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夏夜遇鬼
<P>邓小平长期处于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决策层，在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直接参与和研究了党和国家许多重大决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系统地提出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战略决策，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在制定和实施决策的实践中，坚持明确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丰富的决策思想。本文着重阐述的就是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价值取向。</P><P>从现代管理学和决策学的角度看，所谓“决策”是指社会组织系统中的管理者为解决组织所面临的问题，达到一定的目的，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和选择行动方案的社会实践活动。任何决策都要作出某种选择，选择是否确当，取决于对决策对象即客体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是否正确。因价值判断失当而导致决策失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确保决策主体对决策客体作出准确无误的价值判断，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P>
<P>从价值哲学的角度看，所谓“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性范畴，它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这里所谓的“意义”也就是指客体符合或者满足主体的需要。“价值取向”则是指主体确立的价值活动的方向。价值取向决定于主体的价值追求，而主体的价值追求决定于主体的利益与需要。价值取向在决策过程中，特别在目标的确立、方案的选择、价值的判断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P>
<P>一、实是求事的价值取向</P>
<P>实是求事是邓小平决策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决策理论和实践中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它突出地体现在邓小平决策行为的求真务实上。无论宏观总体决策还是微观具体决策，都有一个深入了解情况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并不断进行反馈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决策要求务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决策理论和实践的第一要义。邓小平在从事一切活动，对任何问题进行思考和决策的过程中，将事实当成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坚持从事实中获得决策的依据，从实际中检验决策和修正、提高决策，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是求事，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１］，“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２］。只有坚持实是求事，一切从实际出发，支持客观决定主观，坚持主客观的一致性，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一切决策的科学正确性。决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是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３］邓小平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坚决反对在制定政策和进行决策过程中，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行为，特别是只从本本出发，只从教条框框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４］正是坚持实是求事的价值取向，使邓小平在直接拍板和参与许多重大决策时，既能尊重客观规律，又勇于突破抽象僵化的教条，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理论。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一国两制”理论，以及相应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P>
<P>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P>
<P>实践证明，任何一项决策不论自觉与否总是围绕并服务于某一项目标的。当着人们自觉地围绕着正确的目标进行活动时，就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而任何失当的决策不是目标处于盲目或者朦胧状态，就是目标确定不当。明确目标是制定和实施决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邓小平认为，决策者在实施决策程序过程中，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有了决策目标，决策者在进行各种决策活动时，才有明确的方向；在拟定和论证决策方案时，才有科学依据。邓小平是制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总设计师，他为此而拟定了远大的决策目标。一个最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宏观战略目标，就是提出要建设和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是邓小平制定一切决策的总原则。为此，他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与行为，激励全国人民为实现宏伟的目标而奋斗。邓小平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６］。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与当前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多次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７］。他进一步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８］。这就为我们的决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下，我们党和国家在对外关系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包括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决策，同地又拟定了坚决低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决策。</P>
<P>二、经济中心的价值取向</P>
<P>邓小平在制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整套战略决策中，集中体现了经济建设的价值取向。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需要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决策。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总是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作为自己决策的主要价值取向。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９］。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１０］。纵观邓小平决策理论与实践，无一不紧紧围绕发展生产力、紧抓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１１］、“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为此，他特别强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１２］。面对社会上存在公开怀疑和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左”倾思潮，邓小平总是勇于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一百年也不能变。</P>
<P>三、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P>
<P>邓小平认为，在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体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取向。</P>
