是对这“海内最富”的赞叹，至于山西商人究竟是如何“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而真就创造出如此财富的，余教授的论断实在很有些想当然，一曲“磅礴”诗意的《走西口》在这里似乎很有些苍白。

　　雷履泰和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晋商的信义。

　　“讲究信义”，这自然又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解释，可偏偏就是余教授的这篇《抱愧山西》里，提到了那则发生在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笔者实在无法理解余教授推崇的这种“信义”：因为财东老板想让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养，这位“当管家的”“委托责任人”雷履泰总经理就敢撤分号让财东老板跪下来求饶，这算什么“信义”？因为被在“老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那位当“伙计”的毛鸿翙就敢挖走“老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就在“老单位”的旁边宣战似地自起炉灶，这算什么“信义”？余教授还举出了些“信义”史料：“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如此轻率，难道就是“信义”经营的本质？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人格“十分强健”富可敌国的群体忽然就衰败了呢？余教授的解释似乎很有文化高度：“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于是山西商人就成了“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说到“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则“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教授顺势就有议论：“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这番太多主观臆断和片面“提纯”的空洞，实在很难令笔者信服。

　　终于有一天，笔者在旧书摊上觅到了一本上世纪初陈其田教授“授课于燕京大学时教材”《山西票庄考略》(1936年刊行，1978年被香港大东图书公司编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后来又陆续地读到了一些对于晋商和山西票号的真正的研究文字，终于对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的这一非凡群体，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了解，也就愈发地“抱愧”自己当初的轻信和盲从了。

　　刘庭玉先生在他的《世纪末的反思：“晋商”批判》中，列出了晋商崛起兴盛的两个公式：“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断言：“明清晋商的兴起是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其后“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

　　明洪武年间，朝廷为解决当时主要驻扎在山西以北的边军的军饷，便让商人运粮至边境，政府以贩盐的“盐引”作交换，商人拿到“盐引”后便可到指定盐场去支取食盐，然后贩卖谋利，这便是所谓“开中法”。“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到了明弘治年间，“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直接付给商人银子)，明清晋商于是得以迅速发展。

　　刘庭玉先生直言：“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由于长期毗邻皇权中心，“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刘先生进而指证：“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颇似现今的“特殊利益集团”)，赚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

　　刘先生的这些“批判”，显然与余教授的“抱愧”有很大的差距。

　　陈其田教授在他的《山西票庄考略》中，以大量票号帮系派别、组织架构等史料，揭示了山西票号“建筑在家族主义”上的“重信用轻组织”管理模式——票号真正的所有者是出资的“财东”，实际操盘的却是被称为“领东”或“执事”“管事”的总经理：“财东出资，或股份，或独业，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过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实施监察于事后”，仿佛一切凭借了一个“信”字：“财东信任总经理的人格，以全盘的生意委托他，给他绝对自由”，“管事在票庄内有无上之权威。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推行，各伙友听命于管事”，而“如票庄营业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负担，而管事不负赔偿之责”。表面上似乎已经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但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实在有着太大的不同，“所有者缺位”下的“内部人控制”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政府和社会对票庄的信任，是信任他们个人的信用。票庄经理所以能拉拢公款，因为他们与官僚个人的关系。放款不收抵押，概重个人的信用。汇款的汇费，存放款项的利息，都是因人而异”，于是“管事而得其人，则营业无不发达，不得其人，则财东有莫大之危险”，在如此强势的“经理人市场”上，财东老板们也就不能不“用人不疑”了。这也就难怪“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敢对财东老板那么横了！

　　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这“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票号兴盛的时候，“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就可见一斑了！而且“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时候，因为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财东们，才明白他们原来担当的其实是“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不足，则为阶下囚”(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没有制度信用的保障，一味只是依赖于个人的信用，当面对制度完善的现代银行的冲击，不懂得风险管理又“墨守绳法，不能应付新时代的要求”的票号们，自然不堪一击。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陈其田教授就证明：恰恰因为战乱时“有几种特殊的原因，使山西票庄得着意外的发展”。“一般人常谓山西票庄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曾身陷囹圄也决不低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原来早在80年前就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得出了与余秋雨教授完全不同的结论。

