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崛起的批判性反思
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猫 于 2012-1-10 18:48 编辑中国文化崛起的批判性反思
2012-01-09
近几年以来，“文化崛起”一词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和媒体都发表了相关文章和报道。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应仅仅是政治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应包括更深层面的文化的崛起，并认为中国文化崛起的时机已经来临。 今年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并从政治上、制度上和人力物力上为推动文化复兴做出了安排，制定了目标。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这一决定，虽然没有明确的使用“文化崛起”这一概念，却在实际效果上促使知识界进一步关注和反思中国的文化崛起问题。
总体上来看，政府、知识界、媒体对中国文化崛起都抱以乐观的态度。但笔者对现阶段的中国文化崛起不那么乐观。事实上，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仍然没有走出上个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文化危机，现在的学术界也并没有取得富有成效的文化创新研究成果，文化认同依然没有建立，可以说现在谈论文化崛起还为时尚早。
中国文化还未到崛起之时
中国曾经有过位居世界一流的先进文化，但是自从清中叶以来，在欧美列强政治军事文化的压力下，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出现了颠覆性的危机。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百多年中，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负面的。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全盘“西化”，再到“文化大革命”，在有意识的批判和排斥下，中国人内心存留的自身文化因子日渐减少，现在新一代大学生很多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陌生，中国文化的危机也进一步深化：从对自身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发展到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的危机。
一九九五年， 余英时 先生在《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中写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不但如此，今天中国的文化危机反而更加深化了。现在离 余英时 先生观点的发表才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中国文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就走出危机而出现崛起的势头呢？
文化崛起现象出现的原因
仔细反思近一百年来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就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刻影响；国外学术思想的发展和传入也有很大的影响，有时候，这种影响甚至能中断中国已有的发展方向。此外，鉴于近百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文化民族主义和浮躁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是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并且，国内外许多专家都乐观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GDP排名第一的国家。中国已经是购买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通过掌握美国国债，中国可以对美国经济发挥重要影响。另外，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外，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也得到了快速增加。可以说目前的中国已经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但相对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文化并没有突出的影响力。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拥有灿烂的传统文化，却不具备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文化。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少分析人士纷纷指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文化，在政治和经济崛起之外，还得有一个文化的崛起。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文化作为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存在，对一个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在国际上不具有重要文化影响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的世界性大国，因此中国崛起的下一个目标应是文化的崛起。这种观点比较普遍，中国知识界也大都是从中国崛起需要的角度来谈文化崛起。
国际学术发展的转向对于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也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工业主义及其对人的自主性的严重束缚，使得西方思想家开始全面的反思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有一些思想家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文化能够弥补这种缺陷。为国人乐道的一个例子是，一九九八年，全世界一百多个宗教组织聚会，共同研究、寻找能为所有宗教组织认同的伦理规则，经过多天研讨，会议后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认为，这条共同的规则应该是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事件让中国人自豪了一段时间，其实，作为伦理学中的金规则，除了孔子说过外，基督教和康德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话。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促使中国思想界开始反思传统文化，随着反思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以前的那种一味的打倒和抛弃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信心开始不断增强。现在国内存在着“国学热”的现象。信奉儒家的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对于根治中国的现代问题还具有作用，并进而认为中国文化崛起的内容就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这些儒家文化研究者们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崛起的积极鼓吹者。他们的这种态度，被一些人评为“文化民族主义”。
毫无疑问，经过三十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无疑有了巨大的提高，许多中国人纷纷走出国门，去世界各地旅游和投资，随着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国外的新闻很快就能传回国内，国人对于世界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以前存在的对于美日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好的描述已经渐渐地为现实的新闻所取代，特别是西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文化危机更加破除了“西方文化就是先进的”这一观念。中国人也越来越自信了，但是在自信的同时，中国人却出现了浮躁的情绪，这种浮躁是自信心膨胀的必然结果。文化崛起就是这一浮躁情绪的产物。它不是建立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浮躁情绪上的，事实上，目前中国的文化并不具备崛起的条件。
