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生存之道与后发国家的强势崛起
全球化趋势下跨国企业生存之道与后发国家的强势崛起一、国家战略支撑跨国企业本地化运作
分析一下美国的国家战略和日本19世纪后期至今的国家战略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国家战略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对内强保护，对外强扩张，世界为我之发展所发展。我们曾误以为美国作为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其政府干预会明显弱化，其实，当美国在高技术、经济水平和海外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完全凌驾于公司行为之上，并赋予完整的法律约束体系，国家战略这时真正强调的是国家对重大项目的干预，强调的是让全世界作为美国的打工者，即远离美国技术智力水平的体力输出者。这一点，可以从美国的外贸依存度清楚地看明白，目前，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仅在14-20%之间，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2004年是70%，其中，深圳为300%以上，上海为140%，北京为130%。进一步讲，中国对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在40-60%之间浮动，而美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仅为4%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近一半的经济活动是在给美国打工。
举一国之力，扶持本国的跨国本土企业巨头，无论在韩国、日本、美国，都早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今天的国力竞争，不仅仅发生在政治舞台上，更主要和集中的表现，是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就像当年思科和华为，今天的中石油和壳牌……我们今天面临转型经济时代，我们国家走出去，必须在国家战略的层面制定一系列的支持、保护、鼓励、引导、推动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高科技企业，还有民营企业，比如像浙江的一些制造企业。所以说国家层面的战略非常重要。国家在重大产业走向国际的进程上，要通过国家关系间的战略安排，有效地为中国大产业和大公司承担起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抗衡、较量、博弈、协作的职能，只有这样，中国公司才有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真正脱颖而出几家中国的跨国公司。
二、跨国公司运作特征
（一）垂直型国际分工
决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投资气候因素和贸易壁垒因素。国际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有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和型（即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交叉的网络分工）。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基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制造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成多层次（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制成品生产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等）和多元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分布，呈现出以垂直型为主的国际分工格局。此时的跨国公司主要是以资本和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它们为了降低稀缺性成本（主要是劳动和资源要素成本），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将比较成本上升的国内消耗密集、污染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移至低资本和低技术含量的资源、劳动力要素富集的发展中国家，以此获得比较利益。在这种垂直型的企业内国际分工下，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与母国原有生产是互补性的，而非替代性的，因而前者会促进后者。这是因为：
1．通过将比较成本高的原材料和劳动密集的生产工序或生产环节移至海外，降低母国国内产品的总成本，从而提高母国生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通过将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移至海外，而将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留在国内，促进母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产值增长。
3．海外生产的扩大带动了对母国零部件、配套产品和生产设备的需求与进口。此外，合资方式中以设备出资，也会增加母国生产设备的出口。
（二）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本国化”
跨国公司发展的初期，实行的是“简单一体化战略”，或称“多国国内战略”，即跨国企业针对单一东道国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并力求该投资资源收益最大化。跨国公司在这一经营战略下的海外生产，不会影响母国制造业生产的发展，原因如下：
1．该战略的实质是“利用外部资源的母国生产”。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多限于在某一特定东道国进行某一特定工序生产的成本优势，而其目的，是为了将诸如此类比较优势的好处传递回母公司，促进在母国的生产。这种仅仅是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通过商品贸易和转移价格机制，攫取高额利润的海外生产，不但不会削弱母国制造业基础和发展的能力，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代表民族经济利益的母国政府的意愿和政策。
2．首先，在该战略下，母国市场支配着跨国公司多国组织的战略思维，母公司是产生新信息（包括新的技术、新的威胁和新的机会）和新战略的主要来源。这样，掌握了母公司这一信息源，就具备了控制整个跨国公司生产导向的能力。其次，适用于该战略的组织结构采取所有权与控制权紧密结合的纯粹股权形式（如独资、高股权的合资），每一海外子公司都经过精心设计，具有相对独立主权。这样，无论从人、财、物力的角度看，还是从管理和控制成本的角度看，海外生产的企业规模、地域广度和对母国生产的必要性与影响力都很有限。因此，在“多国国内战略”下，母国政府较易实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和控制，通过调控母国国内生产，就能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使之符合民族制造业的利益。
三、国家管控体系与国家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成为国家实施对外横向管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已经和军事力量共同成为国家扩张的“双剑”，并在现有规则下，表现出更加强劲的扩张力。一个国家的企业跨出国门的能力已成为评判这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标志之一，那么任何通过国家战略来对本国跨国公司进行导向以增加国家竞争力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将涉及到本文的主题——国家管控。