　　晋商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余秋雨教授侃侃而论当年的山西商人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殊不知当年发迹的山西商人的“暴富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余教授所颂扬的“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的“走西口的哥哥”们，实在就无所适从了，如何能期待他们“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张正明先生在他的《晋商兴衰史》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忽然暴富后的山西商人的所作作为(读来却总让笔者仿佛看到了今日社会的诸多富豪的影子)——首要的当然是持续的“捐输助饷”，以维护巩固与官场的交情，山西票号这方面的“功力”决非一般可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教授甚至列出了与几大票庄相互关照的王公大臣的名单：“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每逢年节，票号必有馈赠款，“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此番用心，怎能不博得管家上下交口称赞，在“寻租”场上如鱼得水？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们的第二项工作便是“购置土地”，张正明先生言道：“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既买了地，免不了就要大兴土木，攀比奢侈地炫耀一番，在权贵面前当久了“孙子”，也要“豪迈气概”地“老子”一回。令余秋雨教授感慨仰慕的，正是这样的遗迹！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当然也明白白花花的银子要“保值增值”。保值的办法便是“窖藏”，“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钱生钱”的办法便是“放高利贷”，“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还是忍不住顺便提醒余秋雨“余大师”一句：真正做学问，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坐“冷板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任意演绎，终究不能算是“学者”风范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2:0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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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背信弃义掐断了自己经久人脉

　　曾几何时，晋商崇尚关公几乎到了极至，清末一个小小的归化城就有7个关帝庙。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晋商百般信崇，尊为财神，正是出于秉持“信”、“义”二字来约束自己、教育同行，几乎所有的商号在号规中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等等“职业德行”，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史料中记载了很多不惜亏本而恪守信誉的事例，以至于出现了老百姓购买商品时，只认晋商店标，而不计较价格的动人场景。这种诚信经商的理念，无疑是晋商逐渐得到顾客信赖，并进而发迹起家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随着家业的逐渐扩大，特别是当遭遇危机变局时，笃守诚信的晋商终究没有能够从骨子里改变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美国人唐纳德.G季林先生在所著《山西军阀阎锡山》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地方商人毫不顾及人们的需求，为了赚钱，热衷于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不顾失去人们对他们产品的信赖，还利用国际市场的价格、外币比值的跌落等行情，在市场上随意抛售他们的商品。他们常常受到非常了解经济形势的那些投机商的欺骗而照常大量生产社会不需要的商品。”祖祖辈辈苦心经营的诚信品牌，进而形成的繁华人脉因此而逐渐被掐断。诚信乃立商之本，这一点，晋商的认识程度和重视程度在当时可谓无可比拟的了，可他们偏偏没有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或者说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承诺，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这就使得晋商在遭到外来力量毁灭性打击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消费者所唾弃。这不能不说是后来晋商迟迟未能东山再起、重创辉煌的原因之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2:5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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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3:4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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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晋商，一度主宰明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其创造的商业神话和文化理念曾让无数追随者顶礼膜拜，而短短一百年后，这个经过五百年潜心修炼而建立的商业帝国倾刻间土崩瓦解，又着实令人扼腕叹息。拨开历史的浮云，反思晋商的沉浮，追寻其盛衰的轨迹，我们固然没有理由否认当时内乱外患是造成晋商走向没落的关键因素，但同时我们不难发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晋商是凭藉对自己所信奉和践行的文化理念的忠诚，将自己推上了一个让人无法超越的商业颠峰，而最终也是因为其自身对这种文化理念的背叛由自己终结了充满传奇色彩的晋商时代，换言之，是晋商自己打倒了自己！