中国文化崛起的基础还不够夯实
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依然是按照西方的各种“主义”来进行的，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有后现代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而并没有从传统文化内部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自我诠释理论，这种诠释方式不仅很难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帮助，而且是在用西方的各种主义来解构中国文化，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变成证明西方各种主义和理论正确的素材。
目前，中国学术界学术腐败现象严重，许多知名的学者都爆出来学术抄袭事件。具有独立学术思想的学者越来越少。学者们发表的学术论文，具有原创性的越来越少，许多都是为了应付考核和职称评定的应景之作。大学教授们大多在忙于申请课题和项目。这样一种学术研究氛围非常不利于文化的创新。
人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依然存在误解，特别是儒家文化。这种现象很常见，许多人一谈起中国文化往往都是批判的居多，马上就会联想到“酱缸文化”、“丑陋的中国人”等。一些大学生、研究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鲁迅笔下“吃人礼教”的印象中，许多人一听到儒家文化，还会露出一副反感的表情。这种民族文化心理非常不利于正确的认识传统文化，更遑论复兴传统文化。
“文化崛起”一词本身值得商榷
现阶段，我们谈论文化崛起，主要还是因为政治崛起和经济崛起大环境的诱发，它的使用也是主要为了和“政治崛起”、“经济崛起”进行文字对仗，并不是严谨的学术表述。“文化崛起”一词容易让人，特别是西方人产生误会，甚至恐惧。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政治崛起已经让一部分西方人恐惧了。
“崛起”概念具有比较深刻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一种主义或者势力的异军突起，并对原有的格局进行了冲击，甚至取代了原有的势力，如共产主义的崛起、中国在东方崛起，而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在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形成新的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是出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当文化认同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文化实现了复兴，但是文化复兴并不等同与具有政治含义的文化崛起。
“文化崛起”一词隐含中国人内心期望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主流并按照中国文化重构世界文化的意愿，就像中国政治和经济崛起让中国有机会、有实力重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但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发展是不一样的，未来的中国文化即使实现了复兴，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但也不可能成为全球主导文化，只能是全球主流文化之一，和其他主流文化一起共同多元并存。
“文化崛起”现象的出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它之所以能够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实际上反映了对于文化发展的内在焦虑。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反传统的还是维护传统的，其实在内心深处，都希望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灿烂文化能够得到复兴，但是文化复兴需要理性的态度，只有建立在理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诠释，这才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应有态度。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 姜志勇
本帖最后由 含英 于 2012-1-16 16:02 编辑
理性研究不应该包含任何目的，反言之，任何带有目的性研究都将使研究失去理性，对的文化也应如此。目的性的害处就是在研究还没有搞透彻时，就想着如何到目的，结果研究成了实现目的的手段，研究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客观性。
复兴中国文化不是不应该，而是不应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不幸的是，至少从梁漱溟开始，复兴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恋恋不舍就一直伴随着大多数中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如果说，这一目的使梁漱溟的文化研究出现了败笔，那么如今它已经使对文化的主流认识发生了彻底的偏离。因此，不必对“文化崛起”这样的词感到过于奇怪，更不必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而兴奋。
如果说这几年中国得到了发展，我们需要搞清的是支撑这种发展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如何由传统文化演进而来的，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猫 于 2012-1-17 00:26 编辑
含英 发表于 2012-1-16 16:01 http://bbs.21manager.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理性研究不应该包含任何目的，反言之，任何带有目的性研究都将使研究失去理性，对的文化也应如此。目的性的 ...
飞猫浅以为，所谓的文化崛起，更多的是指人的崛起，人在衣、食、住、行和娱乐的良性发展，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等等的良性发展。而人的崛起，离不开自己与他人、家庭、企业、国家、全球关系的共同的良性发展！
纵观全球国家发展史，有谁见过人民权益越来越少，国家发展越来越好？一个都没有。
纵观全球企业发展史，有谁见过员工权益越来越少，企业发展越来越好？一个都没有。
既然此路不通，那人们就需要多尝试、多实践、多创新人与人之间的发展模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模式。探讨研究、实践创新这些关系的最优文化、最佳路径、最科学的标准化模板，才能造就中华文化的崛起。飞猫大言不惭、一管之见，让含英兄见笑了。
…………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大时代。它由世界性政治、世界性技术、世界性经济、世界性文明所塑造，同时，它也更需要一种世界性的伦理文化，来拯救人类空前的价值观大失落、大混乱，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大同。
超国界、跨文明，既非此亦非彼，互相跨越界限、种类、性质的全球性的力量无所不在，到处行动。同时，金融危机、网络骇客、环境污染、基因变异、资源滥用、毒品买卖、犯罪活动、恶疾传染、种族冲突、人口爆炸、恐怖袭击，热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威胁等等，都可能或已经成为蔓延全球的灾难性问题。唯其如此，形形色色信仰危机或“信仰真空”导致的价值观念空前大失落和大混乱。如果人类不能在最起码的共同价值、规范、与行为准则上建立共识，全球化未必导向美轮美奂的世界大同，却可能成为无休无止致命麻烦的根由和穷途末日的深渊。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由来自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大小宗教的六千五百余名代表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探讨全球性的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并且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是历来门户森严、各奔前程的宗教界因应信仰危机，决意走出传统神学和哲学界那种脱离现实的哲学思辨的漫天浓雾，回归大本大源，追求清新简明共识基础的破天荒历史性举措。
