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39岁现象 中国反腐败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前有王宝森、陈希同，现有胡长清、成克杰。中央政府反腐可谓不遗余Γ苋床愠霾磺睿呵坝?9岁现象，现有39岁现象，而且涉案官员越来越多，何也？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缺乏从根本上去除腐败的制度，或言之，这种制度还不健全、执行并不彻底。这正是39岁现象发生的基础。 追究中国官员之所以能够腐败，在于其拥有官位和权力两大资本。中国要消除腐败，就必须从制度上对官员的两大资本进行重新配置和制约。为此，必须建立系统、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考核、监督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 令人高兴的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朝此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更令人欣喜的是，《纲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在前进。 政和，一个地处闽西的贫困县，国家每年都为之划拨大笔扶贫款。 丁仰宁，前政和县县委书记，一个靠卖官鬻爵起家的“百万富翁”。 为官3年，丁仰宁卖官鬻爵，收受贿赂，涉案大小官员246人。规模之大，在中国卖官者中，无人出其右。 2000年3月29日，丁仰宁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有关他劣迹斑斑的调查报告上， 4位政治局常委作出批示。 细细考察此案，一个关于年龄的规律性曲线若隐若现：买官卖官者年龄大多数在35至40岁之间，而39岁，成了他们政治生命中的一道坎儿。 39岁：疯狂卖官 在仕途打拚7年之久，丁仰宁始终逃不了一个“副”字：企业局副局长，农委副主任，市府办公室副主任，市府副秘书长。 1997年1月，39岁的丁仰宁终于摘掉了“副”职帽子，转任政和县委书记，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把手”。 “一把手”的权力很快兑现成钱：1997年春节前夕，县里各路诸侯就向刚刚上任的新书记进贡10万元。1998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政和县大小官员捧上红包30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场没有白给的红包。丁仰宁慷慨大方：收人红包，赠人官帽。 县林委一个站长，想升为副主任科员，送丁5000元，很快便如愿以偿； 县土地局一个副主任科员，想谋个实职，送丁1000美元，丁直接提名他转任副局长； 一个受过处分的派出所所长，想进城、提干，送丁6000元，丁直接提名他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 县政府部门的一个职工，想分流转干，送丁4500元，丁在3个月后让他当上了副镇长； 对政和的干部考核考察，升迁调动，坊间人士总结出这样的“组织原则”：只要给丁送钱，不是官的可以当官，官小的可以升大，差地方的官可以到好地方当官，乡下的官可以到城里做官，犯错误丢官的可以易岗为官。 丁仰宁卖官收钱成性，丑闻百出。已被纪检部门确认，堪为官场新拍案惊奇的是：1998年5月的一个宴会上，赴宴者纷纷给丁送钱，一个女干部因准备不足，从手上脱下一金戒指，丁照收不误。 丁对妻子说，“在市直机关工作就是和县里不一样，县里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市直机关十年。” 南平市中院认定：丁仰宁在政和3年，研究科级干部任免9批527人次，其中研究前由丁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的有6批287人次，“提拔”科级干部208人，平均每月提拔6.5人。“卖官鬻爵”“ 收入”100多万元。 39岁：急于上台阶 1999年10月，拔出丁仰宁这根大“萝卜”后，带出的一堆“烂泥”中有18个副县级以上干部，问题最为严重的是原副县长钟昌瑞。 据称，钟在1998年之前的梦想是：40岁前由正科级跨入副处级行列。1998年梦想成真，时年 39岁。 丁仰宁的出现让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捷径：贿赂。 1996年12月的一天，丁在福州开会。时任教育局局长的钟昌瑞把丁请到他的住处。奉上8000元，悄声说：“你在福州要用钱，拿去用，我会处理好的。”丁推托一番，作无奈状：“那就只好收下啦。”钟是政和县第一个给丁仰宁送钱的人。 随后，钟让丁接二连三地表“无奈”，送的钱数很快达到5万元。钟对好友说，他“砸倒”了县委书记丁仰宁。随后钟开始向丁赤裸裸地要官。拿人手软的丁承诺：等到县里班子换届。 1998年11月，政和县常委会研究副县长人选。按事先的“计划”，钟昌瑞的名字被提出。几个与会的常委当即反对。常委们认为，比钟能干的人多得很。何况，钟的口碑很差。