　　墨守陈规坐失称雄良机。

　　说晋商墨守陈规似乎太不公允了，他们之所以在数百年商海沉浮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归功于其在长期的商业生涯中敢于破旧立新，打破传统的商业模式，“东家出资设号、掌柜全权经营”，相当于现在的经营责任制；“大号统辖小号”无异于现行的股份制经营模式；派驻信使外出巡视、督察的“钦差督查制度”让人从中看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子。然而，这种标新立异、这样的开拓创新并没有维持太久，创业的成功使他们又陷入了新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在种种光环的笼罩下，他们渐渐变得自以为是、固步自封、闭关自守，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规矩”行事，而对形势的变化、外面的世界熟视无睹。1900年之后，外国银行凭借雄厚的实力发行纸币，以纸币代替银两流通，不仅垄断着外国洋行的所有银行业务，而且逐渐渗透到山西商人一度把持的许多国内市场中，这对靠着银两汇兑起家的山西商人打击很大。可当时的山西票号对西方银行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当年以明察秋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著称的晋商，此时的目光好像已经不能越出那一道道高大的城墙了。在他们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觉得外界的风云变化至少不会影响到这座县城中来。可是当西方银行逐渐在中国站稳脚跟时，他们又十分谨慎地与西方银行间保持距离。1904年，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决定仿效西方国家的样子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秋天，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北京传来的消息，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这个天赐良机无疑是给山西票号提供了一次极为难得的发展机会。但没想到的是，票号的大掌柜们却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回答：拒绝参与。恰恰就是这种墨守陈规、目空一切的态度，使晋商眼睁睁地看着继续称雄商界、扮演“财政部”角色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自己将自己淘汰出局。

　　小农意识羁绊创业天赋

　　论是曹氏家族、乔氏家族还是王氏家族，等等，这些晋商中的佼佼者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出生农家。他们不甘于守着贫瘠的土地，不愿意满足于现状，毅然走出了家门，经过子子孙孙数代人的拼搏，家业不断扩大，从关内到关外，从国内到国外，生意可算是做遍天下，得意之时，横跨欧亚两个大陆，甚而远至英吉利海峡，表现出其宽阔的商业视野和创业天赋。按说，这些勇敢地跳出农门，并且建树了不凡业绩的晋商巨贾，理当胸怀天下、志在千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即便是这群纵横四海的大家之人，小农习气在他们的内心依然根深蒂固，正如一个世纪前上海流行的那首讽刺晋商的民谣所说：“山西人大褥套，挣钱回家，买房置地养老少。”纵使他们的钱财看上去世世代代都用不完，但他们就是放不下那个家，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似乎永远是他们最大的理想、最后的归宿。如明代蒲州商人范世逵经商西北，“义而资益巨，占良田数百亩”，即使有再大的创业空间和发展前途，他们也宁肯绻缩在那片穷乡僻壤里，购地置房，“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如此“小家子气”，充其量不过是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回归到一个高层次的生活起点。极深的恋乡情结，捆住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手脚，刻板的小农意识折断了他们纵横天下的翅膀，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他们重新回归黄土高原那残破的院落，在那样的政治历史环境里，怎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更大的作为、更大的突破呢？而又怎能规避被同行、被政府的新兴商业挤垮的风险？

　　散兵游勇终难成就大器。

　　说到晋商，很自然地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团结精神。山西商人崇尚“和气生财”，友好的同行称为“相与”，“相与”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票号经理李宏龄著书《同舟忠告》云：“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勾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

　　有位哲人这样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纵观晋商的盛衰，可以说是成于忠诚，毁于背叛。这对于新晋商的崛起或者整个搏击商海的人们不失为一面镜子，一本极好的反面教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4:55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看看晋商那张失败的脸

　　是什么原因，使晋帮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辉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穷之路，最终一蹶不振？又是什么力量，将其彻底冲垮击败，直入衰败的深渊，而在华夏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

　　中国社会步入近代以来，其社会的发展变化用社会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的”。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必须与那个将世界所有古老国家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的西方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接触、来往、得到收益并促使自己获得新生、重新发展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山西商人恰恰没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传统行业，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发展机会。

　　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没有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它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