伦理，指的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关系准则，亦即道德要素。人类的价值观念是多元的、变化的。比如每个足球队，如果要踢好比赛，前提就是得有一定的规则，不能北京、新西兰、纽约都有不同的规则，否则就乱了。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必须有一个全球性的，最基本的规则，否则全球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尤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文化，必须有几个最基本的全球性伦理。这里指的并非一个全球伦理制度，或一个全球的意识形态，或一个新的全球宗教。指的是少数几个所有人都认同的伦理标准。
用飞猫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全球化伦理标准的基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人类对美好人事的崇景向往，对丑恶人事的厌恨排斥。人性，推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也，它是人类伦理永远不可颠覆、不可磨灭的共同标准。
《宣言》签署者们承认：“不同的宗教和伦理传统，对於何为有益，何为无益，何为对，何为错，何为善，何为恶，常常提出彼此十分不同的根据。我们并不想掩盖或忽视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严重分歧。然而，这些分歧不应当阻碍我们公开宣布这样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人们已经共同拥有并共同肯定的，而其中每一样东西，都以我们自己的宗教或伦理根据为基础。”
他们认为：“数千年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辞，即：‘你希望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全球伦理基金会创建者，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起草人，世界著名哲学家、神学家，德国杜宾根大学荣休教授——孔汉思先生说：全球伦理最简单最基本的两个伦理框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两点：一个是基本的人道，即孔子说的“仁”，人人都必须得到人道的对待，不能以非人道的方式来对待人。第二个是孔夫子在人文规则的历史中设立的第一个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说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它体现了“所有人类伟大的伦理与宗教传统的共性”，称为普世伦理中的道德金律。
在孔汉思所著《世界伦理新探──为了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世界伦理》中，列举了世界历史上各主要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关於道德金律的种种表述：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
──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塔木德.安息日》）。
──基督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路加福音》）。
──伊斯兰教：“人若不为自己的兄弟渴望他为自己而渴望的东西，就不是真正的信徒。”（《穆斯林圣训集》）。
──印度耆那教：“不执着於尘世事物而到处漫游，自己想受到怎样的对待，就怎样对待万物。”（《苏特拉克里坦加》）。
──佛教：“在我为不喜不悦者，在人也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阿含经》第一部份：《相应部》）。
──印度教：“人不应该以己所不欲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乃是道德的核心。”（《摩柯婆罗多》，印度史诗）
综合上述种种关於道德金律的表述，大致可以归纳为积极和消极两种表述方式。积极表述为：你若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待人。消极表述为：你若不愿意别人这样待你，你就不应当这样待人。两种表述尽管有所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我对别人对我行为的所欲所求（不欲不求），应当成为我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规准。
…………
孔汉思说：在“全球伦理宣言”中，有四个基本的方向，这四点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宗教和伦理体制中：一、“勿杀”，这是要捍卫人的生命，推崇生命的价值，遵循的是非暴力的原则；二、“勿盗”，这是为了捍卫财产，是推崇公正的价值；三、“勿撒谎”，这是为了推崇“真”的价值；四、要尊重各种文化传统、权利和性别平等。这些规则可以用在中国、欧洲、美国任何地方。在这个全球伦理之下，美国总统也不能撒谎，华尔街不能偷钱，任何人都要遵守这个伦理。
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日本，都没有办法单独建立一种全球的金融体系，也没有办法独自推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中国很可能成为火车头，将世界拖出经济危机的泥潭。
但是我看，中国在处理未来国内外事务中，要反思自己的伦理传统，然后才能发挥这种举足轻重的全球政治作用。许多中国人都很担心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只有那种强调“人”、强调自我、强调德行的伦理观念，才能够有未来。
真正拥有未来，又能够对全球伦理做出贡献的中国传统精神，体现在孔子的《论语》之中，另外还有一种民族精神，就是倡导真正的人道。视个人为社会的一分子，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民族主义的精神，将人和人的关系建立在普遍的伦理之上，而不强调自私自利。
在这种全球秩序的新框架中，我们应该注意儒教一直强调的一些东西，比如民族精神先于精神和政治，伦理个体应该先于一切制度。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秩序，能够让人类引向道德职责和社会责任，当然也认可他们合理的利益追求。
…………
2000年9月，孔汉思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就中国传统伦理与全球伦理问题，与20多位知名学者讨论座谈。2001年，孔汉思带来自己的著作《政治与经济的“全球伦理”》，在第二届全球伦理与中国传统伦理大会上，与中国学者交锋探索……“在我对世界伦理及宗教对话长年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当此第二、三千纪流转之时，中国智慧在21世纪将成为共同的人类伦理。这种能为或大或小的社会或人类群落，提供价值标准或行为准则底线的伦理法则，将成为全球伦理最奇特的动力源泉。”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孔汉思表示，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无力单独重建新的金融体系。面对失控的西方化、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的物质主义，也许“东方智慧”能成为解决危机之道。“回首反思并审视曾令人钦佩的中华伦理传统，中国或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认定中国传统伦理中“和而不同”是全球伦理核心价值基础，将“仁”和“推己及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孔汉思在痴迷于中华传统思想精华的同时，也敏锐感觉到，面向未来，作为全球伦理基础的中国传统伦理，不会是传统儒教。“那种保守的思想，仅仅从事枯燥乏味的文本研究，偏爱没有平等、等级分明的社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没有未来的！中国和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以真正的人道为核心价值的民族精神，一种将人与人的基本社会关系建立在普遍伦理价值基础上的民族精神，这些价值观不取决于私利……”
好婚姻，绝对是可预期的
这里讲的是好婚姻是可以预期的。一个政策好或坏，是否可以预期呢？对医改新方案带来什么结果，是否也可以预期呢？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 我不敢说，但是，我这里给你讲一个故事，是献给所有未婚，将要结婚，和已婚的好朋友!!大家要看喔!是很发人深省滴。
我的母亲（当然不是我的母亲，但我母亲也具备这种本性）是个非常好的人，自小，我就看到她努力地维持一个家。她总是在清晨五时起床，煮一锅热腾腾的稀饭给父亲吃，因为父亲胃不好，早餐只能吃稀饭。
然后，还要煮一锅干饭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正在发育，需要吃干饭，上学一天才不会饿。
………………………………..