钟被政和人称为“膀爷”，意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丁向南平市委推荐钟，意见也被驳回。 丁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钟作为差额选举的“陪选人”。 选举时间日益迫近，钟组建了一个“班子”，去12个代表团拉票。选举尚未开始，钟就扬言会以80%的票当选副县长。 钟昌瑞如愿以偿，可还没熟悉副县长办公室的环境，南平市委就派员调查钟在选举中的非组织活动。 钟颇为紧张，找到丁仰宁，递上现金2万元。丁把钱塞进公文包，安慰说，“你是副县长，要安心工作。”言毕，丁跟市委领导联系，要求停止对钟的调查。理由：影响政和县的稳定。 钟昌瑞买官不惜血本，敛财更是变本加厉。司法机关查明：钟在任教育局长和副县长期间，收受22人贿赂，金额7.88万元。 有人替钟总结出一个钱权定律：用钱买官，用官赚钱，再用钱买更大的官，用更大的官赚更多的钱。 年纪大了就造假 丁仰宁案件中，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9人涉案，35岁到40岁之间的8人。 澄源乡原党委书记张余帅，为求“进步”不择手段。在政和的乡镇干部中，张余帅很有号召力。钟昌瑞操纵副县长选举时，他明知非组织活动性质恶劣，一旦查出后果严重，仍然不遗余力，帮钟昌瑞四处游说，是钟“选举班子”中的得力干将。一位了解张的干部说：钟昌瑞靠送钱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张余帅认为一旦钟昌瑞升了，自己“朝中有人，日后自会有戏”。 有关部门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在选拔县乡两级党政班子时，有个基本的“年龄标准”：35岁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进入乡镇党政班子，40岁以上的基本上不再提拔进入县级党政班子。 据介绍，政和县一些干部铤而走险，涉足卖官鬻爵案，在于他们依年龄标准算出的一笔帐：大学毕业到乡镇和县直机关，官运亨通者，至少5年才能转为股级，7年转为副科，10年转为正科，13年转为副处。一个环节跟不上，就会原地踏步走，平庸到老。 张余帅相信：40岁当不了县领导，仕途就走到头了。 急吼吼的张余帅买官之大胆，令南平市委调查组人士备感惊讶。他不仅自己给丁仰宁送钱，还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先后介绍十几个乡镇干部给丁送钱。 1998年，丁到澄源乡开扶贫会，花钱将自己由乡长升格为党委书记的张余帅，带领周泽潘和丁见面，一面力荐周为乡长，一面替丁开出乡长一职的价格：2万元现金。 张余帅的档案中注明35岁，但南平市纪委常务副书记陈蒲生说，“张余帅的年龄肯定有问题。”陈说，他带队去政和办案，很多人反映这个问题。 年龄有问题的恐怕不止张余帅一个。陈蒲生在政和县调查丁仰宁卖官鬻爵案时，一些群众向他反映，“某某干部和我小学同学，我都40多了，他怎么才30来岁？” 为了年轻化，一些干部甚至于伪造自己的年龄档案。南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说，每年都有干部到组织部门，声称其年龄有误，要求将年龄改小。 引发政经地震 39岁得志的丁仰宁肆无忌惮地卖官，急于39岁前得志的科局级干部们，跑官买官。短短3年，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对政和县的冲击不亚于一场地震。 案发后，政和县共调整领导干部16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11人。 南平市纪检部门有关负责人说，丁案涉及大小官员246人，事后的处理只能是法不责众，很多涉案的干部，仅仅是批评教育了事。客观上，一个22万人口的县，科级干部不过三四百人，如果涉及丁案的都撤了，那政和很多机关和部门就瘫痪了。 买卖乌纱之风令当地百姓生活悲苦之情更甚。当上一把手的丁仰宁，一反其做些实事的工作作风，开始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丁仰宁的上任留下了一个水力发电站的“胡子工程”，荒废在山沟里，南平市政府颇为头疼。丁仰宁上任后，找来一个外商，水力发电站运转了起来，“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上级有些领导很高兴。实际上，为了确保外商赚钱，政和县财政一年要补贴外商近1000万元。而那年政和县的财政收入一共才3800万元。 急于升官提级的乡镇党委书记们也同样大搞“形象工程”，圈地，盖楼，搞开发区，虚报浮夸。如此一来，县成了“空壳县”，乡成了“空壳乡”。 1998年6月的特大洪灾，把政和冲击得满目疮痍，无钱重建家园的政和百姓悲苦不堪。 丁仰宁垮台后，新的政和县委、政府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财政收入连续两年下降，倒退到1996年的水平。1999年的财政收入3400万元，加上福建省的各类补贴2600万元，还不够发工资。福建省人大财经委对其评估的结果是：全省60个县中，政和综合经济实力倒数第一。 本刊记者/章敬平 什么造就了“39岁现象”？ 