　　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的逐渐增多，古代中国传统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中国的经济发展同西方经济发展相衔接的趋势。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19世纪的中后期，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这些企业的有中外两类资本来源。据统计，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陆续兴办了100家近代工厂，拥有产业工人34000人，资本1972万元。中方的资金投入分为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两部分。国家资本主要是指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止，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为主兴办的大小50余家近代军用、民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2263万元，占1895年整个工矿企业(包括外国在华企业)总资本的45.22%，生产工人总数34000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矿企业工人总数的37.33至41.62%。私人资本即民族资本，据估算，至1899年为止所办近代工矿企业180家，原始资本总额约计银470万两，其中近代工业约300万两，近代矿业约170万两，工人总数约3万。据孙毓堂先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1166～1172页)的数据估算，买办及买办商人，占早期民族资本近代工矿企业主创办人的35.8%，是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那么，买办这个阶层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据有关专家的估算统计，从1840到1894年买办收入共约4.9亿两白银。

　　到甲午战争以前，买办50多年的收入总额，差不多相当于19世纪4O到6O年代间清政府10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

　　从孙毓棠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资本的投资人数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华侨商人，可见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也是多元的。现在要问的是，作为旧式商人的山西票号是否具备近代产业投资的条件和实力。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长泽村荣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共有票在33家，资本总额约为4000万两，但他只举出30家的名字，而且资本合计只有1070万两。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经营资本，而票号资本家(指财东)的全部家产(固定资产)以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几百万两至上千万两之间，以保守数字500万两计算，30家至少在1.5亿两白银左右。这样一笔庞大的资产，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产业中呢？依笔者日前收集到的资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祁县票商财东渠本翘才以5000两白银将官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盘过来，注入资金，更名为双福火柴公司，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翘、刘笃敬才从英国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矿权，创建成了规模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此时已落后于那些闽粤、浙沪出身于买办而后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先行者们30～40年矣。在整个19世纪的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朝廷、权贵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船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而竟没有一家投资于近代企业。到了20世纪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创立保晋公司、抵制洋商、挽回利权的惊人之举，而此时洋人与我已是鸡犬之声相闻，仅拒之于娘子关外，绝说不上是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至多是小国寡民闭关自卫的浅薄见识而已。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近代资本主义各国的兴衰嬗替，而不拘泥于一时的历史现象，就会发现：凡是不经工业发展为基础的商业繁荣，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为过眼烟云。故此，在19世纪后半期没有大规模地投资于新式产业是山西商人的第一个禁锢失误之处。

　　19世纪末，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第二个禁锢失误之处 。

　　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逐渐成为“泰西通商互市之区，日与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着一浪拍击着太平洋西岸这个苇获萧萧、渔歌晚唱、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进而发展为万商云集、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市。西方各国争相把自己的发展成果拿到这里来展示、炫耀，长开不息的“万国博览会”无疑为上海提供了各种近代化发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飞地，尽管它只是一个袖珍型的西方社会模本，但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却无疑代表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国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仅是工业生产、经济贸易、金融信贷，乃至市政管理、社会生活、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上海居民没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战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其结果，就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国“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封建宗法制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跃迁”。

　　开埠以后，上海人一开始就敢于冲破语言障碍，直接与洋人频繁地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这方面积极的、外向的、进取的心态，促进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长，也促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学习外国的长技、西学之时，山西商帮票号的那些字号诸执事，“泄汝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己无关”。一些诸如蔚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之类的有识之士面对总号财东、经理们与时事相背的决策，给晋商发展带来的损失，多次建议总号财东、总经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视察二次，借以了解世界各国知识，中外市场形势，进而说：“各国各君且有至各国游历者，所以日进富强。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主？”在这种形势下，李宏龄更进一步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要使晋商在金融市场上的权益不致丧失殆尽，全体票号必须联合起来，组织一大股份银行，作为票号的后盾。然而，李宏龄的积极建议，却被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极力阻拦并诬“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这以后，部分山西票号商人虽有改设银行的议举，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丧失了重振和复兴的时机。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担任私塾教师的刘大鹏所看到的事实却是：“及观(当地)富家，无论男妇长幼，率皆黎明方寝，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后。……惟是饱食终日，处高楼大厦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备终夜呼吸”。据票号经理人员的回忆，当时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遥五联号财东介休贾村侯家，首家票号日升昌财东平遥西达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后代们大多耽于吸食大烟的恶习，不理号事。率先将东家的西裕成颜料铺改组为日升昌票号，而被帮内同仁赞誉为“拔乎其萃”的票号鼻祖雷履泰，其后代子孙大都才能平平，非但无法继承其祖先的事业，而且也一个个染上了大烟瘾，家道逐渐败落，至其玄孙雷东阳时，竟将其家产变卖一空，甚至连祖坟上的石碑也卖与他人，最后至1921年流落街头，活活饿死。