每个星期，母亲会把被褥搬出去晒，晒出暖暖的太阳香。每天下午，母亲总是弯着腰，刷着锅子，我们家的锅子每一个都可以当镜子用，完全没有一点污垢。
晚上，她努力蹲在地上擦地板，一寸一寸仔细地擦拭，家里的地板比别人家的床头还干净，打着赤脚也找不到一丝灰尘。
我母亲是个认真辛劳的好女人。然而，在我父亲的眼中，她却不是一个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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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当然不是我的父亲，但我父亲更具有男人的这种本性）是负责的男人。他不抽烟、不喝酒，工作认真，每天准时上下班，暑假还安排功课表，安排孩子们的作息，他是个尽责的父亲，督促孩子在功课上有所成就。
他喜欢下棋、写书法，沉浸在古书的世界。
我的父亲是个好男人，在孩子们眼中，他就像天一样大，保护我们、教育我们。只是，在我母亲的眼中，他也不是一个好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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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看到母亲在院子的角落中，暗暗无声地掉泪。
父亲用语言，母亲用行动，表达了他们在婚姻中所面对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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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程中，我看到、也听到父亲与母亲在婚姻中的无奈，也看到、感受到他们是如此好的男人与女人，他们值得一椿好婚姻。
可惜的是，父亲在世的岁月中，他们彼此的婚姻生活都在挫折中度过，而我，也一直在困惑中成长，我问自己：“两个好人为什么没有好的婚姻﹖”
…………………………………..
我（当然不是我，我是男的。）长大后，进入婚姻，渐渐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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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的初期，我就像母亲一样，努力持家，努力地刷锅子、擦地板， 认真地为自己的婚姻而努力。
奇怪的是，我不快乐；看看我的先生，似乎他也不快乐。我心中想，大概是地板不够干净，饭菜烧得不够好，于是，我更努力擦地板，用心做饭。
似乎，我们两个人还是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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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我正忙着擦地板时，先生说﹕“老婆，来陪我听一下音乐﹗”
我不悦地说﹕“没看到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没有擦﹗”
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呆住了，好熟悉的一句话，在我父亲母亲的婚姻中，母亲也经常这样对父亲说。我正在重演父母亲的婚姻，也重复他们在婚姻中的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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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领悟出现在我的心中。
“你要的是﹖”我停下手边的工作，看着先生，想到我父亲..... 他一直在婚姻中得不到他要的陪伴，母亲刷锅子的时间都比陪他的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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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做家事，是母亲维持婚姻的方法，她给父亲一个干净的家，却从未陪伴他，她忙着做家事，她用她的方法在爱父亲，这个方法是“做家事”。
……………………………
而我，我也用我的方法在爱着我的先生。
我的方法也是母亲的方法，我的婚姻好像也在走向同一个故事，两个好人却没有好婚姻。”
……………………………
我的领悟使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停下手边的工作，坐到先生的身边，陪他听音乐，远远地看着地上擦地板的抹布，像是看着母亲的命运。
我问先生﹕“你需要什么﹖”
“我需要妳陪我听听音乐，家里脏一点没关系呀， 以后帮妳请个佣人，妳就可以陪我了﹗”先生说。
“我以为你需要家里干净，有人煮饭给你吃，有人为你洗衣服.....”
我一口气说了一串应该是他需要的事，“那些都是次要的呀﹗”先生说。“我最希望妳陪陪我。”
原来我作了许多白工，这个结果实在令我大吃一惊。
我们继续分享彼此的需要，才发现他也做了不少白工，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爱对方，而不是对方的方式。
……………………………………………………………………
幸福的路径
自此以后，我列了一张先生的需要表，把它放在书桌前， 他也列了一张我的需求表，放在他的书桌前。
洋洋洒洒十几项的需求，像是有空陪对方听音乐、有机会抱抱对方、每天早上kiss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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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项目比较容易做到，有些项目比较难，像是“听我说话，不要给建议。”
这是先生的需要。如果我给他建议，他说他会觉得自己像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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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真是男人的面子问题。
我也学着不给建议，除非他问我，否则我就只是倾听，顺服到底，连走错路时也一样。
这对我实在是一条不容易学习的路，不过，比擦地板要轻松多了。
…………………………………………………………
而我们在需求的满足中，婚姻也愈来愈有活力。
在我累的时候，我就选择一些容易的项目做，像是“放一首放松音乐”，自己有力气的时候就规划“一次外地旅游”这样的事情。
有趣的是，“到植物园散步”是我们的共同项目、共同需求，每次婚姻有争吵，去到植物园，总能安慰彼此的心灵。
其实，这也可想而知，原本我们就是因为对植物园的喜爱而相知相惜，一起走入婚姻，回到园子就会回到多年前彼此相爱的心情。
问对方：“你要什么？”这句话开启了婚姻另一个幸福之路。
两个好人终于走上幸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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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也知道父母亲的婚姻为何无法幸福，他们都太执着用“自己”的方法爱对方，而不是用“对方”的方式爱另一半。
自己累得半死，对方还感受不到，最后面对婚姻的期待，也就灰心而死了。
既然上帝创造婚姻，我想，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好婚姻， 只要方法用对，做“对方要的而非自己想给的﹗”
好婚姻，绝对是可预期的。 人与人之间（漫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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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猫 于 2012-1-17 00:56 编辑
