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位苏南农村企业家的成长史
分析乡镇企业的成功或失败，始终也绕不开人的因素，尤其是核心人物的因素。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是创业"闯"出来的，是由市场在长期的实践中选择和认定的。当然，也是企业家本人对自身价值的展现和自我肯定。企业家的价值观和经营思想是企业的大脑和灵魂。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是企业的"第一推动力"。而企业家价值观和创新能力的获得与其特殊的阅历有关。这种来自于实践的企业家素质和企业家精神可以达到千锤百炼，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旧苏南模式中，政府的越俎代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没有独立的企业家而造成的。现在，企业家上天安门城楼、进人大会堂，电视上有图象，广播里有声音，披红挂彩，扬眉吐气，成了我们这个经济社会的主角和时代的新宠儿。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社会地位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商人上马路甚至不许走到路中央，只能紧靠路边走。新中国成立后，城乡社会二元分割，"农民"意味着二等公民。由农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更有革命性的意义。由农民成长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更是耐人寻味，值得我们专门研究上一番。
吴栋材是"苏州首富村"--张家港永联村的党委书记，年销售收入27元的江苏联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栋材是1935年生人，从吴栋材这一个年龄层的企业家的各种经历的连续记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尤其像吴这样，一个年轻时在体制外不断游走的人，独立，沉着，个人阅历和体制环境双重因素造就"反叛、创新"性格。吴栋材丰富、奇特的生命历程和生活道路在苏南乃至全国农民中也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其生命中事件的细化分析，特写的细节过程，不仅可以认识和解剖农村企业家的形成过程，亦可进一步破解永钢一类的乡镇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迷底。
一、黯淡的少年时光
吴栋材祖籍苏北海门，祖父辈迁居老沙锦丰，父亲再由锦丰迁居新沙南丰华丰圩（成陆于1935年）。父亲吴天宝是沙民出身的农民，但不是一个纯粹的土坷垃，善烹饪，长年给别人家烧饭做菜。一家人租种的沙田就是从父亲常年给做饭的兆丰大沙棍李文庆那里租来的。吴的母亲得病早逝。吴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兄妹9人，吴栋材老大。
吴栋材回忆：
我在乡间士绅的私立小学上了四年小学。我是老大，家里租种地主的10亩多地，田主要是母亲、祖父在种。父亲在外面给人做饭。家里穷，劳力少，四个弟弟妹妹，我只好辍学回家帮母亲干农活，带小弟妹。
1949年，我母亲操劳过度，病倒了，实际上是发高烧，昏迷，说胡话。但那时的农村愚昧，以为鬼魂附体，为救母亲，花钱财请来神汉捉鬼，冷水喷，扫把打。病人已被打得叫喊，折腾了一天多，竟死了。
常言道，人生有三悲：少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还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人生中的一悲一苦都让我遇上了。解放后，家里分了地，14亩半，但地薄，灾害多，1951年又发了一次大水。日子还是没法过。族里有亲戚在上海开铁器小作坊，我、父亲、老三、老四一起到了上海，他们借了点钱先回家来，我学打铁、挣钱、还债。
这一段小铁匠的经历，在今天看，倒是有点缘分。我1984年搞上了轧钢，对于钢铁这东西不陌生、不害怕。如何在材料与成品之间精打细算等知识也就是从那时来的。如从火花来辨别钢和铁。烧过摄时1200度，炉膛里的火花是蓝颜色的；铁的温度高只会化成水，钢的温度不能太高，高温脱炭，会散成颗粒，打制成的东西像鱼籽；淬火也看火苗，钢温过高，应适当冷却一下再淬火。搞上轧钢之后，我觉得这种工业有分工、协作，有流水线，规模扩张较快，很过瘾。
上海回来，1952年我已17周岁，朝鲜半岛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热血男儿参军去！当然，还有最实际的，我去参军，家里成了军属，10多亩地政府会组织帮种，家里的日子肯定会好过些。所以我连我父亲也没有商量就报上了名。当时没有想到崇高理想，远大前程，这些还顾不上哩。