<P>首先，一切决策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到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１３］所以我们必须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一切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始终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对人民负责”［１４］、“为人民造福”［１５］、“取信于民”［１６］。他经常抨击和严厉批评那种脱离群众、无视群众痛苦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决策者一定要尽量满足群众的需要，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忠实反映群众的愿望。邓小平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１７］，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下级服务。我们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人民的最大的利益”［１８］。</P>
<P>其次，一切决策必须体现民主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１９］在决策中坚持民主原则是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和做法。邓小平在指导决策中，坚持民主原则主要反映在四个层次：一是决策过程要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邓强调：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的权利”［２０］。他主张采取切实措施，不断扩大人民实际参预决策的机会和条件。如不断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政协的参政作用，健全人民来信来访制度等，使群众意见要求能及时为领导机关所把握。同时还应建立起各种监督制度。二是决策中走群众路线。邓小平认为，在决策中贯彻群众路线，特别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掌握切实可行的情况，使一切决策符合人民的意愿。“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２１］。他强调一个决策者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以平等态度听取群众对所要决策问题的意见，并认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２２］。他鼓励大家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了确保能够听到群众的不同意见和声音，决策才有时即使有了主见，也不急于发表，而是引导大家各抒己见，并且有意识地激励大家进行反驳，以便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善和成熟。三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十分强调决策过程的民主化，要求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征求和真诚采纳各方意见，坚决反对“家长制”、“一言堂”和个人独断专行。他认为：决策民主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主要前提和根本保障。邓小平要求决策时把听取群众意见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统一起来，“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予适当解释”［２３］。只有善于集中群众正确意见，并且加以升华和提炼，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四是决策效果民主化。邓小平不仅长期坚持决策过程民主化，而且对民主化决策的效果也一直十分重视。他认为领导者在进行一项决策时，都要充分考虑到该项决策对于我国民主建设所产生的后果和效应，那就是一定要有利于推进我国民主化建设，而不是妨碍和干扰这一建设。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导向，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和根本任务写入党的基本路线。</P>
<P>四、实际效益的价值取向</P>
<P>一项决策是由一个方案构成的，决策过程中总会提出多个方案，然后才在其中选取某一个方案，使之付之实施。当我们说一方案有价值，另一方案负价值，或这一方案比另一方案更有价值时，选择的根据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与否和满足的程度差别，也就是价值判断。邓小平认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最根本的是要看对人民产生的实际效益、实际效果、对人民利益的实际影响，即以对人民利益的实际效益、效果、影响为标准。</P>
<P>首先，决策者需要注意把握好对决策利弊的超前价值分析，并进行“趋利避害”的选择。人们作出的任何决策既有利也有弊，决不可能完美无缺。因此，在制定决策时要进行价值分析，要考虑得与失、益与害，这是决策的首要出发点，最终只要得大于失、利大于弊，这就是正确的决策。邓小平十分重视决策中的价值分析，对决策的得失、益害进行充分的考虑，并把此作为决策的首要前提。他在作出改革开放决策时，就不断提醒人们既要看到改革开放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作用，又要看到它所带来的风险。“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２４］。但开放也有消极一面，“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２５］。所以对外开放有得也有失，但得是主要的，根本的，得大于失。虽然对外开放有负效应，我们仍必须坚决地坚持对外开放。邓小平认为：“开放不坚决不行”，“闭关自守不行”［２６］；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２７］。对外开放具体到利用外资问题时，是利用外资好，还是不利用外资好？邓小平进行了价值分析，认为：“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得益”，“现在总的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２８］。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明确作出了价值选择，“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利用外资有利也有弊，要“权衡利弊”，只要利大于弊，就可以干。所以，邓小平得出“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２９］的决策。“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３０］这是他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所作的结论。 其次，实际效益是决策者判断得与失、利与害的根据。即通过价值分析，选择最佳方案，以取得较好效益，这是决策的理想状态。决策过程中，方案的选择可从多方面作出价值分析与判断，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进行分析和判断，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对人民群众产生的实际效益、实际效果、实际影响。邓小平坚持以实际效益、效果、影响为价值标准，曾作过很多论述。在兴办经济特区时，存在不同的意见，邓小平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看实际效果，好就坚持，不好就改正。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收效大的最优方案。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对经济工作的好坏，他认为主要看经济效益如何，而不是单纯看产值、产量多少；对政治体制和政策的价值如何，他认为主要以政局是否稳定、人民是否团结、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人民利益是否改善为标准；他要求“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３１］上述无论经济效益、政治效益，还是社会效益，都是实际效益。这里，他也就是从实际效益、效果出发，来判断决策的得与失、益与害。</P>
<P><a href="http://www.glite.edu.cn/GitInfo/PublicInfo/qzzx/pages/liangkedaohang/dexiaopinglilun/lilunshixun/l2.htm" target="_blank" >http://www.glite.edu.cn/GitInfo/PublicInfo/qzzx/pages/liangkedaohang/dexiaopinglilun/lilunshixun/l2.htm</A></P> <img src="http://www.21manager.com/Skins/default/topicface/face8.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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