“好婚姻，绝对是可以预期的”的中心思想，人与人之间（漫画）的人文思想，都不同程度折射出先哲孔子“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指人心的远见卓识。其实这种精神文化，不论是在婚姻生活的关系上，还是在商业经营、处世为人上，人类的本性都不约而同的、情不自禁的遵循这个伦理标准。
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更多的是，他人喜欢的施于的少，自己喜欢的索取的多。就像“好婚姻，绝对是可以预期”一文中父母不美满的婚姻一样。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行，却与正确的成功发展之路背道而驰。就如同商业经营一样，一个企业最好的广告，就是自己的回头客。先哲管仲说得好：“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用飞猫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全球化伦理标准的基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人类对美好人事的憧景向往，对丑恶人事的厌恨排斥。人性，推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也，它是人类伦理永远不可颠覆、不可磨灭的共同标准。
举例：受人们喜欢的性格
１、愉快。能给他人带来愉快的人，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无法拒绝它。
２、真诚。它象征着安全感。……
３、宽容。它象征着权力与勇气，无论什么人都愿与他结盟……
…………
在这里，飞猫不由感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识，感慨由来自世界上一百二十多个大小宗教的六千五百余名代表的共同认同，可当前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呢？惨不忍睹，极端漠视。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经过了百年屈辱史、五四运动以后，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技)相继来到中国，自由、平等、民主的西方思想也开始广泛为中国知识份子所接受。中国几乎完全是一个接受西学的过程，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学发展壮大的内容，整个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都在西方思想意识形态的框架之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思想）。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似乎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复兴落到实处。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经济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几千年来，很多哲学家都忠告我们：“要认识自己”。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它解释为仅仅认识自己消极的一面。大部分的自我评估都包括太多的缺点、错失与无能。认识自己的缺失很好，可借此谋求改进。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认识自己消极的一面，就会陷入混乱，使自己变得没有任何价值。
二十世纪初，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落后挨打，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伍，于是像东方不败一样，“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式的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代替西方人站起来狠狠的打倒、否定了自我，全面引进和依靠西学，以图挺直中国人民的腰杆实现伟大复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又把批儒反孔推向极端。也难怪香港回归以前，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她的这句话让中国的精英专家们非常不舒服，但从她说过这话到现在，中国的确没有出现大的思想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人不仅否定古代文化，而且全面否定近现代乃至当代文化，并且在上世纪末汇成了一股民族虚无主义（即无视民族特点，抹煞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甚至认为“民族”是虚构的概念）的思潮。
这三个阶段，对我国传统文化和自信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重重创伤。
…………
难道真要西方人像学习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学会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加以建设性的运用、创新，反过来高价出口卖给中国人？建起坚船利炮反过来攻打中国？
对此，作古近千年的欧阳修可能会问我们：“尔等知修不知修？” 本帖最后由 含英 于 2012-1-17 16:45 编辑
在此次汉学大会的主题发言中，孔汉思表示，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无力单独重建新的金融体系。面对失控的西方化、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道德沦丧的物质主义，也许“东方智慧”能成为解决危机之道。“回首反思并审视曾令人钦佩的中华伦理传统，中国或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很多人愿意拿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赞美之词说事，把中国传统文化当做拯救西方的观世音。这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梁漱溟早就说过了——我说的他的败笔就是指这个。当然，普救世界众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基本的人生价值，但是不是恭维之词还是能够听出来吧？
整天讲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了解多少？不是会掉几本书就懂传统文化的。文化与国学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国学大师照样会对传统文化照样会一无所知，这是专业的不同而已。飞猫兄，是否理解这句话？
人性，并不是“推之四海而皆准”，而是四海之内皆如此，人性是总结出来的而不是推广出去的，“推之”是有目的性的，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愉快、真诚、宽容真的是受人们喜欢的性格吗？愉快有可能，但是真诚、宽容却并不是有些人所喜欢的，他们至多是口头上的喜欢而已；即使是那些喜欢的人，对真诚和宽容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与此类似的其它的一些人性，也都是经不起严谨推敲的。