52年12月份下旬参军，53年6月下旬到60军，加入了野战部队。同年8月部队接到作战命令，8月1日先到敦化，后到通化。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停战谈判，三八线南北分治。但局部战火还在燃烧，停战后我们还打了7天，我们一直打到最后。
7月26日早晨，大部队撤退时，我们被敌人包围，敌兵从100米左右的距离向我们逼近，我们奋力突围。在过一条河时，河底不知是电缆线还是什么东西绊住了我的脚，一发炮弹打过来，我就昏倒了。抬到医院发现，双腿被四块弹片击中，右臂被子弹打穿，右手的半边不见了。全身7个地方留有弹片和子弹，伤得很重。
1954年2月份伤愈归队，那时只想回家，但人在军中，身不由己。54年8月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步兵预高学校"，54年8月-57年8月三年专门学习，这个学校办得很正规，三年的封闭式学习对我很难得。可能是出于对读书的渴望，也可能是我的勤奋，成绩一直不错。全校1500-1600个学生，我的学习成绩很突出。1957年3月，我在军校入了党。
1957年下半年，部队在彭德怀同志主持下进行正规化整顿，因为我身有伤残，不能进入高一级部队院校，组织上动员我转到地方。我是新党员，听从组织安排，第一个离开学校。7月底、8月初回到老家，复员到了地方。当时我真是想不通。和我同期的学员，大部分进入洛阳步校深造。和我同样有伤残的学员，软磨硬泡，后来一部分进了北京邮电学院，一部分进了苏州铁道学院。
后来，我被安排到南丰中心小学带课半年。1958年大跃进。毛主席有一个指示，把农业大学办到农村去，交给农民自己办。春天，南丰镇成立"万斤大学"，领导指定由我筹建并担任校长。59年12月万斤大学下马。59年我被招工，两口子带着大孩子到无锡砖瓦厂保卫科当干事。没房子住，搭了两个帘子，这期间又添了一个小孩，生活很艰苦。62年10月精简城市人口，政策规定，城市工人凡家属在农村者，必须全部下放。我成了"下放工人"。
62年回来后，我和我弟弟到福建那里去过一次，从这里收些土布鞋到那里去卖，赚了一些钱。卖了布，他去厦门买了香烟、手表等准备带回再卖出去。我们还上山砍了一些毛竹片托运回来。63年以后，原来的1队地基小、房子小，我到2队去了（1999年5月25日谈话记录）。
二、三十功名尘与土
关于吴栋材复员到地方的情形，他老家14大队的邻居，万斤大学学员，年纪与吴栋材相仿的赵金娣至今还记忆犹新。1999年7月1日下午，在永联村党委副书记陈秀英的陪同下，我们找到了这位慈眉善眼的老人，她回忆：
吴栋材的爷爷我还记得，是个种田人。吴栋材的父亲也一直是生产队长，脾气暴躁，社员们都有点怕他。
吴栋材当兵后，家里的境况改善了，有了后妈，后妈到吴家时带了两个儿子，来了后又生了一男一女，这样，吴一父两母，兄妹九个，七男二女。吴栋材当兵回来时带了点钞票，但统统交给了后妈，供两个弟弟上大学。吴的后妈很能干，也很贤惠，是出了名的，他们几个兄弟成家都是在后妈手里办的。他们的亲妈去世早，但后妈来了以后家庭还是很完整的。那时，没有买的鞋，都是手工做的。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底薄，他们家仍然是队里最穷的。
万斤大学是吴栋材一手筹建的，教师共三四个，还有从省里下放下来的党校讲师。吴栋材当校长，教语文。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搞深翻，挖两三米，太深了，层层铺草，层层下种，一亩地播下去120斤种子，但万斤目标还是达不到。
吴栋材刚从部队回来时，吴的舅舅给他从锦丰老家介绍了邻居姑娘陆汉琴。陆汉琴也是一个很有个性、泼辣能干的人。陆汉琴现在纯粹成了一个家庭主妇，脾气和善，典型的贤妻良母，这也是环境给磨出来的。
吴栋材62年从无锡下放回来，情况可惨了。原先的老住宅拆了，房屋的材料在大跃进中修望虞河时用掉了。吴栋材重新安家是政府给赔偿补助的500斤芦苇。他这个人对命运的安排不安分，而且，想到了就干，千方百计地干。一些事，别人想不到，别人也不敢干。他真不容易，本来是1队的人，当工人下放回来时1队的家拆了，把家安在2队，当了2队队长，5队的"三只角"多，又派他去5队的。
70年代那个时候，好象村上支书的任命要由县里组织部来考察，很严，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他是公认的能人。（1999年7月3日与赵金娣、陈秀英谈话记录）
关于吴栋材从无锡下放回来后的情形，吴只是简单几句话：
高压政策之下搞长途贩运，肩扛手提，行踪神秘，家里人也不知我干什么去了。坐拖拉机、水泥船、自带一点冷菜。走南闯北，风险也很大。（1999年5月25日谈话记录）
原14大队支书，70多岁的陆士清对吴栋材的评价是：
当生产队长时，喜欢跨大步。五队当队长时就挖鱼池。喜欢到处找关系，如与县里的关系。蛮会动脑筋。
这个人斗争性强，六亲不认，不买帐。跟形势紧，能团结一帮人。有吃苦精神，挖河泥，割青草，样样都干。
他在低潮的时候办起的钢厂。"人家不搞，我搞"，供销社派了一帮人，这帮人会经营，会管理。他会用人。