　　如果说在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滩，金融势力还是呈现出外国银行、钱庄、票号三足鼎立之势的话，到20世纪20至30年代，已变为外国银行、钱庄和中国新式银行而无票号立足之地了。由此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平、太、祁三帮票号的中心没有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帮的禁锢失误之二。

　　与宁波商帮相比，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商品流通线路开始发生变化，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间的流通网络。形成较晚，崛起于明未清初，以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为主的宁波商帮，在上海开埠之后，以毗邻上海的地利优势，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很快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宁波商帮资本家因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欧风美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经商手腕和现代技术专长，其最大的特色是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能够抓住机遇，不断地更新经营项目，开拓新的活动区域。

　　上海开埠之后，随着社会风尚的变化，市场需求也有了新的变化，宁波商帮预感到并看准了这种变化的趋势，在保持传统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如宁波帮的支柱行业沙船贩运业最繁盛时期是咸丰、同治年间，自欧美轮船航运侵入后，宁帮商人在沙船余势未衰之时，慧眼独具，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创办于1895年的外海商轮局、永安商轮局，1909年的宁绍商轮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轮船公司便是这一应变的产物。

　　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是宁帮得以发迹和臻于鼎盛的又一支柱行业。19世纪末，经营钱庄的宁帮商人意识到钱庄将被银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计，竭尽全力设法插足其内。我国第一家民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筹备时，宁波籍商人严信厚曾自愿要求将所设的票号和各埠分支店改组加入。此事虽未成功，然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宁波巨商均成为该行总董，在“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原则下，掌握着该行业务经营的实权。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国各通都大邑相继组建的多家银行中，均有宁波商帮涉足投资和经营。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此话绝非虚语。

　　“沪地为宁商辅集之区”，宁波商帮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他们还适应市场需求，开拓从事许多劳务性商品的经营活动。其及时更新、全力经营的项目有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行、钟表眼镜业、呢绒洋布业、日用百货业、西药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2308.873,13.36,0.58%)和新式服务业等众多的新兴行业。

　　从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宁波商帮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在发达的钱庄业和银行业的鼎力相助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结合，相互为用，经济实力空前强盛，商界地位显著提高，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都对宁波商人极为赞赏，曾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市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20世纪40年代末，宁波商人正处在鼎盛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大批宁波商人又劈波斩浪迁徙海外，在香港、澳门、台湾、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抓住机遇，奋进不息，重开新业，使海外经营的业务不断开拓发展，由海内最富走向海外致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香港的两位世界船王董浩云、包玉刚；香港的娱乐界巨子，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筑宋城，承办香港最大游乐场——荔园的邱德根；曾出任过香港贸易局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出资举办应氏杯围棋邀请赛的台湾省宁波籍商人应昌期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令人欣慰的是，老一辈宁波商帮的子女，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或继承父业，或另求发展，新人辈出，代有强人，在海内外大展宏图，成为海外华人经济圈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相形之下，贻误时机，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尤其是在培养后代人才上失误，是晋商的第三个禁锢失误之处。

　　禁锢即束缚、限制之意。令人深深遗憾的是禁锢晋帮商人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洋人和其他商帮，而恰恰正是晋商自己，是他们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人才的素质将自己禁锢在太行山下、汾水河畔的一个又一个深宅大院之中。当穷困之时，他们能够超越他人，又无反顾地走西口，踏沙漠，溯江河，寻求别样的世界，创造崭新的生活。问题是富足了以后，不是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寻求更新的生活，而是盖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大院，五年、十年、几十年、一百年不停地修建着，使自己和子孙世世代代扎根、厮守于这片黄土地上。

