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有谜局

翻阅日历 发表于 2009-5-14 17:16:14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五四”不陌生，它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些话，贯穿了我们整个读书时代。不过，大部分人对“五四”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 　　 　　当我们在汗牛充栋的“五四”材料以及无数人的回忆录中寻找，企图重现90年前那个阳光灿烂、充满了青春和热血的日子的时候，却发现，我们所熟知的“五四”在各种交叉矛盾的叙述中变得模糊不清，在教科书的流畅叙述中组织得当有条不紊的示威游行，也变得混乱而充满了旁枝逸出的无关细节。 　　 　　各国使馆没有接待义愤填膺的学生，原因仅仅是当天是星期天，所有的领事馆都休息了；发生让人热血沸腾的火烧赵家楼事件，原因之一是由于领事馆租界规定不让学生通过，学生们迁怒的结果；就连“五四”的重要意义，也只是事后的总结和判断，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它只是层出不穷的示威运动中的一次。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就没有把五四运动看得多么重要。当时他正忙着在北京买房子，让绍兴的家人可以同来居住。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在他那几天的日记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傅斯年等人回忆中的五四运动，和周策纵笔下的五四运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五四运动，有着全然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每一种语境都有着自己对“五四”的流畅叙述。但是，就如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流畅平顺只是表象，历史的真实永远充满了种种不可知的因素和突发事件，也许一件极其微小的事情，就能够改变整个历史走向。当我们深入历史深处的时候，就像一根顺滑的头发，在显微镜下显示出了它长满粗糙鳞片四处分叉的真面目。 　　 　　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历史。 　　 　　最终，我们把自己的努力，转化为对“五四”中一些疑点的探寻。希望通过这些也许并没有结果的寻求，我们能够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游行学生们经过的五四大街，街头的树叶黄了又绿了，曾经的北大红楼依然矗立在原地。可是，当我们想要走进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它是离得那么的远。 　　 　　“五四”是一场组织严密的运动吗 　　 　　1960年5月4日，五四运动41年纪念日当天，胡适在台湾接受了电台记者访问，在谈及“五四”起因时，胡适这样回答：“五四运动，其实不是个运动，也没有什么计划……就是刚刚碰得巧在5月初，这消息（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被交给日本）才传出来，这个中国人不承认，为了这个缘故，那天开会，实在是抗议巴黎和会对于我们不公道的这种决定。” 　　 　　胡适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实质的计划。这并不确切！那天，由北京大学领头，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外集会，如此大的规模不可能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当时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1944年回忆“五四”时说过，“‘五四’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 　　 　　傅斯年对“五四”组织情况的形容最贴合实际：有组织但不严密。很多计划外的突发状况，让“五四”游行变数不断。 　　 　　游行日“五七”变“五四”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有两个不同观点的社团组织：新潮社和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平日少有联络，各干各的。但是，1919年4月底，从巴黎和会上传来的一些对中国不利的消息让这两个社团联合起来，新潮社的骨干罗家伦、傅斯年，和国民社的骨干许德珩、段锡朋，开始频繁地接触，商量要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天举行示威游行。 　　 　　然而，在5月3日晚上9点，当罗家伦从清华大学的纪念典礼上返回北大时，却得到了游行改期的通知，变成了5月4日，就在第二天。 　　 　　据罗家伦回忆，在3日那天，邵飘萍来到北大作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这才引起了晚上7点，许德珩等一班学生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开临时会议。所有与会学生群情激愤，甚至有的难以自控要断指写血书，还有拿着小刀要自杀的。所有人已经等不及5月7日了，于是临时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5月4日）进行。 　　 　　等罗家伦从清华回到北大，会议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而日期已经决定。罗家伦还埋怨许德珩，“说好我们在5月7日发动，而现在改了期，不是要把北大断送了吗？”原本罗家伦几个人策划的游行运动，以尽量不牵扯北大为前提。可埋怨归埋怨，大家的决议已无法更改，罗家伦只能跟着签了字。当晚会议，还推举罗家伦等三人为学生总代表，傅斯年为总指挥，许德珩为总领队。 　　 　　火烧赵家楼是计划外事件 　　 　　5月3日晚上的会议确定了第二天游行，却没有确定游行路线。5月4日上午10点，准备参加游行的13个学校的代表聚在一起开了个短会，临时确定了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过东交民巷，崇文门大街等商业热闹区，最终还回到天安门。 　　 　　中午时分，《晨报》记者驱车赶到天安门，发现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乎为学生团体占满，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学生代表对《晨报》记者说：“等大家到齐，我们便要游街示众，叫我们国民也都知道有这种事体。游街后再到东交民巷英、美、法、意各国使馆提出说帖，表示我们的意思。完后还要转到这里，开会商议善后办法。” 　　 　　当时北洋政府的步军统领李长泰来到天安门，希望劝阻学生去公使馆。学生代表向李长泰婉言道：“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李长泰取下眼镜，看了看传单后对学生说：“千万必要谨慎，别弄起国际交涉来了。”说完还嘱咐了警察几句，就坐车离开了。 　　 　　之后，学生排队，开始由天安门往南，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集体前进。许多西洋的旁观者喝彩，脱帽，或是摆动帽子来欢迎他们。学生有秩序地在街上游行，童子军和小学生也来加入游行队伍，帮着维持秩序。甚至连政府派来巡逻的警察，都没有看出学生有任何蓄意使用暴力的征兆。 　　 　　学生队伍来到东交民巷后发现，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已经把使馆区封锁了，不让游行队伍进入，学生只好委派罗家伦等几名学生代表去各使馆觐见公使。由于5月4日那天是星期天，公使放假，各使馆只是派代表接下了罗家伦们递上的说帖。 　　 　　这边罗家伦送着说帖，那边东交民巷等候的学生大部队已经等了近两个小时，本就饱含满腔悲愤，长时间的等待，再加上那天天气又很热，用《五四》一书的说法，便是：“此一心一德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 　　 　　于是，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开始躁动不安。 　　 　　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按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再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到达赵家楼的学生们已经完全失控，痛骂那些“卖国贼”已经不足以安慰大家受伤的心灵。不知是谁打破了一个矮些的窗子，几个学生争先爬了进去，把大门打开，更多的人冲了进去。恰巧那天曹汝霖、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在家里商议事情，曹汝霖反应最快，换了身警察的衣服从后院跑了，章宗祥跑得较慢，被学生堵在了房间里，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通暴打，几乎被打得半死。 　　 　　在学生们的进攻下，曹家到处是被打碎的装饰品、古玩，破碎的香水瓶。在集会时还能很好控制情绪的学生，此时已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罗家伦叫不上名字的两个学生，从身上掏出了火柴，点起了第一把火。 　　 　　这情景，让罗家伦五味杂陈，眼前的一切与他的预想是多么遥远。以暴制暴，火烧赵家楼，这并不在罗家伦这些组织者的计划之列。罗家伦曾对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但事情还是这样，出乎罗、傅等人意料地发生了。 　　 　　一拳打跑了游行总指挥 　　 　　在“五四”当天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素有“大炮”雅号的北大学生傅斯年。 　　 　　然而火烧赵家楼之后，傅斯年就从五四学生运动中消失了。一个游行的总指挥，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的人物，当然不会无缘无故地急流勇退。据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罗家伦回忆：“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 　　 　　这一拳就把游行总指挥给打跑了，主席只好另选他人，罗家伦不愿意做，换成了段锡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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