他当生产队长时没得吃，没得用，过年来找我，我安排他老婆在村子彰绒厂做工。那时生产队长比社员一个全劳力多拿10%的工分。年年搞"四清"，群众代表查生产队的帐，每年查几次。看仓库的、看场的是群众推选的，队长管不住，不像现在当官，能多拿多占。社员还可搞私人副业，队长没有时间去搞。所以他很困难。（据1999年7月2日调查采访笔记）。
陆士清是十四大队的老支书，也是吴的顶头上司。我在调查中了解到，吴从部队回来时，面临的最大尴尬是再次融入农民和农村传统生活的困难，他对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生产安排不时提出意见。或许吴提前听过天气预报，或许因为拥有更多的知识，在农业生产中常常能提出一些更好的想法，然而却只是遭来"不谦虚"、"骄傲"、"目中无人"的责难。吴栋材后来说："14大队支书保守，教条，捆得太死，冲突不少。我的党员转正屡次通不过，转正拖了4年。"
笔者曾专门费周折查过吴的个人档案，这份档案充满滑稽。在他不多的档案记录中有两份"自我检查"：
1958年11月9日的检查中写到：刚下乡，不安心，有急躁情绪。如：①工作作风生硬、粗暴；②骄傲，目中无人，吃尽了"不谦虚"的苦头，不尊重工农干部；③个人主义，个人呈英雄；④爱虚荣豪华，购置了脚踏车，给妻子买了红头绳，结婚花掉100多元。
1963年3月20日的一份检查写到：
我1961年冬从无锡砖厂回来，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缺乏艰苦朴素精神，被个人发家思想冲昏头脑，利用自己外边情况熟的条件，走资本主义个人发家之路。
1961年寒天贩石灰10吨，亏本80元左右；1962年前后去福建4次，走时带棉布、现金，来时带香烟、糖精、手表等，亏掉680元左右；1962年底去兰州，带去棉工呢17丈，换水烟1100块，没运回，放在兰州李国均家，亏掉180元；贩空心砖因运费高昂，亏损自行车一部，人民币350元，只剩砖600块左右，前后共弄掉人民币1200元。
我深刻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这条路走不通！
检查人：人民的罪人吴栋材盖章：血印
吴栋材是否如他检查中所说的那样狼狈，根据我后来的调查，完全有可能，因为外部政策环境因素高度不确定，没收、扣压、罚款、抓人等情况都随时可能发生。从调查中我了解到，那时的吴确有一段债务缠身的日子，一些亲戚躲他。这段困难日子里的援助和抛弃给吴栋材日后都留下了深刻记忆和刺激。
吴在从14大队来永联之前不断游走，角色变换不定，讨过饭，做过小手工业者，当兵打仗，在军校接受正规教育，进国营厂当工人干部，搞农业、抓副业、做生意，跟着运动走，直到掌管一个偏远小村，自己亲自办厂，闯下一片天地。细细说来吴栋材的职业竟经历了乞儿、铁匠、军人、功臣、军校毕业生、小学教师、"大学校长"、城市下放工人、生产队长、贩子、"革筹会副主任"、副业大队长、工作组长、村支书、珠宝商、轧钢专家、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诸多变更和转换。
马嘉华曾于1959年-1962年任南丰镇党委书记，他对当时那些不大本分的农民有一个简单的分类：
1、有右倾思想的"下放"干部和工人。2、有科学知识文化的人。3、见过世面的人。4、能工巧匠。5、历史上的小商贩。
在大的政治压力和不正常政治气候下，这些人搞点副业，小作坊，三产等等，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每时每刻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当时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主要是整这部分人。吴栋材也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
这些人最早认识到要搞商品经济，不安分，能折腾，是苏南农村搞商品经济的火种，是日后点起苏南乡镇企业大火的火种（据1999年9月19日与马嘉华谈话记录）。
三、作为企业家的成长印记
在吴栋材的传奇般丰富阅历中有三个因素似乎对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吴栋材以及今日永钢传统之形成都有特殊重要的影响。
一是军旅出身。
军旅背景有助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或许有这样两个因素：其一，军人们善于使企业高度组织化，有个人权威，管理严格，下级服从上级，领导坚强且有效率，说话算数，敢立军令状；其二，军人们能打硬仗，肯吃苦，这在生产型企业粗放式经营时产量、质量攻关中更显优势。
吴有一大批战友遍布华东地区各行各业。众多战友是吴栋材日后在永联村创业和永钢集团发展中很重要的社会关系网。永钢集团第一个驻外办事处"杭州办"即是得力于吴的战友浙江物贸中心主任的支持。再如无锡二建的经理蒋廷根。永联村曾多年在他的工地集体打工，为永联办小工厂、铺底子起了很大作用。1984年村里办钢厂时，吴也找蒋廷根商量过，并从他那里买回了几个三角形屋架。而吴栋材的军人阅历也是一种潜在的资本或资源，容易取得人们格外的信任与支持。如与无锡拆船公司王庆年的合作。同是军人出身的王庆年非常欣赏吴栋材干练、爽气、吃苦、说话算数的工作作风，正如王庆年后来总结过的：我们公司与其说是发现了一个合作项目，还不如说是发现了一个值得合作的人。吴的身上至今揣着三等甲级军人残废证，他为自己曾是一名军人而自豪。
