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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3>日前，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在接受中国工商日报记者采访时，根据他长期跟踪资本市场上蒙牛和伊利的表现，提出蒙牛根据与国际股东的协议，要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因此需要通过收购同行大企业、整合别人销售额来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伊利被迫加紧了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因《解析外资巧取豪夺资本故事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报道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蒙牛乳业副总裁孙先红。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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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vAlign=top align=middle><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cj/roll/20050106/1104983941_g3aaFX.jpg" border=1></TD></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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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 vAlign=top align=middle></TD></TR></TABLE></FONT></CENTER></FONT></CENTER> 伊利高管挪用公款MBO，蒙牛外资股东套现等事件串在一起被演绎成一场乳业并购故事。资料图片
<b>关于“走在一起”</b>
<b>这句话不是在上市之后说的</b>
新京报：最近国内一家媒体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的专访。里面把郑俊怀急于MBO的原因归结为蒙牛挟外资逼迫。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后，牛根生曾说：“伊利与蒙牛迟早要走到一起。”这算不算蒙牛收购伊利的信号？
孙先红：这是一个假论据，完全是“移花接木”。蒙牛上市是2004年6月的事，而牛总说“伊利与蒙牛迟早会走到一起”是2000年的事。我不知道接受专访的这位财经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是“不经意”地犯了一次糊涂，还是聪明人在放“烟幕弹”。
大家可以翻一下2000年第10期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其中有一组名为《同城恩怨》的文章，该文章写伊利与蒙牛是“裂变之怨”，文章写道：“精明的牛根生还是不喜欢舆论将蒙牛与伊利对立起来，更不愿逞口舌之快去贬损伊利。但牛根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一个笼统而朦胧的感觉：”以后伊利和蒙牛还会走到一起。’“
牛总之所以如此说，是基于他的信念：竞争的最高阶段是合作，合作双赢。有几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这种思想：一是他在企业里坚定不移地倡导大家在提到伊利、光明等兄弟企业时，要称“竞争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二是他提出伊利和蒙牛除了自有品牌，还有一个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三是他屡次强调“蒙牛伊利，本是兄弟”，“草原品牌是一块，蒙牛伊利各一半”。
在他的住宅里，摆着一套茶具，是伊利股份制创立十周年时的纪念品。当时没请他，但他自己去了。伊利的人很意外。牛总为什么不请自去？他说：“我在伊利干了16年，在蒙牛才干了5年。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伊利，在那里流过的泪、淌过的汗、洒过的血，比在蒙牛多得多！所以，要说感情，我对伊利的感情，实际上不比对蒙牛的差。”
所以，牛总要表达的意思是，纷争是暂时的，两个企业迟早还会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由纷争到合作就是其中的一种，像我们两家这几年合力打造共同品牌“中国乳都·呼和浩特”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局部领域走到一起的表现。
<b>关于摩根士丹利套现</b>
<b>逐渐退出表明已到“离婚期”</b>
新京报：王吉舟提出的第二个证据称，收购伊利只需6亿资金，而恰恰是在伊利出事后仅3天，也就是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就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