单纯的子系统数量的增加仅仅是激发总系统发生质变的必要条件，并不充分。这种质变的发生还需要对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效调配与组合，使其实现规模和有序。放到国家这个巨系统上，便是对国家的管理与控制。有效的国家管控可以加快“质变临界点”的到来，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美国的信息革命无疑说明了这一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国家管控的定义，它是以管控平台为运作平台、以横向管控机制为手段、以优势放大与锁定系统为方向，以实现国家大战略为目的，实施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管控活动。国家竞争的终极是国家管控体系的竞争。
国家的发展与竞争力的培养和“国家管控”之间有着某种本质的联系和一整套成体系的内在规律。从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的《国家竞争优势》到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的《国家营销》，都在积极地探索着国家竞争和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整个世界国家系统运作模式深层次规律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我们发现：
1、真正控制世界的是国家管控，而非市场经济。纵观英、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通过市场经济或自由贸易成长起来的，在其崛起之初无不伴随着近乎苛刻的国家管控；所谓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已存强国对相对弱国实行横向管控的手段，以期在全世界营造出一个以其自身源规则为基础的管控体系。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和保护主义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但其实施的步骤和程度都须纳入国家管控的规划之中。
2、国家大战略不能也无法替代国家管控。长期以来，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们都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国家大战略的竞争。于是，各国竞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研究和制定其国家大战略，但就在各国国家大战略制定的层次高度和完备程度日益趋同的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客观的存在，甚至呈现出越拉越大的趋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从全球视角来看，国家之间的终极竞争绝非大战略的竞争，而是国家管控体系和管控能力的竞争。国家大战略仅仅是国家管控方向的一种主观反映，它不能也无法替代国家管控对国家竞争和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4、国家的建设必须以管控体系和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我们认为，国家是拥有更高层级智慧和思维方式的、拥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国家管控正是这个宏观智慧生命体的灵魂。一个国家只有将其国家的建设与其管控体系的打造目标相一致，才能够切实提升其整个国家的管控能力。通过国家管控来改造世界格局，为本国的发展赢取生存空间，进而改变整个世界的竞争体系，使之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5、国家决策和政治体系必须构筑在国家管控思考和国家管控规划之上。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系统，有着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但这依然是远远不够的。长久以来发展过程中的羁绊和失误常常表明我国国家管控思想和管控体系的缺失。中国要想在未来行走于世界的高端，甚至成为新的文明变革的爆发点，必须应高度重视并全力规划和打造本国的“国家管控体系”，赋予整个国家生命体以灵魂和动力，使其能够通过自身优势的循环放大来实现不断的进化过程。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实现国家永续生存和强盛是国家管控的终极目的。以美国为例，冷战后的美国大战略，是在美国国家管控体系下，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多种大战略模式之间耦合型选择。美国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等资源，来实现国家大战略。它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统治下的多极）格局，以实现其国家大战略。
从国家管控体系的角度来看，美国在国家机器、大战略、五个管控平台、横向管控活动及优势放大与锁定机制五个层面，构建了一个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相互紧密联系的多层次、跨国际的网络。各系统是独立完善的系统，同时各系统之间又是相互关联和促进的，其国家管控体系形成一个复杂巨系统，能够自我运转、自我完善。
四、国家管控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意义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压迫与屈辱之后，今天的中国终于将迎来一个崛起的契机。但崛起的路途并不平坦，我们在探索中尝试，在碰壁后调整，走过了很多弯路，也错过了很多机遇。纵然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社会主义未来的路在何方？要如何去走？似乎依然令我们迷茫。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曲折中前进”；今天我们需要变革我们的思维，打造出登天的梯子，跨出“河水”的界限，腾飞于长空！
国家管控体系正是我们所需的登天悬梯！
纵观过去和现在中国发展所遇到的种种困局与瓶颈，究其原因根本上是因为中国国家管控体系的缺失！国家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如果管控的灵魂失去了，必将导致整个国家行为的盲目与无序，最终只会走向失败。
国家管控的终极目的是在推进自身核心功能实现的同时，逐步打破现已存在的、对己不利的源规则，去重构符合自身价值观、能够保障自身永续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源规则，并力图使之成为主导世界的规则基础。目前，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举步维艰，跨国公司通过大规模直接投资，控制、垄断着相应的市场，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左右中国的生产、消费、贸易和产业结构，甚至影响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对中国的经济自主权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基于此，国家管控的出现将对打破目前发达国家对国际及中国市场的垄断，指导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增强企业及国家在全球的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家管控将对中国企业的集团管控形成强力支撑
