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1987

翻阅日历 发表于 2009-4-28 13:50:45

到今年的4月13日，蒋经国诞辰已100周年。100年，对一个人来说的确很长，可对历史而言仅是短短一瞬，而往往就在这一长一短中，天翻地覆，物是人非。蒋经国的100年，可说的事很多，他在1987年就台湾未来所做出的重大决定，影响尤其深远。 　　 　　蒋经国在1987 　　 　　1987年4月4日，蒋经国约见了亲信沈诚。 　　 　　沈诚当时是两岸之间的秘密使者，3月，他刚刚接受大陆全国政协的邀请，赴北京商谈。出发前，沈诚专程到台北秘密会见蒋经国，并接受了他的指示。 　　 　　沈诚在京期间，受到了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接见。杨尚昆托他向蒋经国转交一封信，邀请国民党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蒋经国约见沈诚时说：“我对于他们的来函，已仔细看过，大致上他们还是有诚意的，至于在时机上，他们好像操之过急。” 　　 　　但是时间不等人。 　　 　　1987年的蒋经国已经78岁，重病缠身。或许是感到时日无多，他在这一年做出了许多重要决定，这些决定，最终影响了台湾的未来。 　　 　　果然，蒋经国在1988年只挨过了13天。1月13日那天，他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最终不治身亡。 　　 　　蒋经国突然去世，台湾朝野哗然，因为不久前，“行政院新闻局”还发表了蒋经国“健康如昔”的新闻，而在病逝的前一天，他还到介寿馆上了半天班，中午又在官邸约见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谈了一个多小时的党务革新问题。 　　 　　众所周知，蒋经国最严重的病是糖尿病，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但是，这些是不是他的直接死因？ 　　 　　蒋经国去世后，糖尿病专家、台大的林瑞祥医师称，糖尿病与心脏病并发也不可能造成吐血现象，这让人们对蒋经国的死因充满了怀疑。当时的立法委员、如今官司缠身的吴淑贞还向“行政院”提出了紧急质询，要求对蒋经国的死因进行评鉴，以便追究责任，对民众有所交待。 　　 　　为了解开种种疑团，台湾《民生报》采访了“总统”医疗小组召集人、“荣总”医师姜必宁。姜必宁承认，蒋经国并非死于糖尿病，但是对于他的真正死因，似乎有难言之隐。“荣总”医疗小组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师，在接受台湾《新新闻》周刊时却说：“‘总统’过世的远因是糖尿病，近因则是胃的血管破裂；而胃血管破裂是由于胃酸增加；胃酸增加，表示‘总统’一定有烦恼。” 　　 　　假如这个分析成立，那么蒋经国生前到底有何烦恼？ 　　 　　被民进党活活气死？ 　　 　　谈到蒋经国生前最气愤的事，恐怕要追溯到1987年底的“行宪纪念日大会”。这是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露面。 　　 　　参加这次大会之前，蒋经国已经知道民进党会在会场有所行动。“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建议蒋经国不必亲自去现场，蒋经国说：“你要搞清楚，我怎能回避这些事情？”为了便于现场控制，“安全局”向蒋经国提议，把纪念大会移到阳明山楼或者政治作战学校，依然被他否决：“没有这种事，为了大家闹事，你就改地方，你说行不行？” 　　 　　此时的蒋经国，显然信心十足。他认为，台湾人民应该明白他推动“民主宪政”的决心，在现场不会胡来。正如台湾《雷声》周刊所说，如果不是蒋经国“这些年来极力压制保守派气焰，这些示威抗议的人，恐怕大多数早已身陷囹圄，因而深信这些人不会冲着他来，至少会在他致词后才会有所行动。” 　　 　　但是事与愿违。蒋经国现场致词时，刚一开口，民进党11位“国大代表”便起立大声抗议，高喊“国会全面改选”，箭头直指蒋经国。蒋经国表现得很平静，他做完简短致词后，便由他人宣读“总统”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只是，在离开会场前，蒋经国“特别转头深深看了看鼓噪的人群一眼”，马英九说，蒋经国当时的表情，给他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印象。 　　 　　回到官邸的蒋经国在上床休息时，突然问身旁的秘书王家骅：“当时的情形怎样啊？”王据实以告。蒋经国听后，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从这天起，他的心情一直不好，沉默寡言。1月10日，蒋经国突然对陪侍在旁的蒋孝勇说：“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灯尽油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3天后，蒋经国突然吐血，与世长辞。 　　 　　很多人认为，蒋经国实际上是被民进党气死的。2007年春，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以蒋经国当时的身体状况，“如果没有那件事，应该没有这样的意外发生。”可见，蒋经国被民进党气死一说，并不是空穴来风。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蒋经国所说的“付出”，在1987年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一年，蒋经国在台湾相继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人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马英九说，当年他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是，国民党高层更多更自然的反应，却是忐忑不安。沈昌焕曾满腹疑虑地向蒋经国进言：“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蒋经国说这句话的时候很平静。 　　 　　蒋经国对外表示要解除“戒严”的时候，多年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迅速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进党。