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
<p>《中国的发展走到了十字路口》</p><p><font face="楷体_GB2312">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font></p><p>文/特约撰稿员 孙立平</p><p><strong>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strong></p><p>人们通常这样解说转变增长模式的必要性：过去的增长模式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种种的问题，如与粗放型增长相伴随的低效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严重污染、片面追求GDP、贫富差距扩大等。现在的情况是，即使我们愿意忍受过去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问题和代价，这种增长模式也无法继续走下去了，因为支撑这种增长模式的一些必需条件开始丧失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走到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要使中国的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p><p>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即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象征性标志。“油荒”所表明的是旧的发展模式的资源限制。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仅2003年，中国便消耗了全球31%的原煤、30%的铁矿石、27%的钢材以及40%的水泥，而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4%。还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尽管这个问题还涉及许多其他变数，但从大的方面来判断，以目前的发展模式来实现未来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p><p>民工荒的发生与发展模式也有密切关系。过去2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一种怎样的社会效应？这种社会效应具体体现为一种恶性循环：为了增加对外出口就要低价竞销，低价竞销的结果是企业利润的低下，在企业利润低下的情况下必然导致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结果是劳动者收入水平低下和国内购买力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则更进一步加重对对外出口的依赖。可见，“民工荒”问题和这种增长模式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p><p>总结起来说，要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转换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内需。就国家目前的情况而言，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没有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p><p><strong>扩大内需不可只赶储蓄出笼</strong></p><p>1990年代中后期，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这当中有一个以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政策脉络。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专家学者，都将眼睛紧紧盯住只有几万亿的居民储蓄上。逻辑很简单：不是内需不足吗？不是大量产品剩余和积压吗？有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哪怕拿出来一半，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降利率、削福利、涨物价，目的就是赶储蓄出笼。</p><p>这种政策思路，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住房、教育、医疗这所谓的“三项改革”。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几乎吸干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出现了“一业繁荣百业衰”的局面。而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更重要的是严重恶化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有人形象地概括说：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p><p>总结这个教训对于形成新的扩大内需的思路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慎待目前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p><p>根据央行的数据，截至2005年12月，居民储蓄已经高达14万亿元。于是，现在一些人又将眼睛盯上了这14万亿。提倡鼓励居民多消费少储蓄者有之，想乘机用削减福利的方式增加民众消费者有之，欲借此机会涨价以增加垄断部门高额利润者也有之。这种迹象是很值得警惕的。</p><p>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14万亿元的储蓄。必须看到两个问题：第一，这14万亿元储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平均到13亿人头上，也不过每人1万元多一点，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1万元又能够做什么呢？第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那一点储蓄，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最近的一则报道说，目前中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医疗保险。</p><p>再看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的思路。应当说，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刺激需求的办法，在中国未来的经济生活中无疑还将继续使用。但反思1990年代末期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有两点教训是值得汲取的：首先，在大量资金投入的同时，没有形成一种使得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的机制和体制。结果是效益低下，腐败丛生，有的建设项目几乎血本无归。其次，投入的方向过分向城市倾斜。农村问题专家韩俊用数字说明了这种倾斜的问题：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有些人批评的近些年来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的现象，与此有直接关系。</p><p><strong>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strong></p><p>在新的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实施之际，有必要在汲取以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调整扩大内需的思路和政策。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扩大内需建立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现在一方面是“内需不足”，另一方面是相当一部分人还生活在相当低的生活水准上，甚至有些人的基本需求还得不到满足。</p><p>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层面上需要防止下面的几种倾向：</p><p>一，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最近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资源价格的改革将会大规模展开，有人称之为“第二轮价格改革”，甚至称为“闯关”。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是进行资源价格改革的好时机。与此同时，以去福利化为目标的诸如福利供暖等体制改革也在一些城市展开。资源价格改革对于理顺生产要素价格体系当然是必要的，对于扩大内需也不无好处。但对此必须有两点清醒认识：第一，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去福利化的改革，将恶化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强化目前已经很严重的畸形储蓄倾向。