孙先红：摩根士丹利何时套现，套现多少，早就约定在先，2004年6月在上市相关文件中已有明文规定，并公示过，这是受到香港联交所监控的。摩根士丹利这样的策略股东，与一般的股东不同，其投资特点就是“进进出出”，用我们牛总的话说，“摩根士丹利与我们结婚，是要离婚的”。现在，它逐渐退出，表明已经到了“离婚期”，是符合其一贯策略的。既然退出是摩根的既定策略，那么，协议生效时，按部就班地套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如果这个日子不是巧合，莫非摩根和蒙牛竟然有这样的神机妙算，早是半年前，便料定郑总会在12月20日前后被捕？
再说，即使王先生的逻辑成立，那也是摩根收购伊利，而不是蒙牛收购伊利。摩根要是想收购伊利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投资机构难道兜里没钱，还得用抛售股票的方式来“等米下锅”吗？
王先生号称财经专家，财经常识自然不会不知道。
他这样“内行人说外行话”，生搬硬拉，混淆视听，让我们的确有点儿怀疑王先生的动机。我们从网上查知，并据知情人透露，作为服务过长三角地区某乳业巨头的王吉舟先生，是个投资顾问，长期在内地工作，只是挂名香港某基金。
<b>关于外资傀儡</b>
<b>蒙牛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b>
新京报：专访中说，摩根等外资股东持有蒙牛相当数量的股份，所以，蒙牛已经是外资股东的傀儡。
孙先红：首先澄清一点，蒙牛的中方股东处于控股地位。王先生搞错了。
但即使是站在中方股东不控股的前提下讨论问题，王先生的逻辑也极其荒谬。
这位所谓的财经专家似乎忘了：蒙牛是一家在海外上市的公众公司———外资不持有相当比例的股份，那还能叫“海外上市”吗？我国大部分境外上市绩优企业均有外资持股情况，而且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难道这些企业也是“外资的傀儡”？在王先生眼里，不控股就等于傀儡，于是，他的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观念误区：所有在独资企业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外资的傀儡；所有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资本（无论内资，还是外资）的傀儡。用陈腐的政治观念，对一个普遍的现代资本结构进行如此片面的解读，有失一个专业投资顾问的水准。
何况，摩根100年来在全球投资的国家、行业、企业不计其数，在我国投资的企业也不只是蒙牛一家，也不只是乳品一个行业，对平安保险、南浮电池等已于蒙牛之前做过投资，为什么只对从事乳品行业的蒙牛感兴趣呢？
具体到蒙牛来说，摩根等金融投资者，投资就是为了退出，而不是为了控制企业。蒙牛上市后，外资股东已出售了部分股份，目前的比例已降到了金牛、银牛之下，即便按王先生的标准来衡量，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傀儡问题。
利用外资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情。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的基本内涵之一。蒙牛在海外上市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国际股民的钱，办中国农民的事（养牛致富），办中国市民的事（喝奶健身）”。6年来，蒙牛融来的20多亿外资，为内蒙古增加了80多万头奶牛，给农业链条上创造了160多万个就业机会，给运输环节、销售环节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岗位，现在蒙牛已经是全国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被誉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最大的造饭碗企业”。
但是，依王先生的眼光看来，牛根生只有把利润揣进个人腰包才算成功，否则，即便让百万奶农发上洋财、让亿万消费者喝上好奶，那也是“忙来忙去，都是给人家做了嫁衣裳，根本不关中国人什么事”。
我实在佩服王吉舟先生，他有勇气向全世界宣布，一个企业让中国百万奶农脱贫致富“不关中国人什么事”，让亿万消费者强身健体也“不关中国人什么事”，惟独企业家个人产权是否一股独大才特别关乎到“中国人的事”！
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这是全世界的经济潮流。“用全球的资源，做全球的市场”，这将是一个国际化企业的必由之路。
我们引进大量外资，也不是要与国内同行比个高低，而是为了推进牧场国际化、工厂现代化，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技术，提高民族乳业、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子孙后代创建一个百年老店，为国家民族打造一个世界品牌。
新京报：现在我们再来看文章提出的第三个论据：“年销售额只有40亿元的蒙牛，靠什么实现三年后销售额达到120亿元以上的飞跃呢？收购其他强大的竞争对手，直接整合别人的销售额，看来才是惟一的制胜之道。”
孙先红：这位财经专家说他长期关注蒙牛，为什么对蒙牛2004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34.73亿元的最新数据却视而不见，偏要用2003年40亿的数据？2006年离现在还有两年，中国乳业的平均速度达30%，这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增长空间，照2004年的底数，2006年达到120亿元的目标并无悬念。但这篇专访却将“收购”说成“惟一的制胜之道”，这样有意回避客观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位专家动机何在。