按照惯性思维，情治部门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没有得到批准。蒋经国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7月，蒋经国正式宣布，解除台澎金马地区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完成了从独夫到伟人的华丽转身。 　　 　　从独夫到伟人，蒋经国的转变的确让人“惊艳”，但是，蒋方智怡却认为蒋经国没有变，他“年轻时就完全推崇民主……只不过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他身上所负的责任，不得不去做一些必要的事情，做一些调整。” 　　 　　事实上，蒋经国早年的从政生涯，确实与“推行民主”毫无瓜葛。他长期控制国民党情报系统，崇尚特务政治。退居台湾后，蒋经国仍然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台湾“政治强人”。 　　 　　但是晚年的蒋经国变了。这种转变，源自思想深处所受的触动，以及对台湾未来的深入思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 　　 　　24日，在严密的护卫下，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的一场午宴。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着走进酒店正门时，有两人突然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经国大扔传单。两人刚被制止，又冲出一个男子，在蒋经国身后不足10米的地方大叫一声“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然后拔出了手枪。 　　 　　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反应敏捷，他迅速托起刺客的手腕，子弹擦着蒋经国的耳边飞出。刺客没来得及开第二枪，就被警察用脚把旋转门死死顶住，夹在门缝里动弹不得。 　　 　　开枪者是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黄文雄。他的父亲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却在“白色恐怖”中被投入监狱。黄文雄对蒋氏父子怀恨在心，到美国留学后，他立即加入“台独联盟”，成为其中的一员。 　　 　　蒋经国有惊无险。当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他发表遇袭感言时，他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第二天，蒋经国接到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聊的歉意时还故作轻松：“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事实上，“4.24枪击事件”带给蒋经国的震惊，远比他在美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大得多，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经常在亲随面前自言自语：“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与其说蒋经国是在问别人，不如说是在扪心自问。 　　 　　自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20年的建设，把台湾从一个农业社会变成了一个工业社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蒋经国不明白，台湾人民还有什么不满足，非要用这种你死我活的极端方式来对待他？ 　　 　　“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最危险的遭遇，幸运的是，听到枪声的蒋经国第一反应不是打击报复，而是试着去体会台湾本省人民的心声。这之后，蒋经国迅速提拔和任用了一批台湾本土精英人士，台大教授李登辉，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了蒋经国的视野，并受到重用。 　　 　　但是，重用和提拔台湾本省人，并不意味着蒋经国没有传位于子的私心。虽然相对于父亲蒋介石，蒋经国已经开明得多，但是1985年6月，香港《镜报》仍然刊文称：“蒋经国传子，这是既定方针。” 　　 　　传子构想的破灭 　　 　　蒋经国和蒋方良生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以及长女蒋孝章。 　　 　　蒋经国对长子有一种特殊的期许和眷顾，但是，蒋孝文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典型。虽然蒋经国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要求也极为严格，但是，出生于“天下第一家”的优越感，让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成长，学业不精，四处惹事，结婚后，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酗酒的蒋孝文不仅自毁了前途，还把身体搭了进去。他曾经因为宿醉导致血糖过低昏迷不醒，后来虽然急救苏醒，但是脑部却因此受损，以至说话无法连贯，也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 　　 　　这样的蒋孝文，自然不能成为台湾未来的主宰，蒋经国痛心之余，转而把希望寄托在次子蒋孝武身上。 　　 　　在蒋家的第三代中，蒋孝武被认为是最有政治前途的。蒋经国对他的培养路数，与父亲当年对他的培养如出一辙。 　　 　　在台湾，最“通”天的就是国民党情治系统，控制了情治系统，就能给“最高领袖”提供机要情报，同时还可参与重大政治决策。1976年，蒋孝武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情治部门，之后还担任了党务、军情、宣传等部门的要职。为了避免兄弟阋墙，蒋经国还煞费苦心，安排三子蒋孝勇进入商界，经营实业。 　　 　　