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鸿谈管理：先有事故还是先有规定
飞鸿与朋友在一次吃饭的聊天中，提到了关于中国民航开放手机使用的问题。朋友表示虽然开放了，但还是要求飞行模式，上不了网，开放与不开放变化不大。飞鸿提到他去年到欧洲时，乘坐过多个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机上并没有要求乘客关机或要调整为飞行模式，但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行呢？朋友认为中国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万一有问题怎么办？谁也承担不了责任。飞鸿不以为然，从以下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一是规章制度基本是亡羊补牢的结果。飞鸿学习EMBA的财务部分课程，老师讲到美国成熟且成体系的财务制度时，表示每一个制度的背后，都是缘于一次影响或损失重大的事件。之后飞鸿关注了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发现几乎现行的规章制度，基本都是因为出了问题后为防止再发生而出台的。包括现行的许多法律也同样如此，约束的都是那些行为不轨的少数人。而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做到的事，则没有必要出台规定进行约束。因此，从管理上来说，不应该是什么问题都还没有出现时就预先给自己划定一个框框，这不符合管理的逻辑。如果都这样考虑问题的话，那不可预测的事就太多了，要出台的规定之多不可想象，管理成本也就太高了。
二是已有定论的事不宜过度管理。禁止乘客在飞机上使用手机，最早是1991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出的。此后FCC、FAA、NASA开始了20年的论证，并在2013年得出手机对航空飞行无影响的结论，从而解除了禁令。于是现在国外的飞机大多都可以使用手机了。那国内为什么还会禁止呢？据说原因是因为手机发出的无线电与飞机使用的无线电属于同一种波段，对飞机的通讯有产生干扰的可能性。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因手机信号造成飞机通讯与导航受干扰的事件，但这不意味着手机信号就不会干扰到飞机电波；另外就是现在的手机制作成本较低，技术标准不很高，所以信号的屏蔽效果不是很好；此外现在市场上的手机品牌众多，参差不一，难免会出现手机信号和飞机信号相冲突的情况。众所周知，在技术标准和公共安全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要求远高于中国。如果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的要求会比中国更严，至少也会对所谓的国产杂牌机进行限制。而目前中国游客在世界上旅行的数量之大、周期之频繁塂称全球之最。但现实是他们的航空管理人员在飞机起降时却并没有象国内这样过度管理，没有一遍遍地检查督促乘客关闭手机。
三是保守的制度与保守的思维有关。谁也不希望发生事故，尤其是象航空这种关系到众人生命的大事。所以在一种新技术出现还不确定是否会导致危险时，出台禁令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已经确定不会有问题且别国家解除禁令的情况下，还一味地以“万一有问题怎么办？”为由坚持原有制度，就不单单是为了乘客安全考虑，而更多反映的是管理思维的保守。时下不少人宁可乘高铁也不乘航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飞机禁止使用手机会中断工作和与亲友的联系。这种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客户的情况，在航班面临高铁日趋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应该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国内的安全担责重，领导也担心自己受影响 讲的很好。 这个现象其实是普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这可以表述为不作为或付出与收益不成正比，强推这个对自己无益（利益）反而会招致极大的风险承担，故无人去推动，第二就是惯性思维，已经形成规律已无人提意见或者有意见仅限于发恼骚而没有反馈出来，高层收集到的信息就是无人反对，故也没有修改。另就是我们社会的治理方式同西方差别也是导致飞行途中必须关机的原因之一。
对飞鸿兄说的关于公司制度管理的风险防范理论很是认同，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人为因素和参考因素是制度出台之根本，但反观任何公司发展之初都是人治再到法制，而许多发展中的公司为了学习规范化管理又强推先进的理念，这个现状和标准就是管理的艺术。只能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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