<b>关于郑俊怀挪用公款MBO</b>
<b>只有挪用公开才能进行自救结论荒谬</b>
新京报：这篇专访讨论的核心问题被解读为，谁令郑俊怀孤注一掷？文章认为，是蒙牛挟外资逼迫，让郑俊怀孤注一掷，冒险MBO.你对此有何评论？
孙先红：这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且有挑拨内蒙古两大乳业之嫌。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贯头脑清醒。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挑拨几句，然后就对打起来。伊利郑总出事的时候，我就告诉打来电话的新京报，伊利是个好企业，即使个别人有问题也不等于企业有问题。
竞争到处存在，把企业领导挪用公款的原因归结为两家乳业的竞争，实在是闻所未闻。国内乳业中，蒙牛、光明、三鹿、完达山、三元、新希望等哪一家不曾受到竞争威胁，他们也只有挪用公款才能进行所谓“自救”吗？中国各行业各产业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也要这样干吗？细读王吉舟先生的言论，感觉王先生的逻辑很奇怪，例如这一段就说不通，我给你念一下，他说：“目前，真正控制伊利股份的，只有金信信托一家，而金信信托去年以2.8亿元人民币的代价，从呼和浩特市政府手中买下伊利的全部国有股份，或许，这正是郑俊怀借金信信托之手实现MBO的招数，然而，郑俊怀这一招虽然使外界势力的敌意收购成为不可能，却涉嫌挪用公款，导致他锒铛入狱。”王吉舟先生的意思好像是在说，股份由呼和浩特市政府掌控是不可靠的，必须由郑总个人掌控才算安全……按王先生的逻辑继续往下推演，有可能得出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是不是企业家的个人尊严比国家利益的尊严还要大！
再说，如果外资想收购伊利，直接收购即可，难道非得通过蒙牛来“曲线”运作吗？
我还提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从目前发布的新闻来看，老郑挪用两笔公款的时间在2000年至2001年之间，那时候，外资还没有进入蒙牛，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预测（外资第一次进入蒙牛是在2002年11月）———既然那时连外资都没有，自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蒙牛挟外资逼迫”郑总的问题。王先生见木不见林，演绎这样荒唐的逻辑，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
--事件回顾
<b>伊利MBO只为迎战蒙牛？</b>
颐合财经副总裁，香港某基金首席顾问王吉舟在接受中国工商日报记者采访语录整理如下。
<b>蒙牛面临外资收权压力</b>
蒙牛上市后披露，外资系又和蒙牛中方管理层签署了另一次更苛刻的豪赌协议。协议大意是，如果蒙牛的效益达不到外资系期望的增长率，那么，外资系就没收蒙牛管理层—金牛公司—7830万股给外资系，惩罚蒙牛管理团队，什么样的期望增长率呢？未来3年的年盈利复合增长达到50%，也就是说蒙牛在2006年的税后利润要达到5.5亿元以上，如果税后利润率保持4.5%，2006年销售额需要在120亿元以上。
<b>摩根士丹利套现金额与“收购数字”吻合</b>
12月20日，摩根士丹利几乎是在蒙牛乳业第一批可转债（30%）刚刚生效的同时，就立即转换成股份，抛出1.1亿股蒙牛股份，套现了6.7亿多港元的现金，显然我们十分惊讶，摩根士丹利获得这笔现金的数量与时间怎么会和上面计算的收购伊利的数字和郑俊怀锒铛入狱的时间这么巧合。
<b>郑俊怀挪用公款出于无奈？</b>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郑俊怀，也同样在这场游戏中处于被动搏命的地位。如果他继续保持一个国有企业家的高风亮节，不去考虑利用公款MBO，那么，蒙牛收购伊利的成本微乎其微，只需要受让呼和浩特市地方政府持有的2800万股国家股，蒙牛就可以轻松取得控制权。而郑俊怀要自保，就必须MBO，他一直是个兢兢业业的国企干部，根本没有可能有几个亿的身家，他拿什么MBO？就只能拿公司的公款。
或者是坐以待毙，或者是孤注一掷，郑俊怀选择了后者。 <Palign=center>辞职报告<p></p></P>
<Palign=left>董事长、各位董事、监事：<p></p></P>
<Palign=left>尊敬的<p></p></P>
<Palign=left> 集团公司各位领导：<p></p></P>
<Palign=left> <p></p></P>
<Palign=left>你们好！<p></p></P>
<Palign=left>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盼望能耐心的看下去。<p></p></P>
<Palign=left>由于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提出申请辞去生产经营副总裁的职务、董事的职务，乃至退出伊利集团。<p></p></P>
<Palign=left>借用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法则：“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我有必要也应该说明事情的原委，以便大家能客观、实际地对待我，进而对我们伊利的事业负责。<p></p></P>