国家管控的实质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在国家层面，以国家战略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结合军事为基础的综合国力，通过结盟、联合、分化、斗争、战争等多种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世界范围的伸张，保证国内经济的扩张和民族文化的传播，进而实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
无庸置疑，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一定是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为基础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一定是以中国的国家管控为支撑。否则我们面临更多的将是诸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石油失败这样的教训。
未来，在中国国家管控的强力支撑下，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步伐将会愈迈愈大，也会愈走愈稳。同时，在思想层面：国家管控和企业的集团管控一脉相承，不少国家管控的思想、模式、方法和工具都可以为企业的集团管控的探索提供参考。最近中国与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战略合作的深化，系列商业合作项目的签订都奏响了中国国家管控及其对中国企业集团管控形成有力支撑的号角！
2．国家管控将促进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深度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对于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改革中所采取的诸如：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央直属企业战略规划、中央直属企业加强集团控制力建设和对中央直属企业的绩效管理等措施，都充分体现了国务院国资委作为中国国家控股集团的管控整体思路和框架。
目前，中央直属企业已经纷纷开始通过各种措施实施国资委的统一部署：中移动在内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上的举措；中石油、中石化大举回购旗下上市公司股份，并以此为基础优化调整股权管理结构和资产管理体系；中粮集团以品牌管理和研发管理两大领域整合为突破口，加强集团控制力，推动集团战略落地。而在国家管控的战略思维下，国家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目前已有的集团管控体系，从而保障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稳定国民经济基石、提高国有经济活力，提升国有经济运行效率等战略目标的实现。
3．国家管控将促进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企业以中国国家管控为依托，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资源、能源领域。这既是合理配置资源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需要，也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的迫切需要，还是突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途径。比如，联想在美国的发展遇到阻力时，薄熙来和美国交涉，表明如果对我们的联想PC进行制裁我们就采取什么态度。该强硬时就要强硬，但也不能简简单单感情用事。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要拿我们庞大的市场换取我们自己的主权。这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管控，需要统筹考虑。
国家的支持决不仅仅是资金的支持，而是在异国同类产业竞争中，国家战略与国家战略的抗衡。我们说中国企业呼唤国家管控，并不是说国家每年要给华为100个亿或更多资金支持的问题，而是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TCL、华为以及其它国内有能力“走出去”的大公司给予像发达国家对其重大产业和公司的国际保护政策、产品保护政策、出口推进政策，通过外交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和国际法规等，使之纳入国家与国家合作与竞争的双边关系之中。
以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还屡屡碰壁，收购"优尼科"石油失败的阴影一直笼罩。但以国家管控为支撑，以国家战略为基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必将取得重大突破，百亿美元规模的交易定将横空出世。同时，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形式会更加多样、力度不断增强。
五、跨国企业运作给中国企业国际化带来的启示
国际化是企业组织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过程，并且这一成长过程必须形成消费者愿意追逐的品牌，这个过程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技术与市场资源的过程。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将遇到巨大的阻力，尤其是中国的企业将遇到史无前例的阻力。
当一个企业的行为跨出国门时，它的行为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而应该是国家行为，因此完全依靠企业去取得成功是困难的。长虹通过大量为别人制造产品的方式出口美国，是中国家电企业“给别人代生孩子”式的初级国际化方式，长虹最后撤出美国是美国彩电市场大门对中国家电工厂的关闭，而不是对一个企业说不；海尔则是采取了“自己养自己的孩子”的方式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也是一种成本巨高的方式；TCL则是以“继父式”的方式，希望以一个“困难家庭”为依托开始自己的国际化之旅，其成本之高我们已经看到。
现在，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中海油，中国联通在内的企业都在想走出去，我们该如何规划他们走出去的策略或者说时机，或者说如何去规避他们将面临的风险呢？
现在情况是人家已经制定了规则，不按照这个规则玩是不可能的。这时候，我们需要国家管控，需要通过国家管控积蓄我们的力量，大家一起做，就像韩国人一样，积聚国家之力，把这些力量集中起来，打开一个突破口，通过这个突破口，把防线撕开一条口子，要不然永远撕不开。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通过管家管控制定一系列措施，支持、保护、鼓励、引导、推动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走出去肯定是国家战略，既然是国家战略，走出去的法律法规必须由国家尽快出台，我们现在还没有。中国由原来的发展型向强国型转变的时候必然要走出去，但全球产业分工的现实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情况决定了如果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得不到国家管控的支持，中国优秀企业的国际化将成为一句空话。（作者系华彩咨询集团总裁白万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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