　　问山西人：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

　　时光流逝，冲淡了晋商创立的辉煌业绩，冲淡了他们衰落、屈辱、惨痛的记忆，时光只留下一个个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难道作为后人的我们，只能是缀串起这一个个珍珠，向世人炫耀我们的祖上也曾风光过就足以了吗？什么时候才能重新铸起新一代晋商的辉煌呢？这才是研究晋商历史的真实所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6:3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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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糊概念：谁是新晋商 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一个模糊的概念：

　　谁是新晋商？煤老板算不算“新晋商”？

　　谁是新晋商的问题，让山西学界的研究者们颇难回答，概念的模糊让新晋商群体非常摇摆，刚刚故去的香港富豪霍英东因传其祖籍是山西霍州，亦被一些山西研究者当作新晋商的代表来称赞。

　　创造了山西GDP近1/3的山西煤焦商人是否是“新晋商”，一直是山西商界和学界的争议焦点。

　　“新晋商”概念出笼之初，就力图为被“抹黑”的山西商人正名。新兴产业的商人们则成为对外宣传的形象代言人。网络英雄李彦宏、航空大亨陈峰、投资银行家薄熙永成为山西省政府认可的新晋商代表人物。这些商人都只是晋籍商人，其创富经历及产业大都在外地，但在新晋商联合会网罗的上千家企业中，他们却成了主力军。这批商人遍布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以及海外，基本从事金融、证券、投资、互联网等各种产业。

　　选择“开门迎客”的于幼军7月份亲率山西政经界人士参加了山西香港洽商投资会，其宣传片则是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的《晋商》纪录片。在这一思路下，以政协副主席薛荣哲为会长的新晋商联合会，主要功能也定位在联合晋籍商人回乡投资。随后，在天津、上海、兰州成立了三个晋商分会。而本土煤焦商人中的大部分则在这一轮的文化加冕运动中备受排挤、冷落。

　　“确实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为山西考虑。如果说外省的企业家来山西，把煤挖完了污染一下，走了，我觉得还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把山西的煤资源大批的转出去，甚至是破坏性地转出去，我觉得是良心坏了，这是应该讨论的。”山西省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在一次晋商论坛上有感而发。

　　这张名片的制造者们似乎无意将这一头衔奉送给煤商。“我们的成员中煤老板很少，有的话也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其实现在山西没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这个联合会除了要联络各地晋商成为一个群体外，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倡导晋商以前的那种精神。”新晋商联合会的理事姚宝说。这位晋商话剧《立秋》的编剧认为煤商不应该成为新晋商的主体。

　　“煤商为什么不是新晋商，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忽视的一部分。”在山西省政协文史委员、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春平看来，煤商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将之排除在新晋商的门槛之外显然不合适。

　　“大部分山西煤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之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在新晋商联合会所出版的杂志《新晋商》中鲜有对煤商的报道，唯一一次与煤商相关的，是在对温商力挺的同时，选取了太原市两位政协委员“五问煤商”的质疑文章。在列数了“官煤勾结何时了；豪奢之风何时了；矿难事故何时休；生态移民何时止；文化产业何时兴。”等问题后，直指煤商们只是文化产业的一个看客。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夏冰认为，新晋商的概念相当模糊，在商人的概念中会有多种的商业往来，而煤商们则大多仍只是处于订单销售阶段，新晋商不包括煤商也会有这种考虑，但显然不应该将之排斥在外。

　　参加各种论坛，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新晋商人物的典型做派，是煤焦商人们刻意回避的行为，山西学界的普遍观点是现代煤商们还没有具备现代企业家的基本素质。“大钱小企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崔满红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现在的煤焦商人，他认为这个群体现在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群体，离企业家群体还很远，跟500年前的晋商更是毫无关系。

　　“对待这些由机遇而出现的富豪，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出现、暴富是比较正常的，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们做得也很成功，不能把他们排除到山西的某一企业群体之外。”崔满红说。