近几年来，汽油、天然气等价格一路飙升，而这种飙升只是物价全面上升的前奏。福利化采暖制度的改革，无疑也会增加居民的支出。有报道说，南京、重庆等地许多居民在去年冬天被迫改用煤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之下，未来的不确定感将会进一步增加，人们应对的办法只能是更多地存钱。第二，目前中国资源的生产和经营，大多处在垄断行业。如果只有价格的改革而不触动垄断体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强化垄断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从而形成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到头来会使社会财富流向少数垄断部门，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进一步萎缩。</p><p>二，防止用赶储蓄出笼的方式扩大内需。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不再重复。</p><p>三，防止用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的方式来刺激内需。现在是消费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而现在的产能过剩，有一部分就是上一轮扩大内需的结果。大上项目可以在短期内扩大需求，但形成的产能又会成为进一步过剩的原因。因此，在这次的扩大内需中，无疑要汲取这个教训。</p><p><strong>以利益关系调整和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strong></p><p>真正解决内需不足问题，需要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富民，在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在于鼓励人们花钱消费。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这是一种文火慢炖的方式。</p><p>具体说来，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p><p>第一，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多项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社会20%的人拥有整个社会80%的财富，而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财富。现在的问题是，拥有80%财富的那20%的富人，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然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p><p>第二，培育社会消费的主体中产阶层。按现在最乐观的估计，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仅占总人口的20%。实际上，这里使用的标准是很低的，是将城市中除困难群体之外的居民几乎全部计入中产阶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产阶层发育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过于不均衡，上层挤占了中层发育的空间。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在近些年来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和房地产泡沫中，规模很有限的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往往成为强势集团掠夺的对象。去年我就提出要警惕中产阶层成为掠夺对象的问题。这两年流行的诸如“负翁”、“负债一族”、“负产阶级”等说法，主要指的就是这些人。这个阶层目前的状态是很脆弱的。</p><p>第三，健全社会保障。要改变对社会保障的两种传统看法：一是将社会保障仅仅看作是人道主义的措施。实际上，即使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今天，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支撑需求和消费，从而成为支撑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二是认为社会保障是要花钱的，因此只有在经济状况很好，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的时候才有条件搞社会保障。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模式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这方面的开支本身就可以创造需求，同时也会通过强化居民对于未来的稳定预期而促进居民的消费。</p><p>第四，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扭转“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改变国民收入增长长期滞后于GDP增长的局面。有专家计算，20世纪80年代中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1990年代中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10.1%、6.8%、4.5%和5.2%。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和城市居民3．7万亿元全部可支配收入的33％。这当中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规范劳资关系，解决劳资关系失衡的问题。</p><p>第五，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做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就业是普通劳动者获得收入的基本途径，也是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事实上，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竞争能力比较差，对宏观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不大，但其在就业上的作用却不可小视。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增加他们的收入，应当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贡献。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应当改变目前实际上是歧视中小企业的做法，尤其是要取消以收费的方式加给中小企业的负担。</p><p>第六，促进城市化，缓解城乡断裂的问题。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来。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实际上仍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且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高达6倍之巨，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这样，实际上是将绝大多数农民排斥在了工业化的过程之外，也就是排斥在了当今时代的消费市场之外。因此，如果不能通过快速的城市化解决农村人口进城以及农民的收入问题，充沛的内需是不可能形成的。</p><p>第七，启动农村市场。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消除贫困的进程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应当对于中小城市居民的消费给予足够的关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真正的购买行动将发生在中国沿海城市以外，即内地一些规模较小城市。“一些产品实际上列在农村和中等城市而不是大城市的采购单上，因为大城市的市场正变得饱和起来。”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过去城乡的两分法有些过于简单，而需要注意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的阶梯式推进过程。</p><p>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8期 总第213期</p> ding yi ge <p>难得的清醒</p> 写的不错。 <p>1、为什么外部人士总比我们清醒？</p><p>2、政府的政策如何配套？</p><p>3、德隆系、飞天系等各系纷纷落马，为什么不见政府官员落马？甚至连自责的都没有。</p><p>4、政府对政府官员的配套政策是什么？</p> 今春天津大旱，有些郊县农民连春播都不能实施，也没见政府官员的行动。新闻媒体一点报道都没有。看起来这个十字路口不好选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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