伦理准则并不完全是基于人性的，而是用于规范人性，要不为啥叫准则呢？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什么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因为它并没有规范“己所欲”，它隐含的意义是”已所欲施于人”，这比“己所不欲施于人”更为可怕，因为不欲施于人，人还有反抗的余地，而欲施于人，人反抗的余地几乎没有了。看看吧，“我是为了你好”几乎成了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根源，那个什么《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其意图就是在”已所欲施于人”，类似的那些推崇普世价值的也是如此。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准则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准则是“勿施”——无论欲与不欲，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别人。人的本性是双重的：于己，不想受到别人意愿的干扰；于人，总想强加给自己的意愿。要想规范伦理，不能兼得，只能取前者，故而是勿施。飞猫兄，理解否？
莫伊尼汉的名言：“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对于这句话，如今我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同样也可以使文化沉沦；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文化走正是这样一条沉沦之路。
人都是复杂的，当政治倡导或是迎合了其中的某些方面的时候，这些方面就会迅速的成长起来，当其成长为主流的时候，文化就发生了改变，或沉沦或免于沉沦。
因此，今天的文化课题不是去拯救西方，而是如何自救，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但不是文化一定能够被改变，有些事情发生了往往是不可逆的。 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猫 于 2012-1-17 23:15 编辑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虽然不可能再度直接成为新文化，但其内在的基本文化精神却可以经过批判、改造、继承、弘扬，而再度成为新文化、新商业文明的增长点。
先贤们的优秀理论著作，所言所行的历史典故，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的考验，持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是因为它们有着财富远远无法比拟的内在价值！
它们就象黑夜中的灯塔，在茫茫的黑暗中，发出智慧、财富和成功的微光，照亮了在前进道路中不畏艰难的勇敢探索者，引领他们不断走向成功的伟大彼岸。
因为历史往往会惊人的不断重复着，今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古代的先贤们已经重复了不知多少遍；
因为先贤们经历了血与火的诸多考验，他们经历了更多的失败，受到过更大的损失，遭遇过更大的困难打击，同时，他们也获得了更大的收获，更大的成功，更大的顺利发展。他们在书中的每个字，曾经是用许多的苦难血泪、成功喜悦、成败得失所堆集起来浓缩而成的。
所以，看书学习须从经典起，文化创新必须从经典开始，只有从开始打好坚实的基础，手才能伸向那遥远的天空。中国人常说的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将立言列于三者之首，是为了后人们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规避他们走过多的冤枉路，付出不必要的时间与汗水，从而进军更伟大的人文高地。
…………
中国古代的文字道理，相比较于现代的白话文，其蕴意更加深刻曲折、多层面多角度、晦涩难懂，不像现代文的大白话平铺直叙、一目了然、简单易懂。这也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推行“白话文运动”，利于普及提高人民思想觉悟、摆脱中国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原因之一。
古代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那时候读书是很贵的，不像现在是全民普及。书一般只有大家族才有，代代传承。读书人少，老师也少。读书是古代少数人“士”、富裕家庭的权利，大多数的人（农工商阶级）是读不起的，寒门想看书则只能到公立的地方去借，借后归还。“黄生借书说”的典故就是案例。一个农家如果供养一个读书人的话，意味着一个劳动力的减少。对一个亩产100来斤的古代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了。
古人读书首选是为做官，次之则是教书或给官老爷当幕僚，例如孔子这个大教书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费。古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例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就是说读书人不会耕田、不会做工、不会算账、更不会上战场杀敌，一旦考不上功名，就什么用也没有了。古时读书范围是比较狭隘的，而现在的读书人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学习各种思想理论、读各种专业，现在的“读书”比古时要丰富的多，谋生用途也广泛得多。
古人十年寒窗苦读，为的是一朝金榜题名，一旦提名可就是公务员了，所以古代的读书人，学习一般都侧重于政治和管理方面的。而现在全国１３亿人，这么多读过书的人，做公务员的实属少数。这就是古人与今人在学习的方向性上的差别。
…………
文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当然，文化也包涵了国学。当今的国学大师，可不是自封大师就是大师，需要人们的共同认可。现在九十多岁高龄尚健在的南怀瑾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
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传统文化能历经几千年而不灭。自然有其悠久的生命力，值得人们深度挖掘、创新。例如管仲的治国思想，例如孔子之道，例如比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经济思想，早了约二千年的萧规曹随。例如流传千年博大精深的《周易》、《武经七书》等。
例如南怀瑾老师注解《素书》中的一句话：“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嗜欲者，伤身、败德、破家、覆国之本。能绝嗜寡欲则反是。
秦穆公因信奉“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思想，勤俭治国，秦则得天下。汉文帝以崇尚节俭，力戒奢侈，遂有“文景之治”，汉武帝继统，乃得以开疆以威四夷。
中国古代“隋灭于贪得无厌，苛政猛于虎；唐兴于以史为鉴，休养于民生”的隋唐兴衰史，现代的北欧经济发展模式（请参考“借贷消费模式还能走多远http://bbs.21manager.com/dispbbs-417620-1.html”），欧美与中国的经济现状，美国建国初期的清教徒文化（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捐钱）……，皆可以明证“绝嗜禁欲所以除累”这句嘉言的正确性、久远性！
本帖最后由 会飞的猫 于 2012-1-18 01:08 编辑
飞猫是随想随写，杂乱一些，俺是感慨“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个思想，在不少领域都可以通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人类社会得以不断进步的出发点。而飞猫转贴的“好婚姻，绝对是可以预期的”一文，则是孔子这种思想精神的理想阐述，这是一种平等互利、互相契约、互相满足的良性发展关系。当然，也同时隐含了如果不遵守相互沟通后的约定，则为互不满足、互相克制的发展关系。孰优孰劣，孰多孰少，人们的选择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含英兄说：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准则是“勿施”——无论欲与不欲，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给别人。人的本性是双重的：于己，不想受到别人意愿的干扰；于人，总想强加给自己的意愿。要想规范伦理，不能兼得，只能取前者，故而是勿施。