　　崔满红对“新晋商”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现在的山西商人跟“晋商”没有任何关系，而山西煤焦商人们的企业操作也与现代企业的理念相去甚远，他甚至不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而只愿意称他们为“企业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7:4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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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老晋商谁是新晋商 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的提出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综上所属，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4 14:09:01编辑过]

当爱在靠近

你看新晋商那空空荡荡的名

　　“新晋商”形象在山西本土都没有建立起来。

　　晋商是一个品牌，不管过去是多么的辉煌与荣耀，必定现在已经沉寂了。因而现在有必要采用“新晋商”这个承前启后的概念来区别“晋商”这个历史名词，进而传播一个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寻求复兴之路，打造一个新的形象。如此看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晋商该不该打倒，而新晋商即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决不是“倒煤团”)队伍的重塑和崛起。

　　毋庸置疑，“新晋商”形象在山西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如今一提到晋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这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如果说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那么“新晋商”为山西贡献的是什么呢？恐怕这是一道不太好回答的难题。

　　市场是商人的大舞台，政策是商人的最大利润。山西要打造“新晋商”品牌形象，需要政策制度的鼎力支撑，必须将民营企业发展上升为全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毕竟，新晋商只是一个平台，让它承载太多并不是现实，惟有投资软硬环境的变化，才是“新晋商”品牌传播的根基。因此，必须将新晋商的发展放在山西经济发展方略之下，将晋商文化纳入晋文化，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山西哪有民营企业家？

　　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自身发展观念更新问题。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素质不高。因此，实现新晋商的迅速崛起，只有靠开拓创新。必须承认，相对于现代经济快速发展趋势，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

　　事实上，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执着创造性。晋商因创造出许多商业奇迹而著称于世，这种“奇迹”的产生是由山西商人靠艰苦奋斗和不断地思考总结、改造完善而创造出来的。据说，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发迹，一部分由于山西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海鑫钢铁集团提供了先天的资源优势(2503.756,14.25,0.57%)，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天才的资本运作能力，他带领海鑫以惊人速度在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大举扩张，成长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海鑫现象”。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其经营者的悟性如何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

　　“山西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家，还不都是靠官府吃饭的”。太原市一位搞电力的老板曾经这样对采访的记者说。山西省是中国能源重化工基地，提到山西商人，几乎众口一词“煤老板”、“暴发户”。从常规上看，资源型的产业，一般都是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长期“计划饭”的供养，注定给山西商人抹上浓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到的：“中国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驱动下，谁人能够否定得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历史，不是一部大挖煤炭的历史呢？而山西企业家的行业组成，也几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无一不是煤炭起家的”。是的，我们必须肯定，“倒煤团”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

　　山西商人干啥啥落后？

　　视野窄，观念旧，干啥啥落后。当代山西商人缺乏创新意识，应该是山西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观念落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现在若问山西人晋商的显著特色是什么，恐怕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官商。对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并在企业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反观他们财富轨迹的第一桶金上，无不罩着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利弊总是并存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但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前景漠视，“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对他们说商机无限无疑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与关顾，万一某天煤炭被彻底掏空了，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该玩啥好了。

　　经验表明，这种与权力的微妙结合是老晋商衰落的一个原因，也是新晋商们发展方向的一个制约因素。事实上，一些“民营”红顶一旦离开政府这根拐棍，还真的有些不会走道了。

　　“土气”未除，俗气和无聊却有加无减。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曾这样评价道，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诚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特色决定了晋商的个性特征。实际上，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踏着同乡的白骨艰难地前行，也不知在多少具尸骨中才能走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但是这种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流淌着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小富即安，小进即满，并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封建土财主式的思维惯性，注定使晋商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晋商们赚到钱后，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孩子几辈子都用不完。老晋商们有了钱后，首先考虑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比如，在山西太原附近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的乔家大院，就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令人无不遗憾的是，与先辈的“土气”相比，一些当代晋商则多了些俗气和无聊。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女模特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至于生活糜烂，花天酒地，取小老婆包“二奶”，为富不仁，更是屡见不鲜，老晋商的风骨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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