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君王”开创了管理者的第一个原型
<br/><p align="center">“君王”开创了管理者的第一个原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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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中国最早担任“君王”实职的，应该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三皇的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还有一说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五帝则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因为没有详实的史料，中华文明初创的这段历史，更多的是传说、寓语或神话。但我们大略可知，这些最早的王者，是当时号召 力极强的群众领袖，或者可称为成熟期的氏族首领。 </p>
<p align="left">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令他们成为最早的人类领袖？</p>
<p align="left">有一个答案是他们似乎具备超乎凡人的能力。试想构成人类文明基础的重大发明，很多是由这些人类的第一代巨匠创造。包括种植、养殖、文字、历法、医药、食 物、衣服…今天我们为某些产业或科技的创新而欢呼，但与“三皇五帝”的发明创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这些远远超越时人的智慧，加上他们神奇的长寿（传说都 在百岁以上），使他们在那个蛮荒时代，有如神人般得以拥戴。后来的帝王大多也有“非常”之才具，即便进入“清朝末代”，历位君主也都发愤努力，军事武功和 书画文章一样不敢懈怠。史上无能之辈为君的也有，很少，也做不长久。</p>
<p align="left">另一个答案是他们似乎确有高尚而无私的德行。 “禅让”的故事今天的小学生都耳熟能详，而《三字经》、《五字鉴》等所生动记载美德美行，早就让历代的小学生们顶礼膜拜。以至于孔子决心毕其一生来恢复先古帝王创造的政治文明。</p>
<p align="left">三皇五帝之后的君王，可谓良秀不一，功过各异。据统计，中国一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59个帝王，包括397个“帝”和162个“王”。无论正史、野 史，这些皇帝的言行和评介无一遗漏。有的被赞一代天娇（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还有的被贬昏庸无能（如商纣王、晋惠帝和隋炀帝），也有的虽治国无能却不输才德（如宋徽宗的书画和唐高宗的德行）。</p>
<p align="left">我们受过的教育说历史是统治阶级所编撰（虽然创造历史的是人民）。但透过不同的记述和传说，我们还是能大略识别出这些人间王者，何以获取了大众的拥戴和臣 服？答案可能是“超凡的才能”令他们创造出震憾性的奇迹，让凡夫俗子追随其后。也可能是“出众的德行”让他站上道德至高点，而其领导权就拥有了合理性基 础。也许是“非常的手段”或“天命的安排”，某种偶然性，让他而非同样具备超能和德行的其他人戴上王冠。但天命（或个人命运）已超过了管理学研究的围范。</p>
<p align="left"> 作为管理者的第一个原型，皇帝管理权的获得基于超能、德行或天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不同管理者拥有合法性的共同基础。那就是：他在做事的技能上必须 高于普通人，而他在利益的分配上又有足以赢得众人信任的品德，加上一些说不清楚的偶然性。</p>
<p align="left">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君王原型中的“被管理者”。他们何以臣服于他？我们起码发现了其中的三个原因。</p>
<p align="left">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且不同个体的能力差异很大。所以一方面要追求人的群体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又必须认可最强势的个体拥有更多的支配力。这种支配的权 力既包括分工和劳作的策略、方法，也包括分配规则的确定。</p>
<p align="left">其二，个体人的寿命有限，经验、习俗是有限生命中产出最大化的有益工具。逐步累积的制度模式随社会演变而不断优化和调适，而不是突变。文明创始时代的卓有 成效的皇帝原型，被当成有效的基准模式而贯彻。以至于“国必有君”成为无可置疑的信念。至今也是。</p>
<p align="left">第三，一旦管理原型中一种基准要件确定（比如君王的统治权确定），其他的要件将因应而产生，系统经自我调适而逐步稳定。此后，即便有少数个体因自我意志和 自我价值诉求而对抗系统，也很难再撼动整体。这也是为什么历朝都有造反的，却没有几个能成功，就算是“成功”的，也只是由自己再做还皇上，复归于君王原型 的统治系统。</p>
<p align="left">我们同样能理解，这三点也是后来的管理原型中，被管理接受管理的基因。</p>
<p align="left">在“你情我愿”（起码表面如此）中，君王原型的管理似乎是合目标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但这一原型又有其内在的缺陷。缺陷的核心在于皇帝本人：皇帝担当了 “神”的使命，但他终究只是一个“人”。这是其回避不了的内在矛盾。一个集中了全部最高权力的人，如何让他的决策不出错？靠武功、文章和字画，仍然不够。</p>
<p align="left">在这种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皇帝可能的选择是:一、降低目标：从“天下人”利益最大化，改为“集团”或“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也正是自秦始皇后历代君王实践的目标，自利化的政策底线是：民众的反弹不会危害到皇权的稳定。二、降低民智：以不同方式降低民众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一方面是选择性教化， 如独尊某术，对异端思想严厉打压；另一方面是不断神化或玄化皇权。三是依靠幕僚。幕僚必须具备管理上的专业能力，且忠于他的职责。为此可以获得高于其他被管理者的利益。这为“皇帝原型”下的管理实践创新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演变成了管理实践中的第二个原型：官僚原型。群体中具备较高智力和技能者找到了出路，而原本他们是最可能对抗和破坏皇帝原型的。</p>
<p align="left">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尽量君王们有多种方式来应对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大多数的皇帝仍因不堪使命和责任压力而陷于人格扭曲和精神错乱，看看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即知。所以，在第一个管理原型中，第一代管理者－君王，在某种角度看成了社会治理模式的牺牲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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