每一个人的思想各有不同、百花齐放，实属正常。也许您所想的方面是特定的，与孔子所说的前提条件不一样。
规范伦理，法律就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刚性标准，它讲究人们言行规范最起码的底线，讲究每一个人对于“私利、他利、公利”生存发展的底线。这是顺其天道自然的一种正义，是顺其自然规律和谐发展的一种坚持。
如果勿施，如果没有法律，人民生活岂不是天天像防贼一样？大家如何能安居乐业？天下岂不大乱？（当然，您的勿施，是指自己的意愿不强加于人。但孔子的思想却比您的观点，先进明确、主动积极多多）
商人做生意，想赚客户的钱，想扩大再生产，他就必须持之以恒的想尽一切办法在质量、价格、服务上面下功夫，满足顾客的欲望，这样才能让客户喜欢、满意，客户喜欢、满意了，付款自然就大方了（他不大方，你下次也可以不大方对他，或者把这种客户让给对手耗费资源，呵呵）。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于自己喜欢的、满意的、需要的，都是乐于付出，乐于奉献，乃至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一个企业最好的广告，就是自己的回头客。先哲管仲说得好：“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如果商人怕打扰客户，在质量、价格、服务上，不从客户喜欢的、满意的、需要的方面出发，谈何生存发展呢？难道让客户们返回改革开放前，看黑白电视机？吃粗粮？穿麻布衣服？步行走远方？
勿施的企业，还能生存至今吗？恐怕活不过几年吧。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１３亿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的周其仁先生认为：
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依据含英兄“勿施”的逻辑思想，恐怕会步前苏联“重军工、轻民生、被西方国家阴谋瓦解”的后尘，或者是像老子所说的那样“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孔子有云：“己欲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
管仲有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黄石公三略》开篇语有云：“故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
法律如此，商业经营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亦如此也，都是基于人类对美好人事的憧景向往，对丑恶人事的厌恨排斥而做出决定选择。这个如此，指大体上、相对总体而言。毕竟，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是人就必然有不足、错误、做恶人的时候。历史，也有黑暗腐败的时期。
飞猫的一管之见，不对不妥之处，请含英兄指教。
飞猫兄洋洋洒洒，我是对应不上了。咱们之间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当然也是无法说服对方的。其它的方面不再讲了，只说一点文化这个概念吧。我把07年初的写的《中国传统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部分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文化”并不是古已有之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
首先要说的是，“文化”作为一个明确的人类学概念，通常被认为是英国人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来的。这本书是1871年的出版，距今不过一百多年时间，并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古已有之”――“古已有之”的是文化本身而非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文化，但是直到人类学家把这种东西明确下来，并称之为“文化”以后，人们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它。
很多人有着一种“古已有之”的情节，对于现在的一些外来事物总有人喜欢去翻经倒史，来证明这东西我们老辈儿早就有了，这就是虚伪的民族自尊心在作怪。比方说足球，尽管中国男足踢得不怎么样，但是早有人考证出这玩艺儿起源于中国古代的蹴鞠，而一部反映北宋时期的电视剧里就按照现代足球的方式“蹴鞠”起来。这也太不把历史和文化当回事了。现在足球是一种集体性的比赛项目，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中国古代的体育活动实际上很少，具有集体竞争性质的项目更是罕见，大多是带有杂耍性质个人的技巧项目。有人说，中国足球踢不好是因为中国人缺乏集体协作精神，这个从文化上讲还是有一定道理。实际上，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过类似的球类活动，都会用一些东西做个球，踢一踢玩一玩，但是具有集体性质的和公平竞争性质的这两个特征的却很少见，而只有英国人的发展为今天的足球，这就是文化使然。不是用脚踢的都是足球，关键要看为什么踢，怎么踢。一个崇尚集体和竞争精神的民族，他们在娱乐和游戏时也会体现出集体和竞争精神；而一个缺乏集体和竞争精神的民族，在玩含有集体和竞争精神的娱乐和游戏时，也玩不好。
对于“文化”这个概念，也有人考证说这个词我们早就有了，在《易经》里就有。但是《易经》里是怎么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易经》里的原话；稍后的西汉刘向的《说苑》也有——“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当然其它典籍里也有，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词汇，实际上是 “以文化人”这么一个词组，是指文治、教化，是用“文”，也就是忠孝仁义等这样的思想来教化民众，是与以武力统治相对的。无论是“以文化人”还是其中的“文”，都不是文化，但却是中国传统统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文化人”是历朝历代在和平时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统治原则。这个后面还要提到。
文化的意义
其次要说的是，理解文化仅从它的概念入手是不够的，要真正理解文化这个概念就必须先理解文化这个概念的意义，即为什么要有文化这个概念。
通常，讨论一个概念我们会从它的定义入手，但是对文化这个概念，这种做法做却不太管用，因为文化的定义太多了。1952年A•克罗伯 和C•克拉克洪出版了《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评述》，这是一部专门研究文化概念的书。书中统计，文化的定义有一百六十多种之多；而且作者又把它们分为了六大类。如果现在统计的话，就更多了。这么多的定义，有的相近，有的毫不相干，你说究竟该从哪一个入手？
泰勒当年给出的定义是最为原始的了，也是被认为最为权威、最常引用的定义之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他给出的定义：
文化，或文明，从较广的民族之意义上看，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就这段话来看，与其说是泰勒给文化下了个定义不如说是给文化划定了一个研究范围――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能力和习惯。从这个定义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这个复杂的整体就要叫做文化。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初泰勒给出的定义能再明确一下的话，也不会让后世在这个概念上这么乱倒、互相掐架了。减少混乱倒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想彻底“一统江山”却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的范围太广泛了，自从泰勒确定了这个课题以后，人们的研究就在不断地深入和扩展，文化的范围也就在不断的在扩大；而另一方面，人们的认识能力却是很有限的，在进行研究时必然要选定一个有限的范围而且着眼点也往往不尽相同。这就注定了是每个人眼中的“文化”是不尽相同的。实际上，每一个研究文化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讲解的需要给出一个乃至若干个定义。