二是"下放工人"的特殊经历。
"万斤大学"结束后，吴栋材到无锡砖瓦厂招工当工人。因为吴文化程度较高，又是军人出身，当工人不长时间就被调到保卫科当干事。在这里吴栋材干上了工厂内部的保卫、治安、破案等工作。吴栋材后来认为，他这时所接触到的已是正规意义上的工厂，不同于少年时代曾经干过的铁匠铺子。1961年下半年吴又被调到同一系统的无锡石灰厂当工会主席。无疑站在工会主席的角度，从工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企业管理又有另外一番感受。
"下放工人"与当地乡镇企业的关系，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杜海燕在《乡镇工业的增长因素》一文中，对小三角地区"能人型"经济的考察发现，"在早期国民经济调整中从城市返乡的工人，往往成为乡镇企业的创办人和技术人才。以后随着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则同城市企业建立起正式的技术协作关系。"简·斯维纳、潘承芬在《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一篇文章中，对地区人力资源和技术在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得出结论说："无锡和南海的乡镇企业都从60年代和70年代返回农村地区的工人那里获取大量的原始技术力量。这些人不仅带回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技巧，而且带回了他们的关系网，这对以后乡镇企业扩张时期能够获得市场信息和其它援助极为重要"（以上所引均见林青松、威廉·伯德《中国农村工业：结构·发展与改革》，第53页、第93页。）。顺便指出，苏南乡镇企业产生德过程中，与"下放工人"起过类似作用的还有"上海知青"。文革结束后，一大批在外地落户的上海知青都想重返上海，但进上海不易，一些人退而求其次，设法调到了临近上海的苏南各地。这些人在大上海信息、技术、协作项目的辐射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吴栋材青年时的挫折和坎坷经历，使他对国家宏观政策有了深刻体会。党的领导人一时的决策失误，会给多少个家庭带来灾难性后果，虽然事后会形成一个决议，会有一个说法，但作为个人却永远无法弥补损失。吴从部队回农村后大学梦破灭，做工人又被突然下放，命运竟如此不济。尤其从无锡下放后，家里两个小孩，老家没房子，甚至没了宅基地。但这一切吴栋材个人都承担了下来。经验靠诉自己：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梦自己圆。而这句话成为吴栋材终生信奉的格言和座右铭。
三是"不法商贩"的经历。
在苏南农村，吴栋材算是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他屡挫屡奋，左奔右突，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但他碰到的是僵硬的体制、高压的政策、凶险的政治运动，左倾而又封闭的社队基层干部。
在计划经济年代，几乎一切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实行计划供应。粮票、布票、购货券等票证都按城乡居民身份和级别待遇的不同定量定时定价供给，手续烦琐、死板。那时，流通领域有两个专用名词："走后门"、"投机倒把"。直到1980年代中期，"搞活流通"、"放开市场"、"鼓励长途贩运"之后，"走后门"、"投机倒把"的说法才逐渐从经济生活中淡出。
"走后门"不犯法，几乎是合情合理的，"投机倒把"犯法，存在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又是一件极为辛苦的工作。通常的做法是肩挑，手提，背扛。长期的地下商贩生涯，通过交换和辛勤劳动来获取利润的观念几乎已深入到了吴的骨子里。吴栋材刚来永联时就是村支部书记，商人，厂长三位一体。
农村"经济精英"们这些年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从最基层体制内的叛逆者，体制外的游走者，到能人，到农民企业家，再向现代管理者过渡的过程，有些还成了社区领袖。当然，这是时代选择了他这样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就不安分，既能感受到政策威力，善于审时度势，用活政策，又有敏锐的市场感觉。这部分人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是正在成长的农村中产阶层。
（作者：新望，文章来源：文化研究）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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