丁仰宁买官卖官案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回头看，案中有三个“绝大多数”：涉案的大小官员246人，绝大多数39岁左右；已经处理的14个副处级以上干部，绝大多数在39岁左右；9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绝大多数39岁左右。 层层叠叠的39岁，其共同特征在于：此前官阶不够的便花钱去买，不择手段，如钟昌瑞；此时如愿以偿的，立即腐败，如丁仰宁。 一些专家认为，基层干部在35岁至40岁这个年龄段落马的，近年来俯拾皆是。丁仰宁一案，只是39岁现象的一个典型个案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种现象？ 选拔标准 钟昌瑞37岁当上政和县教育局长，就大搞权钱交易，向副处级冲刺；35岁当上澄源乡党委书记的张余帅，也急匆匆向上“爬”。这都与他们的“年龄意识”有关：40岁到不了县处级，仕途就算走到头了。 “39岁现象”，与干部选拔的年龄标准有关。 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说，几乎每个时期，对干部的选拔都有一个标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问题是这些标准是软性的，很难操作。像对党的事业高度忠诚，怎么把握？你要无限忠诚，我就唱高调。如此，还会导致道德虚伪化。 于是，硬杠子出现了：年龄，产值，政绩，等等。 对组织部门来说，标准是清楚了，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在一些地方，只要你年龄有优势，哪怕你能力平平也可以被重用，培养。 一些基层官员一旦面临“难被重用”的年龄界限，难免不择手段，贿官，跑官，买官，争着“上台阶”。 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文献说，中央和省委组织部门提倡年轻化，但并没有把年龄一刀切，一些干部愣是自己对照“青年干部”的年龄，要求自己。 另一方面，干部选拔往往是由上级领导人决定。选对了，没有回报；错了，至多事后检讨一番。这使得领导人选拔干部的关键一票很廉价。周为民说，廉价投票权是很容易被收买的。丁仰宁就是这样。 由此观之，“39岁现象”出现并不奇怪。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说，“39岁现象”提醒我们：基层干部选拔制度上存在片面理解干部年轻化的缺陷。这次中央干部制度改革纲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基层党政班子在选拔干部时，应谨防“39岁现象”的发生。 监督虚设 今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前往政和县，调研丁仰宁一案。完毕，陈感叹：没有建立起对干部有效的约束机制。 冲过年龄这道坎，40岁前后坐上处级“宝座”，当上“一把手”，就会大搞“一言堂”。“39岁现象”暴露出监督的无力。 丁仰宁在县委书记任上，共研究任免、调整科局级干部9批，527人次。9批中，在研究前由他个人直接提出干部提拔、调整人员名单的有6批，287人次；另外2批是在他大幅度修改组织部交给他审阅的名单后，提交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的。 1997年7月，在县委书记办公会研究提拔的38人中，23人没有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的推荐材料，只好临时去补，有的至今没有补齐。 5个月后，推荐处级干部，丁仰宁也一个人定方案，一个人上报。14名处级干部人选，丁仰宁一口气就向市委分管领导、市委组织部领导汇报完毕。 此时，丁仰宁眼中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与废纸无异。 南平市纪委一位负责人向本刊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研究干部任用的会议前，丁仰宁提前30分钟找到县委组织部长，口述了几个人的名单，让组织部长用笔记下，尔后，命令他在会上以县委组织部部务会研究决定的名义，提交丁等人讨论。对于这个明显违反《条例》的做法，组织部长没有表示异议。 县纪委书记对丁的家长式作风始终沉默。及至南平市委前往调查，这位书记依旧信誓旦旦：我什么都不知道。 县委班子成员，或者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全成了应景文章。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因为市委分管政和的副书记龚祖成的包庇而软弱无力。龚祖成与丁同是建瓯市人，老乡路线加上“红包攻势”，使龚放纵丁在腐败的歧途疾驰而去。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现有的干部制度、监督制度还没能有效防止“个人集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6 14:18:39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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