从定义上看来是不行了，要想了解文化就得另辟蹊径，这条蹊径就是文化的意义。也就是说，要弄明白为什么要有文化这个概念。人们都是在不得已、在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发明”一个概念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需要、这种思想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当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采用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理解这个概念了。其实，不仅是文化，其它一些概念的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
那么泰勒为什么要确立文化这个概念呢？在《原始文化》这本书里，泰勒先是确立了文化的概念，不久就给出了确定这个概念的缘由，他是这样说的：
广义的历史哲学，是根据一般历史规律来解释过去的人和预言未来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现象，它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在现实的科学条件下，甚至连卓越的智慧借助于最广泛的调查研究也很难胜任。但是，这一任务的某些部分，即使是够困难的，看来也是可能完成的。如果在研究中把整个历史中心的一个领域代替整个历史，这个领域就将局限于历史中我们称为文化那一部分，因为历史不仅是部落和民族的历史，而且也是知识发展的历史，宗教、艺术、习俗等的历史，那么调查研究就会处在一个比较适宜的范围之内。
泰勒的这段话很复杂，简化一下就是：历史太复杂了我们研究不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只研究他所定义的文化这一部分，就可以完成解释过去和预言未来这么一个任务了。现在，我们明白了，研究文化，就是要寻找规律并用它来解释过去的生活和预言未来的生活。这就是文化的意义。
文化及其研究的意义在《菊花与刀》这本书身上得到了好的体现。《菊花与刀》是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特的主要著作之一，它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1948年日译本出版后，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成为日本国内最畅销的书之一。
在这本书里，鲁恩•本尼迪克特是这样描述她的工作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文化模式”是鲁恩•本尼迪克特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内含多个“模式”，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的有机整体。在这本书里，鲁恩•本尼迪克特就是在用“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明白了日本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就为美国的对日决策提供了依据。
对于文化研究的意义，埃德加•沙因的解释更为直接，他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开篇就讲：
企业文化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如果不了解现行的文化力量，做出的决定就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违背意愿的结果。在我讲到的故事中，这些结果有时是我们想得到的，有的则不是。（在一些例子中，我使用了虚构的名称，并用引号表明。）关键是，这些结果发生了，如果一开始就重视文化因素（又称文化元素），我们本可以预见到的，并且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提前进行预防。
确实，人类社会有太多太多的现象可供我们去研究，如果不找到某种视角和方法的话，我们并不能够有效地从中发现人类社会的活动规律，更不能靠这些规律来解释过去和预测未来。泰勒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他划定的那个范围就有利于人们这样做的。现在我们说泰勒是人类学的鼻祖，说文化这个概念是打他那儿确立的，不是因为他给的定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他划定了文化的研究范围，确立了文化的意义和研究方法，为人类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文化并不是一种具体的存在，它是从一个群体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一种东西，用来描述和解释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即它不仅描述了这个群体是怎样生活的，而且还解释了这个群体为何要这样生活。这样，我们就有可以根据我们对它的理解，对这个群体的过去做出解释并对未来的状态做出一些预言。显然这种东西，并不是价值观、信仰、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这些词可以替代的，也不是这些东西的简单组合和叠加，而是包含了这些东西的一个有机整体，这种东西我们就称之为“文化”。
既然文化是用来描述和解释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的，那么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生活就会有不同的文化：古代人的生活是古代文化，现在人的生活就是文化（通常我们说文化都是指当代的文化，不加现在这个限定词）；中国人的就是中国文化，西方人的就是西方文化；生活中有关服饰方面的就是服饰文化，有关饮食方面的就是饮食文化。
另一方面，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仅从中抽取某一个部分，而割裂的它与这个整体的关系，那么它就不能称之为文化。比方说，我们常用群体的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某种特征来称谓一种文化，象“骂人文化”、“酒文化”等等，但如果人们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生活方式本身，而没有更进一步去探究它的意义，那就只能是生活方式。比方说，酒文化，饮酒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很有研究价值的，但是如果人们只是在研究酿造、酒器、八大名酒的特点等这些东西，而没有进一步去探讨这些方式的意义，那么只能说是在研究饮酒而不是在研究文化。同样，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学说，这是中国古代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如果我们只研究这些思想学说本身，而没有去研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它们社会意义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影响这些方面，那么我们研究的只是中国传统思想学说而不是研究文化。当然我这么讲，并不是否定其它研究的意义，而是让人们能把它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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