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何时有自己的管理学家？

林帆发表于 2008-6-19 13:38:30

中国管理—在改革开放30年中，究竟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反思。因为环顾中国的管理学界，竟然没有一个能真正被称为管理学家的人，至少没有公众公认的管理学家。那么，未来中国有人有潜力成为管理学家吗？他们是谁？ 寻找中国的管理学家
　　1.30年里的3个标杆人物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句话激励了中国“智识阶层”数千年。在探索管理的30年中，诞生了三个标志性人物： 　　1978年，鲁冠球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并悄悄搞了产权改革。30年后，与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绝大多数人几乎萧条殆尽，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却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式企业。 　　1978年，绰号“何管理”的何光远，由于锐意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使得政府急切希望他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整体企业改革的普遍经验。于是，何光远走上领导整个机械行业变革的道路。 　　1994年以“知天命”之年出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以“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提出了跨国公司中国“本土化”的“双赢”概念。 　　正是无数像鲁冠球、何光远、赖炳荣一样的企业管理的实践者，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通过引进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 　　问题是，在今天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面前，中国企业与管理理论之间依然“供需不平”。鲁冠球、何光远和赖炳荣只能拿出管理战绩，却没有体系性的管理思想来供给更多的中国企业复制和模拟。相反，同为企业家出身的美国的韦尔奇，在其退休后，管理方式也开始出现与时代局部的不符处，但依然是中国企业领导人案头上的战略思想的供应者。 　　2.伪管理大师更像“管理超男”
　　号称中国管理大师级的人物究竟有多少？粗略算来，不下50人，他们包括：余世维、曾仕强、江广营、高贤峰，等等。 　　这些人资历如何？余世维系哈佛大学博士后、牛津大学博士后；曾仕强则为英国莱斯特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杜鲁门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台湾智慧大学校长。我们试图从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余世维身上去找答案： 　　余世维具备了作为管理大师级人物的必要学历、履历准备。他曾任日本航空公司台湾区副总经理、雅丝兰黛化妆品公司驻美副总经理、泰华土地开发公司(泰国)总经理等职位。研究方向涉及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到生产物流、财务管理，从企业战略制定到方针目标的量化实施。出版了包括《赢在执行》、《职业团队化》等十多本管理专集。余世维的管理教育有一条很清晰的脉络，就是把西方管理各种理论洋为中用、信息升级，并适时引进和导入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为中国企业所用。说白了，余世维是扮演着“管理超男”的角色，以管理教育为由谋取私利。可以说“余世维产品”尚不如著名企业家、方太厨具董事长茅理翔。 　　茅理翔被誉为“中国现代家族企业卓越管理模式开拓者和倡导者”，其在开放30年中期的1996年创业方太，并立志要探索出本土的管理之路，著有《飞翔的管理》、《飞翔岁月》、《管理千千结》等著作。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管理的核心是激励，这与美国管理学家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指出的“企业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不谋而合。 　　做企业的茅理翔和做学者的余世维相比，管理实践方面虽然各有倾向，但是如果说他们影响了一代企业家，却未必那么牢靠。那么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原因使中国没有诞生出彼得·德鲁克、詹姆斯·柯林斯，甚至杰克·韦尔奇？ 　　类似于BCG矩阵，还有7S理论，很多是由中国的大学教授和学者首先翻译出来。但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们并不以给企业做好咨询服务为主要目的，翻译作品、解释理论是他们惟一的任务，与企业有着严重的脱节。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管理指导，这样大学教授和学者就成为他们的战略指导，而大学教授和学者在热捧声中就扮演了管理大师。 　　而很多中国的管理咨询公司又过于急功近利，总希望一夜间成就一个品牌，包装出一个500强，只晓得“大投入”、“大炒作”，结果是成本无限提高，营销策略的同质化现象严重。 　　期待中国的管理学家
　　那么，我们的邻国日本能涌现管理学家，是什么原因？中国与之相比，差距在哪里？ 　　管理者诞生于企业。日本既诞生优秀企业家，同时也诞生管理大师，虽然人数不多，却有足够影响力，而韩国有优秀的企业，却没有诞生伟大的企业家和管理大师，与中国相似。日本的管理人物分两类：1.企业家与管理大师的双重身份。2.世界管理大师。双重身份的代表人物是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 　　其实日本的管理历史可追溯到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这个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人对日本企业的管理发展有三大贡献：开创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提高企业家的地位、创立“《论语》算盘说”。“《论语》算盘说”将中国儒家的道德精神与日本的经济活动合而为一，认为“义”是企业通过其正当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谋福利，“利”是社会获得企业满意服务后以利润形式给予企业应有的回报。后来的实践者正是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 　　但是有趣的是，在诞生众多世界级企业的日本，至今只诞生了一位世界管理大师—大前研一。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的大前研一，是少数获得国际肯定的东方管理大师，对于企业经营管理及策略规画有精辟而独到见解，他在《看不见的大陆》这本书里概括了新经济的四大互相影响的特征—有形、无国界、数字科技和高效益成本比，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战略。 　　有形、无国界、数字科技和高效益成本比—这类管理核心在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等人领导的企业中，实际上已经成为治理企业成功的集体应对战略意识。 　　那么，和日本能够出现管理大师相比，中国管理的差距在哪里？ 　　缺位待补。日本的企业历史比我们长，并且在吸收西方管理思想中，坚持本国意识，另外管理科学产生于企业，而不是独立的本本课程。 　　1980年代初期，大量日本公司如东芝、日立和索尼等相继进入中国。其中尤为重要的还有一套《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中国很多著名的企业家在讲到自己的管理思想时，几乎都承认曾受到松下幸之助的影响。 　　比如张瑞敏最初治理企业的第一个学习对象就是松下幸之助，后来海尔的管理经验基本都脱胎于松下、丰田、索尼等企业。张瑞敏曾经说过去海尔的管理思想来自日、美，即使今天集团已经创新出新的管理方式、模式，但都只属于海尔过去的管理实践，而中国企业实在需要更多的本土管理理论和大师。 　　他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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