但是“江南案”的发生，彻底打乱了蒋经国的政治部署。 　　 　　1984年10月，加入美籍的《台湾日报》特派员江南，因为撰写《蒋经国传》时透露了不少蒋家的“秘辛”，在三藩市遭到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同时向新闻界披露，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江南命案，蒋孝武难逃干系。 　　 　　蒋经国和蒋孝武顿时成为千夫所指。 　　 　　虽然蒋经国立即下令逮捕涉案相关人员，要求“彻查此案”，并由“中央社”发布消息，承认“情报局”官员介入“江南命案”，但是舆论仍然揪住蒋孝武不放。蒋经国被迫无奈，在媒体上作了这样的宣布：“下一任总统，必然会依据宪法产生。”“经国的家人中有没有人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我们有没有可能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我的答复是：不能也不会。执政党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绝不会变更宪法。同时，也绝不可能有任何违背宪法的统治方式产生。”与此同时，蒋孝武被“流放”到新加坡任商务代表，以平息民愤。 　　 　　江南命案让蒋家子弟名誉扫地，蒋经国传位于子的构想成为泡影，这对他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并骂之为“蠢货”。但是，伤心失望的蒋经国也开始反思。1985年8月，“江南命案”结束之后，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 　　 　　事实上，蒋经国有意进行传子部署时，国民党内开明人士就很不满，台湾惟一担任过“行政院”、“总统府”、国民党中央三个部门秘书长的蒋彦士，是其代表人物。美国不赞成台湾地区出现“蒋三世”政权，蒋彦士的态度与美国一致，他违背蒋经国的命令，抵制了蒋孝武在党部系统的抢滩夺权。江南命案发生后，蒋经国想利用蒋彦士对美国的影响来化解美国对台湾和蒋孝武的疑虑，蒋彦士却故意对蒋的暗示视而不见。蒋经国一怒之下，将他踢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从传位于子到还权于民，蒋经国显然经过了一个思考和变化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曲折，但最终的结局让人不得不对这位曾经的“独夫”刮目相看。 　　 　　“向历史交待” 　　 　　进入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也许是感到来日无多，他开始在台湾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革新。虽然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多次进行过政治改革，但改革的决心和力度，远不能与这一次相提并论。 　　 　　1986年春节前，蒋经国向一位当局最高人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看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位高层人士不知其意，一时语塞。蒋经国说：“春节前后你不要上班了，希望你利用这几天好好想想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问题。”“前几个月我们被经济停滞所困扰，现在经济情势好转，军售问题也有了妥善的安排，军事科技更是进步显着，我们可以腾出手，在政治方面施展些作为。一年来连续发生‘十信案’及‘江南案’，显示出政治结构有毛病。” 　　 　　对于国民党自身存在的诸多毛病，蒋经国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 　　 　　1986年3月的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成为蒋经国推行政治革新的重要突破口，这之后，他在多种场合大谈政治革新，营造舆论氛围。这一年的10月，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了这样一番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为了保证政治革新的顺利实施，蒋经国首先在人事上做了安排。在国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委人选做了调整，4位新人进入中常会，他们都拥有高学历，而且支持政治革新。同时，蒋经国还从31名中常委中抽出12人，专门研究政治革新的内容和政策。 　　 　　经过深入研究和调查，12人小组最终确定政治革新的六大议题，那就是“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律化，革新党务以及调整各项政策。这六大议题，得到了蒋经国的首肯。他决定不惜以“个人的生死毁誉”，也要“向历史交待”。 　　 　　一位接近蒋经国的高层人士说，晚年的蒋经国有一种近乎“赎罪”的心态，而且非常急切。在离去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病入膏肓的蒋经国坐在轮椅上，为最后的政治心愿倾注最后一点心力。虽然阻力重重，但是甘之如饴。只是他没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却在1987年底换来了民进党的鼓噪和喧哗。 　　 　　蒋经国一定是伤心透了。他被推着离开“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时，最后一次凝望着主席台下鼓噪的人群，表情落寞而复杂。19天后，悄然去世。 　　 　　蒋经国也许想不到，他生前受到民进党的挑衅，死后却成为台湾人民心目中“最完美的政治人物”。他去世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即使今天，在“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蒋经国始终高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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