<Palign=left>集团公司自今年元月开始集团化运作后，在我分管生产经营工作的过程中，感到运作中有些部门配合不协调，一些问题久拖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工作难以开展，加之我的不平衡感，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给集团最高领导写了封信，叙叙衷肠，希望得到郑总的理解与支持，可是事情不象我的想象那样，很可能正是这封信是以后事态发展的一个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如果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写这封信会不会更好？<p></p></P>
<Palign=left>五月份为扩大冷冻生产，随郑总去外地考察，在郑州会议上，鉴于“扩张问题”，久久定不下来，我失口说了一句：“这届领导班子干不了大事。”我原以为郑总会让我进一步说明理由，但这使郑总非常恼火，他脱口让我辞职，这成为事情发展的转折点，使我有了辞职的想法，返呼后，第三天，我向郑总提出了辞呈。可能考虑到后果，郑总要我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辞职的信息，并说明如要辞职可安排适当的时机。比如安排学习等加以实施。<p></p></P>
<Palign=left>七月份安排我脱产学习，我本身没有去学习的想法，但由于事先约定如果同意辞职，最好用学习的办法来过渡，不要影响伊利的整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这大概就是那个约定的信号，八月份郑总下达了下半年工作考核指标，由于我已脱产学习，且学习要求很严，实难完成全部工作和学习任务。为了伊利的事业免遭损失，我致函郑总请求辞去“冷饮扩张”小组副组长职务，并减免部分乃至全部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学习，不给伊利丢脸。八月十日郑总召开了生产企业经理会议，宣布我脱产学习，生产经营的事由他负责，但并未说明时限，这引起了我和大家的思考与玩味。<p></p></P>
<Palign=left>八月中下旬郑总率集团公司各位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一系列现场办公会解决生产经营问题，我无意评价这些会议，我只是想说郑总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集团公司要解决任何生产经营问题都是需要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全力配合、相互交通才行的。这反过来足以证明，我四月份写的信，信中提出的问题及感觉是有道理和根据的，不足为过。从八月十日以后，郑总在公开场合以及私下里都指出了一些我的过错，我认为其中大多数是误解，不足为道。<p></p></P>
<Palign=left>在此之前，我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询问过郑总，是否对我有意见，要求能不客气的指出并批评，以便我改正，但是郑总对我和别人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我说话太随便，有时不注意场合，再者就是曾经把功劳都记在了自己的帐上，只提过五关，不提走麦城。郑总提到的我说话有时不注意，这些毛病是有的，而且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一直跟随了我三四十年。比如在郑州会议上就是如此，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里，我总是注意维护郑总的声誉，突出郑总在伊利的地位，公开场合我很少出头，我也曾接受过一些记者、自由撰稿人的“采访”，但我都和他们约定见诸报端不准提我的名字，我被评为劳模和优秀企业家后，都拒绝了相应的采访。远的不说，四月份陈惠湘来采访时，我就是这么表的态。集团公司出的介绍伊利企业的画册，除了与大家的合影外，其他场合确实也都没有我，这不也是个证明吗！？<p></p></P>
<Palign=left>但从八月份开始，我的麻烦似乎多了起来，我没有必要一一辩解，择其要者，略举一二，便可见一般。<p></p></P>
<Palign=left>郑总说我不说实话，举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出差，我花了100元买了五把牛角梳，分送给大家，杨主席问我多少钱，我回答说100元。郑总把我这句和杨主席开玩笑的话，误解成是我说假话。说我眼里没有他、客户眼里只有我的例子是，去年新疆乳品会议返程到飞机场时，我坐了客户派的车，而他却是自己“打的”坐出租车，这又是更大的误解，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一辆车送郑总，一辆送我，送他的车到了他的住所后，他已先期走了，没有接上，而且这辆车一直追到了飞机场，当时客户也进行了解释，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客户的“过失”（车派晚了）竟成了我的错误。<p></p></P>
<Palign=left>在为郝义捐款的问题上，我捐了一万元，在我捐款之前，曾经再三询问王主席，捐这么多合适不？王主席回答，没有什么不合适；更何况我的捐款是第一个，其他人均在我之后。在为病人捐款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若是能够救还有希望活下来的，应多捐点，而对患绝症的人，是没必要捐钱的。说我捐款一万元是出风头，这是冤枉。至于郑总提到有一次有病住院，我没有去看他，说明我眼里没有他，更是天大的冤屈，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有病住院这件事。如果我知道了，焉有不看之理。无论是牧工商，还是伊利的遗属，逢年过节我都必到，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看现任领导，我的顶头上司呢？<p></p></P>
<Palign=left>举出来比较大一点的事有两个，一是速冻食品公司羊肉积压的问题，世界上各国各地区出栏牛羊，都有一定的季节，在出栏时，多购一些羊肉，贮存备用，这是一贯通行的做法，无可厚非，速冻公司去年羊肉贮存量多了一点，这是事实，但这里有许多主客观原因。至于有的人说，到2001年也用不完，而且还有人说应该使用鲜肉，但就是因为前几年我们使用鲜肉的量大，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致使水饺由于肉的问题质量下降，这不是家里吃饭，十斤、八斤就够了，而是企业大规模生产，批量的需求。如果去年到现在贮存肉都错了，那么明年会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些论调不是由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估计今年春节前后贮存的羊肉即可用完。<p></p></P>
<Palign=left>还有一件事，就是曲艺节的事，“曲艺节”期间，安排演员在金川演出，事后我才知道郑总曾责成胡副总负责，但因为他在安排工作时，理应与我这个冷冻公司的总支书记沟通，但他没有找我，所以我不知道，当时金川的有关负责人员找我，说安排在餐厅演出，我说餐厅太小，建议改为露天演出，之后，他们又说演出在停车场没有大的扩音设备不行，并说经费问题不好解决。我说，经费万一解决不了，我要那么多年薪做什么，可从年薪中支出。虽然我不兼任冷冻公司的经理，但我还是冷冻公司的党总支书记，有关精神文明的事，他们找我也是应该的。我为演出出主意、想办法，却没想到也成了我的错误。至于伊利个别员工在伊利报上发表文章“表扬”我，此事我一无所知，也不是冷冻公司领导的安排。<p></p></P>
<Palign=left>以上我陈述的是事实情况，如果各位有兴趣或有机会，这些都是可以落实的，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郑总所举出的事，都是因为误解而造成的。<p></p></P>
<Palign=left>我想补充的是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与各位领导及董事叙一叙我的委屈。我也深知，事情发展到今天，是现行体制、机制造成的，不能怪哪个人，郑总也有他的苦衷，既便今天我侥幸没有遭到这样的待遇，明天也会的，只是时间的问题。<p></p></P>
<Palign=left>我学习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不得不考虑我的“今后”，于是有了办海鲜大排挡的想法（在九月份天骄宾馆会议的前夕，陈惠湘说下一步需要我“偏安”，指点我把公司的一些小企业搞起来，大企业就不要考虑了。我提出了办海鲜大排挡，陈说，这就委屈你了，我说，我委屈无所谓，他说，办这件事郑总肯定会同意。），我以为，办海鲜大排挡丝毫不与伊利的利益冲突，我原想，把这一切告知郑总，由于他在青岛开会没有说成话，他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到这一信息，从外地回来之后，我约郑总谈话，他说没有时间，两天后，新的“游戏规则”制定出来后才接待我，“游戏规则”规定既不准我办，也不准伊利人投资，断了我的退路。<p></p></P>
<Palign=left>我工作不能干，想自寻出路又被堵死，这就好象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在伊利公司已基本没有了我的落脚之地，想为伊利奉献的大门已经被堵死，我是个不甘寂寞，又很想做事的人，这一切就不能不让我提出上述的申请。<p></p></P>
<Palign=left>在不了解真相的人看来，这是不是牛根生有些不仗义，要离开伊利，但知道并忠于事实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之所以“自动”提出申请：退职或退休，这完全是为事实所迫，是大势所趋。我一向的态度是为了伊利的事，宁愿委屈自己，历史上已有过多次，但愿这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再看到，领导为了我而分散精力。伊利目前的状态，不容再为摆布我而煞费苦心！应该集中精力抓该抓的大事；也不愿意看到广大伊利员工为了我一个人而苦恼，一了百了，免得好多人观望、等待。<p></p></P>
<Palign=left>我是伴随着伊利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几乎伊利的一草一木，几乎每样冷冻的产品都倾注了我的心血与汗水，今天，当我不得已而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p></p></P>
<Palign=left>最后，我恳切地希望各位领导及董事，考虑到这些年我对伊利的付出及贡献，妥善地解决我个人的善后问题，诸如，97年、98年的年薪兑现问题，及医疗、养老保险等诸多待遇问题。<p></p></P>
<Palign=left>至于我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也希望按有关规定办理。<p></p></P>
<Palign=left>几年来，对各位领导，董事曾给我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并铭记在心。<p></p></P>
<Palign=left>顺致<p></p></P>
<Palign=left>秋安<p></p></P>
<Palign=left> 牛根生<p></p></P>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